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在宝鸡的活动情况

杨志斌  俱志青

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部队，为配合党中央北上抗日，牵制蒋军兵力，粉碎敌人的堵截计划，曾在宝鸡县的终南乡（1952年划归太白县），鸡峰乡等秦岭山区，开展游击活动。为了征集这一重要史料，本会文史调查组访问了当时知情者付宗杰、王培仁、安生录、王世英、柏耀等同志，经他们回忆、座谈，现综合整理如下：

红军从靖口到终南地区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农历二月间，红二十五军由留坝县的江口到凤县靖口，当时靖口联保主任杨树依（当地人，曾任伪营长）早几天听到红军从江口有北上的消息十分惊慌，于农历二月初一，即派人打探消息。红军逮捕了到平木等地的侦探，直到初二拂晓红军到达靖口时，杨树依因得不到消息，还在赌钱，民团被红军全部包围。联保主任杨树依、县催款委员马殿保（凤县人），大财主胡九思（靖口人）均被抓获。在打垮敌伪地方武装后，红军访贫问苦，看到当地群众生活困难，即将地主柏作栋、李树棠、柏恒春、胡九思四家的粮食分给群众，并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对有罪恶的杨树依、马殿保、胡九思等人进行了斗争。红军在靖口还散发了传单、刷写了标语，内容大致是：“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两天后，红军从靖口出发进入宝鸡县终南乡，经强里、七里川、上店坊，到达庙峪河。时已天黑，红军吃过饭，稍作休息，得知国民党军队尾随追来，即迅速出发，踏着一尺多厚的积雪，冒着刺骨的寒风，到达三角石，在这里处决了杨树依、马殿保等，后又翻越到观音庙、摆脱了敌人，继续向西进发，沿西马峪沟经化川、过清水河到水牢。水牢山峡地险，石砭下有深潭，仅能走人，红军只好丢下了一匹马（后来这匹马被八鱼姚家沟杨生荣牵回后又被乡公所郭天俊抢去），过了水牢翻过冻山，顺水蒿山向陕南走去。

这是红军第一次在宝鸡县境内的活动情况。这次红军镇压了当地土豪劣绅，帮助穷困群众、在深山之中顶风冒雪、艰苦战斗的情景，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群众说，国民党宣传红军是土匪，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害人民横行霸道的土匪，红军是替穷人打天下的，是我们劳苦百姓自己的队伍。

红军在咀头击溃张博轩的民团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农历四月十七日，红二十五军由洋县的华阳镇来到桃川（原属岐山县现归太白），把桃川万志忠的民团包围在街上一个大院子里，除少数残部乘天黑逃往山沟中，其余之敌被全歼。当晚，一个名叫王金召的小贩（强里川人）跑到咀头镇，将红军到达桃川歼灭民团的情况，告知宝鸡县保卫团第四分团团长张博轩（又名浪亭，宝鸡县周原第一村张家人）张听后十分恐慌，连夜将所带三十多个团丁，暗暗移至咀头街北边的李家沟。翌日清早，红军直进咀头街，此时张博轩心怀鬼胎，带上几个团丁，到街上打探消息，被红军发现，张顿时张慌失措，和同去的几个人狼狈逃跑，企图钻入牛家沟。跑到寨子弯口，被红军包围。张眼看走投无路，便用枪自毙，所余团丁即缴械投降。红军当即解散了民团，在咀头街内的山西会馆里，将所获的坏枪支全部砸碎，胜利完成了消灭咀头团队的任务。

凤县伪政府闻听咀头有红军，即调出地方团队麇集靖口，由队长黎彦成负责，企图阻止红军前进，到处设防，派人打探消息，但红军迅速挺进靖口，包围了黎部，农历四月十九日拂晓，在赌场抓获了黎彦成，于当日上午十时，召开群众会，宣布了黎的罪恶，即在焦家山镇压。同时分了地主老财的衣服，由于前次红军曾到过靖口，群众了解红军的政策，因而人心安定，集市照常营业，红军对工商业者，采取保护的政策，买去的商品一律按价付款，损坏的照价赔款。有人不在的，写一条据说明情况把钱放在一定地方，群众回来收到钱，十分感激。为了不打扰群众和店主，红军当晚露宿在街道房檐下，住了一夜，向黄牛铺方向进军。

