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宝鸡县曾发生过一次轰轰烈烈地“交农”斗争（又叫拥城门，拥衙门），在当时震动很大，影响颇深。所谓“交农”就是农民为了抗粮抗款，向官府上交各种农具，这是农民反抗官府压迫的一种形式，目的在于豁免粮款。为了征集这一史料，曾先后走访了健在的、亲自参加这一斗争的郑怀瑞、张枝棠老人。根据他们亲身经历与目睹的情况，记述于后：

旧社会政治腐败，军阀混战，土匪蜂起，独霸一方，谁来就是谁的天下，随意派粮派款，苛捐杂税没完没了。民国二十一年年馑，天旱千里，赤地无收，农民没粮吃，粮款还照常摊派。例如第十三区，地亩一石粮，官府征收粮银四元五角，但层层摊派到农民头上就成了十五元。平时官府每年收粮秣一至三起，民国二十年收粮秣十三起之多，苛捐杂税压得农民抬不起头，直不起腰，贫苦交加无法生活，乞讨逃荒，饿殍遍野。

正在这时，听说渭南、咸阳、周至、岐山等地爆发了农民“交农”斗争。这个消息传来后，农村中纷纷议论，成了导火线。官府横征暴敛，官逼民反。宝鸡县“交农”以前，曾发生两次散干粮（用馍传递事情的一种形式）的事。据说开始第一个散干粮的人，在干粮内夹上纸条，上写有字，内容大意是年馑大，粮款重，少吃缺穿，活不下去，起来反抗。这个事弄不好，被官府发现是要关押、砍头的所以采取了秘密的办法，由发起人把烙好切成若干个小块的干粮夹是纸条，偷偷放进其他人家头门“锁关窝窝”（即插门的地方）。当人们发现自己锁关窝窝放有干粮时，就又立即烙干来，夹上同样内容的纸条往下传。后来给它添上了迷信的色彩，说是接到干粮不传，即有大祸临身的危险。人们为了“消灾避祸”，再困难也设法烙干粮往下传。不识字的光传干粮，不夹纸条。除此之外，也有用鸡毛转帖的。

据郑怀瑞（宝鸡县周原乡营子头村人，现年七十三岁，离休老干部）说：民国二十一年三月某天晚上，我就亲眼看见传来的鸡毛转帖，我村乡约寇东才通知我，让我负责营子头北社，集合队伍明日带上农具上县“交农”。天不亮我就把人集合带到指定的集中地点——王家村弥陀院。我们到后，西半区遵义、善庆两里（注）领头的吕清海向群众讲话，他说：“我们等东半区的人来了向县城出发，要守纪律，听从指挥。”等了一会儿，来人报告说，东半区领头的岳端端（慕仪乡第五村人）领着队伍向魏家崖走了。我们就拿着叉把、扫帚、牛笼咀等，拥向宝鸡。阳春三月，风和日丽，人们走得直流汗，到底店休息一会，又继续向前走。我们第十三区共五个里，去了约九千多人，沿途各地农民纷纷响应，也拿着各种农具随同我们拥向县城。到达宝鸡县城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东城门紧紧关闭，愤怒的人群吼声如雷，口号声，打门声，呼喊声，震天动地。城楼上的警察，荷枪实弹，对空鸣枪吓唬，窥视着怒不可的农民，更加激起了义愤，“交农”的人们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第十三区王家村黄忙武的父亲，年逾花甲，银鬓白须，他脱去上衣，手拍胸膛，挺立于群众的最前列，让警察朝他打。还有十几位年迈老人用头撞城门。晚上，围城的群众，把扫帚等农具点燃着，呼唤：“不开城门，我们就用火烧”，此时吼声响彻云霄，城外火光冲天，县府官员龟缩城内，不敢开门出城回答。第二天第二区约两千多农民也赶到县城，城郊农民也参加了这一斗争，市民纷纷声援支持。围城群众约两万人左右，县城周围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古云：“人心齐，泰山移”。这次斗争一直坚持了三天。第三天宝鸡县县长牛庆誉，怕越闹越大，不好收场，迫于无奈，请商会会长高希齐，绅士刘茂轩等出面调停。他们站到城头上说：“大家到东会场集合，今天给你们答复。”遂即开了城门，十多个身穿长跑大褂的“大人物”向大家自我介绍。然后他们欺骗说：“县长去西安开会，你们有什么要求和条件请留下，我们负责给县长转达，保证给你们解决问题。”这时蜂拥而上，几个领头的和年迈老人们气愤地说：“年馑这么大，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天又不下雨，政府不顾农民死活，里长、差人天天催粮要款，急如星火，绑人打人，逼得我们活不下去，只有饿死这一条路了。今天我们来把农具交给县长不做庄稼了，全叫饿死算了。要粮没有，要命一条。不豁免粮款我们就不回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和条件。”他们出面调停的几个人，面面相，无人敢于答应，只得灰溜溜的派人回城禀告县长。县长牛庆誉召集官员商议后，仍由出面调停的高希齐、刘茂轩等人向大家宣布：“经电请县长答应豁免民国二十一年这一年的粮款银子，请乡亲们回去。”老百姓听到免纳粮银的消息，就不再闹了，遂之纷纷散离回家，这场斗争就结束了。

“交农”斗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农民群众反抗官府的顽强精神，打击了官府的嚣张气焰，在当地广大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史料是根据郑怀瑞张枝棠等同志口述综合整理而成。）

注：“里”：是旧政权乡镇机构名称。日过去的十三区就有五个里，现在分为千河、慕仪、周原三个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