此次红军在咀头等地活动，长达两月之久，打垮了驻桃川、咀头、靖口的民团，牵制了驻宝鸡的国民党军队，对敌伪政权震动很大。

红军在八鱼西原的活动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农历五月间，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一百多人，从水蒿川越过秦岭，到鸡峰山，经过燃灯寺、黄家山、杨家山，过清水河，从庵里到八鱼的西原。到达的时间是农历五月初一，农村人吃早饭时。红军到达后，驻西原高地佘家山的小村庄，村里约十四、五户人，南靠秦岭，东、北连景家沟，西边有清水河，形势极为险要。

红军到达后，首先宣传政策，解除群众顾虑，张贴标语，内容有：“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打倒恶霸地主、土豪恶绅”! “开仓济贫民、清算和斗争”号召群众起来革命。

长期以来，地方上土豪劣绅与官府互相勾结，横征暴敛，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和剥削，农民生活极端困苦，群众胸中燃烧着反抗的怒火。农民渴望见到天日，但红军到后，一些群众顾虑重重，心情紧张，究其原因，是反动派的宣传，国民党军队的乱抓人，牵牛背包袱的坏影响把群众吓怯了，红军了解这一情况后，耐心向群众作宣传，处处帮助贫苦老百姓，佘家山佘文义的父亲害着对口疮，长时期看不好，红军医生给刹破脓疮，敷上药，不几天就好了。同时，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群众在事实面前消除了顾虑，原来躲在山上、和远方亲戚家的部分群众先后回到村子来了。接着红军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西原村长王培福，闻讯逃跑，红军随即没收了王家的财物和十多石麦子，没收来的粮食和财物，大部分分给当地贫苦老百姓，余一少部，红军自己带走。如给贫农王狗儿他娘、黎善奎他娘、王世杰等人送了衣物，给王文三斗麦子。杀了财主的猪，把做好的肉菜，分给了穷人。又如捉拿八鱼安生春时，安生春逃跑，红军十分气愤，没收了他家财物，牵走西原老财主王铎的驴一头，驮了王思成染房一些布。

红军离开西原时，带走了西原老财王思成、王永年、王铎，八鱼的安炳和保文书符锐逃跑，到咀头后，经过十几天，红军了解王思成、王永年、王铎等无大的罪恶，即释放回家。

红军在西原一天一夜短暂的停留，给群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八鱼知情的老人们谈论起当时的情况，还十分感叹的说，“红军才是人民的好队伍哩”。

 

 

 

 

 

 

 

 

 

三  五  九  旅

中 原 突 围 北 上 过 宝 鸡

杨参政

一九四六年，我任宝鸡私立建华中学校长（校址在渭河南谭家村）并兼任参议县，常与参议会和县政府人员来往，得知三五九旅过宝鸡情况，加之建华中学接近山口河防地带，亲眼见过当时把守山口河防的紧张局面。在写本文前，又走访过各地有关知情者，特将了解情况，略述于下：

1. 咀头韩家梁的遭遇战 

由中原突围的三五九旅，在日夜与敌人奋战的情况下，于一九四六年三月由河南、湖北入紫荆关到陕，七月十九日抵达岐山的桃川（现归太白县），经过咀头地区（旧属宝鸡县）的唐口、拐里、北坡，在韩家梁和国民党一八一团发生遭遇战，三五九旅伤亡八人，其中有一女同志，后由北寺沟人李德明（李海余之父）和张成等掩埋。在韩家梁战后，三五九旅分兵两路前进。一部分由咀头北寺沟到龙华山、走牛家沟向七里川，龙尾沟，经水蒿川、崖湾、沙坝、东河桥，向西北去，这一部分在龙尾沟的山林茂密处，与尾随的敌人有小接触，但由于坚持避实击虚的战略，终于使敌人徒劳；另一部分由南到火烧沟、走大沟、强里川、向靖口方向去。韩家梁战斗的经过：原来宝鸡县保卫团第六区团长王润轩虽住在拐里，又任陕西省保安处垦区主任，是一个有防卫山区经验的人，当他听到有队伍从桃川走向咀头模样，即找宋蔚斌商量对付办法。宋曾派班长王林在北坡一带放哨，王林也没想到是八路军。更没料到来的这样神速，当哨兵发现时，三五九旅的侦查人员已到跟前，哨兵算逃跑时朝天打了一枪，意在通知宋蔚斌，宋与王润轩闻讯后即向牛家沟逃窜。这时国民党一八一团张团长率部队，从山外马尾河急行军到此，一听枪响，唯恐又吃八路军的亏，慌忙由韩家梁背上登上制高点，即入原有的工事内准备堵击。三五九旅在唐口蒿谷堆五里坡下休息，计划到咀头，路经韩家梁下，突遭国民党军队猛烈攻击。从二十日九时起，到十时以后才停火。双方互有伤亡，这是韩家梁遭遇战的经过。

1. 过赤沙的影响

由凤县进军宝鸡境内的三五九旅一部分四十余人，由坪头、胡店渡渭河向北进发。他们取道坪头、胡店的原因，是这里山高谷狭，可以甩掉敌人的尾击。过河后，沿东山向西北，过迟泥山绕木塔山山麓到赤沙镇（旧属陇县现归宝鸡），镇长王正刚听到枪响，带着十几名警备兵从后门逃走，第二天回来，才知道昨天街西头响枪是镇公所警备员吴五娃、李德万打枪打死了吴李二人缴获了武器。八路军一进镇公所，见无一人，就走。在街道也未入老百姓家，晚宿镇上，购买东西，一律付钱。第二天未明即起把卸下睡觉用的门扇，全部安好。住宿过的地方，打扫得很干净。走时群众说，八路军公买公卖，不扰商民，纪律很严明，不像国民党军队私入商家民房，翻箱倒柜，见啥齐拿。当八路军向香泉前进时，群众都在街上看着互相说，先一天晚上天黑时来的八路军不少，看样子是分几处走的，后来的可能是一连到这里集合。有人说，先到这里的有几个人担水做饭，其他人把枪抱在怀里就地就睡，个别人还打呼噜，衣服又脏又破，认不出颜色是灰是黄、头发又一寸多长，带短枪的人可能是官长，有的劈材，有的烧水，有的在黑夜巡视守卫，吃了饭一部分人就先走。后来从香泉来的人说，八路军沿着木塔山顺着电话杆向陇县走去。

1. 伪军政人员的惊慌

当三五九旅入陕向桃川咀头走时，伪省府早电岐宝一带军政人员密切严防堵截剿灭。韩家梁的遭遇战，一八一团之所以先攀登韩家梁占据制高点的原因，就在于此。咀头参议员宋鉴堂的“鸡毛传帖”得以及时送到宝鸡，由于宝鸡县府早有指示，县长杨炳南，参议会议长张天儒，得到咀头消息后，如坐针毡，立即召开会议研究防堵办法。先令各乡镇人员，白天黑夜，轮流值班，严密防范，不得有误。否则以军法处理。继又严令沿渭河一带乡镇，把守山口河防。首先把所有船只一律拉到北岸不许私自开放，并密切查问来往行人，凡是可疑的一定要彻底追查，不得轻易放过，渭河两岸，上至晁峪、方塘铺、码头、下至阳平镇以东，所有乡镇长督促保甲人员分段负责。最后由专人检查，务必尽忠驻守，不得稍有疏忽。渭河以南有军事科长王斌武和一位参议员负责，每天上下巡查，南北通气，几乎无喘息之机。为了安慰山防河的国民兵，迫令商会组织人员分段慰问，并送适用的慰劳品，如手电、清凉油、消暑等药品。并暗示三一兵工厂，自动向政府表示，原将该厂库存枪支，借给地方团队，以充实防御武器，从此多年荒凉寂静的渭河两岸，一时人山人海，且时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特别是军政人员惊慌异常，犹如蚂蚁上锅台，不知何从。有时盘查可疑之人，有时解送所谓奸细分子，并给各处以鉴别奸细分子的标准，就是发长、脸黑、口音生。如潘溪乡乡长白宝卿查出可疑二人，报告王斌武，王即派人送县政府审问，凤县也有经过本县转送西安的。如一次就解来一百多人。宝鸡县府院落也有一次发现二十余人杂色衣裳，口音非陕腔，百问一答。如问哪里人，最后之说：“王震”。有人给些食品，他们坚决不吃，由此可见，八路军战士的革命意志何等坚决。

人民和战士的正义行为

在三五九旅过境中，曾涌现出不少热爱八路军的、有正义感的人们，也发现了不少八路军战士们艰苦卓绝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同志。如在韩家梁遭遇战时，八名战士不幸牺牲，北寺沟人李德明和张成等不顾反对派藉故加祸于己，便即时很好掩埋，这种正义行为，使人们至今敬佩感激。在几次战役中，由于种种情况，遗留下几名战士，如在韩家梁遗留的王长有，原籍河南南阳，现会故乡。有个姓陈的，人叫小老陈，现在宝鸡潘溪韩家原落脚。朱永清（小名猪娃）现在咀头扈家原劳动。在八路军过赤沙时，负伤的战士娄桂枝，现在赤沙落花沟劳动。这些人都因战争受伤，被当地群众掩护，伤愈后赶不上部队，就遗留下来。他们因受过党的培养，有坚强的意志，因此多年来安心生活在比较艰苦的地方，多不言苦，只知感谢当年掩藏救护他们的群众，也不忘当初培养教育他们的领导。如娄桂枝曾在落花沟任过大队支书，领导群众为革命奋斗，保持和发扬了“三五九旅”的光荣传统，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一九八三年二月

 

 

 

 

 

 

 

 

 

第一次宝鸡解放见闻

刘效国  付执中

未出击前

1、西府位置    西府为关中八百里平川的一部分，宝鸡又位于西府最西部，毗邻凤陇，有陕南天险的大散关，地理位置重要，早为兵家必争之地，汉刘邦暗渡陈仓（即宝鸡）还定三秦，唐李亨据凤翔收复两京（长安、洛阳）中兴大唐。南宋爱国诗人有“铁马秋分大散关”的诗句。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时，更把关中西府作为战略要地、枪械、弹药、军粮、军服等仓库，遍布宝鸡一带。企图凭藉雄厚的库存物资，妄想消灭边区人民武装，虽是痴人做梦，但也说明了西府位置的重要。

2、军事形势   从一九四八年二月起，西北野战军攻克宜川，收复甘泉，包围洛川，解放黄陵，俘虏并击毙了一批国民党军官后，使两军对比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国民党军吸取了瓦子街失败的教训，采取谨慎援洛（川）方针。野战军要顺利打击国民党军的机会就不多，只好运用诱惑与分散国民党的方式，造成歼灭敌人的机会，摧毁其后方供应基地，才达到打击敌人的目的，于是确定南入关中，西出西府，促成国民党军在陕西失败的局面。

3、反动宣传——西北野战军在陕北取得重大胜利，中北南下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苟延残喘于一时，就欺骗人民，污蔑共产党，说共产党来了，不但共产而且共妻，有极少数轻信谣言的人，就上了当。如虢镇基督教有个姓范的童女（该教童女永不嫁人）已四十多岁，听了这种谣言，就急急忙忙与一个同学结婚。博爱诊所负责人乔惠霖丈夫死后，矢志不嫁，听了谣传，就赶快与医院的大夫宦祯仁结成夫妇。河南南道场有个姓张的童女，一听共产党来情况不好，就托人招夫，有人介绍徐焊匠，就把徐接到河南成了亲，也有人又宣传，共产党来了，发现谁家吃得好，就认为是大财主，分了家产，还另眼看待。有些人就给家人说：“吃得黑，穿烂衣，免得将来生问题”。这些反动派宣传又涉及学校，说共产党见了留头的青年教师就杀，因为这些人是当教育主任或童子军教练的，经常给学生灌输与共产党对立的思想。有些教师听了，心里怕起来，就默默的把头推光。有些农村人，还求神算卦，保佑平安，有些些思想的人，在当时还不易说服，思想疙瘩，愈结愈紧，反动的无耻宣传，故意制造社会混乱，把活生生的人间，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地狱。

4、人们思想——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实行的是投降卖国政策，抗战胜利后，又一面破坏和平协定，解放战争以来对爱国人士采取镇压政策，对人民军队采取彻底消灭态度，以致上层爱国人士，愤恨离去，中层人士，含恨在心，静待解放，市民、农民受不住折磨，有无法脱开，暂时任其摆布，希望局势好转。这是当时人们的真实思想表现。

出击当中

1、蒋军惊慌——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三日，西北野战军在马栏西府出击作战方案，三日后，即向西府进军，当大部分队伍神速渡过泾河，截断西兰公路后，胡宗南大为惊慌，把进取延安，固守洛川的军队即令南撤，唯恐宝鸡一带的供应基地被解放军占领，落个得不偿失两处受损的下场。殊不知已上“调虎离山”的罗网，解放军未到宝鸡前，在吴庄、石头两镇战斗中战果辉煌，缴获很多。国民党惊慌失措，当是意中事耳，这从彭德怀蒋军的讲话中就可以看出国民党的仓慌失措状态。他说：“我们向宝鸡进军，胡宗南就顾不上要延安了”。

2、民心安定——按一般情况来说，在战争中，民心是难以安定。可是在解放宝鸡战役中，群众的心情是安静的，因为人民在几十年水深火热中生活，饱受兵燹水旱之灾，人人四治心切，这是安定的原因之一；一年前宝鸡被迫参加第九区专员公署组织的所谓进攻延安之国民兵团，在蟠龙镇被俘后释放回来的人，宣传共产党的人道主义，群众静待解放，

这是安定的原因之二；在虢镇解放之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分头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纪律。人们思想上早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这是安定的原因之三；加之解放军解放虢镇的实例，温暖了人心。

3、解放虢镇

虢镇在宝鸡东五十里，历史悠久，商业繁荣，为宝鸡首镇。这里驻有自卫团和警察所，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半后，自卫队惶恐，对进出虢镇城的人进行盘查，城门严加封锁，开关时间异乎寻常。

解放军从北原慕仪和川道阳平，分路从原边和铁路向虢镇前进。于四月二十三日夜到达，包围了城的东、北、西三面。四月二十四日拂晓，东门外开了枪，时打是停。东城楼上的自卫队有一挺机枪没有好射手，请来一个退伍军官、老机枪手宋英杰，掌握机枪向解放军方向射击。片刻、北门和西门外高房上机枪、特别是西关高地的西寺和北稍门的屈家、董家房上向城上集中火力猛烈扫射。轰！轰！两声炸开了西城门和北城门。这时天已明，解放军从两个城门攻进城内，俘虏了自卫队队长魏德芳（头顶受伤）和士兵以及警察所人员，解放了虢镇。

4、解放宝鸡解放军出击西府的消息，传到宝鸡后，国民党一面加紧反宣传，企图网罗民心，一面进行战斗部署，妄图拒抗。宝鸡警备司令刘进，九区专员孙宗复会同宝鸡县长袁德新，以及驻军整编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徐保、宪兵、团队、警察局等负责人，共同研究对策。决定划地段，分工负责，不惜任何牺牲，确保宝鸡安全。徐保负责宝鸡东关以东防地，并统一指挥宝鸡战斗；刘进负责城南渭河一带，并确保渭河桥安全；孙宗复负责陵原防务，并保护飞机场；袁德新负责紫草原防务，并给各防区配备精锐武器。所以街道、河流、桥梁、仓库等均有专人负责保卫。行政机关等人员向渭河南和西山一带疏散，于是向南、向西的逃跑人员络绎不绝，有时道为之塞，桥为之阻。宝鸡中学师生指定到渭河南谭家村建华中学住。县参议会、县党部人员由渭河南去晁峪、码头一带。县政府各科室以及报社工作人员由渭河北岸到坪头。可是既无领导，事前又未于各处接头，食宿均成问题。如宝鸡中学师生到建华中学后，无人照顾、随到随走，怨声载道。由渭河北至坪头的公务人员，到时不但无处吃、又无地方可住，就各乱窜。有过渭河到晁峪的如贾培、张敏之。谭滋生随参议长跑到码头一看，仍在河边，觉得不保险，二人又奔上石门南山。县党部人员更惊骇异常，到甘峪就四散。有些单位无人管理，只好自散，如益门镇戒烟所，平时甚严，这时无人过问，戒烟的人和管理的人私自离去。从宝鸡向西开出最后一列火车，车厢、车顶挤满了人，小孩哭，大人叫，火车慢慢地开出，真是一片混乱状态。

刘进乘吉普车过了渭河。孙宗复未上陵原和他的紧贴身赵 山一同乘车入山，仅有袁德新带的自卫队队长胡宝珊，在紫草原所属的马家原和后山寺驻防。徐保乘装甲车到五十里之虢镇巡视一趟，后又到千河铁桥西头停了一会，便返回宝鸡没离防务区。

四月二十五日晚，攻克虢镇的解放军沿铁路西进十里铺。攻克凤翔的解放军，一路上贾村原向南到蟠龙；一路从后山绕道紫草原。这样形成东、北两面包围宝鸡城区。蟠龙山、陵原、紫草原都是居高临下。于四月二十六日拂晓，发出几个信号弹，立即各路发起进攻的枪声、炸弹声、炮声、杀声震动着宝鸡。

紫草原的解放军在向马家原包围时，袁德新在村外巡夜，发现了解放军，胡宝珊也得到解放军的消息，他们便逃向四十里之外陇县所属坪头。解放军攻打福临堡，再向东进入西门，消灭了二十一军官总队和徐保七十六师一部分武装部队。

陵原上的解放军攻下金台观，与徐保七十六师工程兵营的两个连及团队在龙泉港、郭仁堡发起激战消灭了团队，工兵连退入郭仁堡。解放军用迫机炮击倒一处城墙，追击到城内，消灭了两个工兵连，结束了龙泉港、郭仁堡的战斗。

店子街驻有一连工兵，防守金河铁路桥梁，徐保乘装甲车在铁路上来回巡视，并指挥作战，自以为能抵抗解放军的进攻。蟠龙山的解放军消灭了店子街徐保的工兵连，夺取了金河铁路桥梁，永炸药炸，汽油烧，毁坏了桥东头枕木和铁轨，截断了铁路。徐保所乘装甲车三面受到攻击，装甲车活动由十里铺至火车站地段愈来愈小，最后装甲车进退困难，跟徐保的士兵伤亡甚大，装甲车驾驶员已死。装甲车停在店子街东南铁路上，徐保下车逃到清泉观附近，头部受重伤被俘。时下午一时，铁路线上的激战即告结束，至此人民久盼的“宝鸡解放”才实现了。徐保被俘后，解放军及时为其医治伤口，并送到陵原张家沟解放军指挥所的野战医院抢救，因伤过重，流血过多，医治无效，于四月二十六日晚半夜死亡。次日将其尸体掩埋于陵原田家坡前，在墓前插一木牌，上写“七十六师师长徐保之墓”。

5、军民融洽——宝鸡解放前，人人提心吊胆，千家万户不安。解放后，人民从担心，转为放心，由不安变为心安。人们思想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是由于解放军的动人事迹，促进了人们思想的改变。攻克虢镇后，焦世雄（虢镇北堡子人）随军前来。宝鸡解放后，肖蓼（宝鸡八鱼原甘沟人）即布告安民。他们及时向人民讲解政策，考察情况，紧密团结群众，访贫问苦，安定秩序。开仓放粮，救济穷民。宝鸡解放之日、正是青黄不接之时，劳苦大众，生活极感困难。解放军把县仓麦子以及国民党部队留守处面粉，均准人民按人民政府规定自行搬用，虢镇和宝鸡储粮，一日告罄。军官总队在宝鸡中学存放的面粉，也由该校教职员分用。被服库，军火库，三一兵工厂、大修厂等所存物资，除补充解放军、支援革命外（虢镇库内物资用大车转运陕北），农民需用的，任其随便搬运。人民政府及时公开号召，商人在火车站认领私物。原公务人员，向政府登记，给安排工作。为了市场照常营业，交易便利，又宣布边币与伪币兑换价格，边币壹百元换伪币肆百元，群众见了这些动人事实，欢天喜地说：“解放军关心人民，解放区的县长是人民办事员”。来宝鸡的解放军，个个遵守纪律，一路行军是纵队，不践踏床庄稼。防空时在路边拔草编成帽圈，套在帽上，到农村休息时，坐在树下，不私入民屋。喝群众水不进门，等群众撤出才喝，喝毕付钱。需要群众带路时，只请一人在前边做向导，一般走十多里即令返回。再找的带路人，还是照样办理。解放军一到虢镇和宝鸡，先派人保护工厂机器，保卫工人利益，不干扰工商业，严守公买公卖原则，如进商号用麦子想换手电，商人不接受，搁下手电就走。到城市的解放军不进商号，如需要清查国民党散兵时，就请积极分子协同，到群众家不进房门内，有人招呼，婉言谢绝。饭自做自吃，不麻烦老乡。宿营无房，就在露天过夜。

解放虢镇因炸西门把接近城门的魁兴和药铺街房和附近一茶铺房屋震倒，压死房主郭有善，并伤了理发匠长发母亲的脸，伤了的人，及时医治，压死的人，赔了人命价、损坏了的房子，按价配偿。这种优良作风对群众感动极大，人们目睹耳闻，个个笑逐颜开。到处听见：“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呼声。虢镇士绅梁寿珊逢人便说：“共产党真英明伟大！解放军有浩然之气”。宝鸡城内有名的木匠茹师说：“我见过许多军人，没见过这样好的解放军”。

肖蓼县长来宝鸡时，头戴一顶灰色军帽，身着一身土布军衣，脚穿一双普通布鞋。每日为了了解实情，安定地方，一天到晚就很少有休息时间。他从街上回到县府（县长住室）算休息算计划工作，饥了从自己衣裳内就吃，渴了端出自己背的水壶就喝。群众说兵鞋破衣，生吃冷睡，和人民生活没有两样。群众说他不像过去的县长，是一个“人民的县长”。解放军热爱人民，人民感激和热爱解放军 ，信赖共产党，真是五体投地，表现了军民非常融洽。不像国民党军队和人民对立，军队打骂群众，已入民屋翻箱倒柜，见物齐拿，群众一见军队就跑，好像冰炭不相容。

撤离前后

1、说明原因——正当人们心胸舒畅之时，忽闻解放军撤离消息，群众对解放军恋恋不舍，心中又纳闷起来，唯恐国民党军队又来找事。人民政府为了安慰群众，采取个别解释与座谈相结合方式。就向群众说明撤离的原因，把暂时放弃和不久还来的计划，一时放弃，为了永久解放，这是“西府出击”的本意。因已调动和牵制蒋军，创造歼灭的条件，解放宝鸡，已达到这个目的，就得迅速撤离，望大家转告群众，暂受一时之苦。经过解释，毫不阴纬地告诉群众，使群众心中彻底明白，群众也谅解人民政府的苦衷。肖蓼县长也曾和一些地方熟人如张智、王兴、郝克远、扬天枢谈话，在谈话中立场坚定，态度明朗恳切。他说他再去当一次兵，并给王兴交了他单薄已旧的花布被子，着代为保存。肖蓼走时，同一九四六年三五九旅北上延安路过宝鸡时遗留的一个战士（给同一楼当伙计）随军同走。

2、处理物资——解放军一进宝鸡对交通、邮政、信托、转运等部门、所有物资，就派岗哨轮流看守，从未丢失，撤离时、仍原封转交其原经管部门，令其加封仓库门窗，清整货场物资，组织人员巡逻，负责严加看管，防火和遗失，不得有误。又将以私称公的物资，协助本人，也作了妥善处理。对于拿不走，运不完的太皇宫、八腊庙等处的枪支弹药、为免国民党利用，一律焚烧，到撤离后，还隐约听到爆炸声。

3、史直来宝——解放军撤离的前一日，即四月二十七日，国民党飞机不时在凤翔、宝鸡上空一带侦查，见到虢镇支援解放军运送物资的车辆，返回到灵山下，就用机枪扫射、打伤了几个人，打死有礼村车夫张青云。

四月二十八日，撤离宝鸡的解放军前面走，国民党军队就远远地尾随，前瞻后顾，唯恐中解放军袭击，拉老乡引路。一日只行十多里。所到之处逢人便拉，有时说，拉你们给我们引路，有时说，拉你们，你们有问题，一时不放、到村庄、占民房，强迫枪支给做饭吃，天尚未黑、乱砍树木，拉铁丝网做障碍，里外不通，闹得人心惶惶。这时省政府派陕西省田粮处处长史直带领人员，以“前进指挥部”名义来宝鸡，号召公务人员报到办公，张贴带来的标语和传单。其中有关赵寿山的一份传单，后面署有陕西省绅士张凤翙等十多人的名字。史直向宝鸡和虢镇的一些公教、保甲、商户人员说：“不要怕共产党，政府有办法”。新任专员张德容亦附和史言，新任县长杜德霖也说：“共产党不必怕，只要组织起来、就能打退它”。他还说：“我在商洛地区有经验，用武力一打，共产党就跑”，当时宝鸡警备司令部出这样的布告：凡是与共军有来往的人，都要到司令部自首，否则严办。布告一出，宪兵到处抓人，有些地方团队说老百姓抢了公家财物，并向群众要枪支和东西，严刑吊拷、打伤打残，拿物拿钱。史直来宝鸡、本以安定人心为主旨，却又弄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

4、开追悼会——徐保死后，胡宗南的四大金刚只剩董钊一人，胡不能不为此伤心。史直“前进指挥部”的含义、既安慰死者，又凭吊死者，只是一个目的，要人民知道胡宗南的实力还很雄厚，因此就在宝鸡三青团礼堂，为徐保筹备了一个比较隆重的追悼会，并将徐保之尸体由陵原田家坪起回，派士兵给站岗、放哨、护灵，场面十分森严，又在蟠龙山下清泉观，修了一个衣冠塚，会后把死尸运走。

 

 

 

 

 

辛亥革命在宝鸡的片段

杨参政

辛亥革命那一年我才十五岁，懂事不清。哥哥比我大六岁，他记的事情较多，经常告诉我关于本地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情况。父亲是个前清廪生，与本县当时在西安师范求学的何雪堂是同庚同学，经常往来很密切，他设馆教学，对于本县当时革命活动知之较详。还有一位亲戚名叫王益清（王家扶托人），革命军光复西安时，他就为张统领岁翙当马 （等于现在警卫员），对辛亥革命有亲身的经历，先后给我讲述革命军在陕西各地的事实。我听了他们的讲述，知道辛亥革命是怎么一回事，至今印象还很深，现就回忆所及，把宝鸡情况略述于下：

• 读《新三字经》

辛亥革命后，《新三字经》代替了封建时期人们所常读的旧三字经。哥哥那时正在手启蒙教育，原来读的旧三字经这时不读了，读起新三字经来。我当时随着哥哥念，内容开头是：今天下，五大洲。东与西，两半球。我中华，处东球。炎黄孙，有才能。昔团结，内政明。人民安，四方信。清代末，受侵凌。“病夫”辱，实难忍。孙中山，有大志，闹革命。明行医，暗反清，召同志，结同盟。历坎坷，经暴乱，辛亥年，共和成。清皇败，人民胜，民当家，政刷新。倡五权，阐三民……。那时我只知道哥哥拿的是父亲的手抄本，父亲教、哥哥读，我跟着念口歌，直到现在还不知那时《新三字经》是谁编的。可是他对我后来了解辛亥革命的道理与事实以及所起的作用，印象是深刻的。总的感觉是“革命惊破清皇梦，人民消去大半愁”。

• “反正”与“扬兵”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后，陕西响应革命最早，九月初一就光复了西安。事先在省的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为了加强革命力量就团结一致，公推张凤翙为首领，提前起义（原定九月初八日因军机需要提前）。西安光复的消息传到各县后，各地的哥老会就纷纷起来大闹革命。他们称辛亥革命为“反正”。因此你也说“反正”了，他也说“反正”了。但是在封建统治数千年的农民来说，起初是不习惯听的，也不习惯说的。还有个别老年人唯恐再遭灭门大祸，说：“能叫父母双亡，不要改朝换帝”。对“反正”惧怕，小孩子一听“反正”，怕的要哭，扑向父母怀中。

宝鸡的哥老会头目有马云山、白福顺等，在马、白以外，还有虢镇北原上第五村杨伯雄，有宝鸡西郊的马大进、马正海（两人系马家原人），杨荣（太平堡人），高老三、方其行（两人系福临堡人），王生福（六川一带哥老会头目），马有善（底店哥老会头目）。这些哥老会人，老百姓称为“天字上的大爷”。他们割据一方，听到西安光复就互相联络，宣传革命，图谋起事。他们联系的方法是用“鸡毛传贴”。他们壮大声威的办法，是“扬兵”，（即联络哥弟们在夜间武装游行），有时以放火为号，慑服县官豪绅，联合广大群众，自动起来加入他们的行列。孩子们听到“扬兵”，看见各式各样的武器也怕，于是就乱哭乱叫，凤翔府台心寒，宝鸡县官胆怯，各自设法逃命（雷天裕早在秦王寨建房避难）。有些农村青年在“扬兵”时，手执戈矛、梭镖、大刀尾随游行，这对凤翔和宝鸡的光复是有极大促进作用的。

• 攻破凤翔与宝鸡

马云山和白福顺等本来先想占据宝鸡，因为他们在宝鸡的哥弟们联络很广，力量强大。后来分析宝鸡属凤翔所辖，不攻破凤翔，宝鸡时受清兵威胁，若先攻克凤翔，宝鸡可以唾手而得，也会久得。遂于九月初九日由马云山、白福顺、杨伯雄等率众攻下凤翔。次日又命令农民出身的哥老会大爷王清明与商人出身的哥老会大爷周瑞林由渭河南向宝鸡前进，过石坝河焚毁洋人欺压群众的当地天主教堂，火焰冲天，威风四扬，及至渡过渭河，豪绅丧胆匿迹，官吏闻风远遁，一路无人阻挡，直抵宝鸡东门。知县雷天裕事先还组织县勇五十余人，以素称飞檐走壁的王明海为队长，王初见革命军涌至东门，原拟拼死抵御，以效忠于雷。但巡视西、南两城门后，知道三门都被包围，遥望四方继来的革命军又络绎不绝。寻思众寡悬殊，失败已成定局，便开门迎接革命军王清明等，宝鸡城遂为革命军所占。

• 雷天裕潜逃，革命军布告安民

宝鸡知县雷天裕，人叫雷太爷，任职时长，官气十足，平时出入县府总是八台大轿，前有旌马，后有卫兵，他的儿子也有时坐小明轿，找四个年轻人作轿夫，这四个轿夫中就有一个是王明海的亲属。在每年“立春”的那一天，县太爷照例出城“迎春”，以装饰的彩牛拉犁，县官亲手掌犁，表示农事开始。雷知县对迎春很重视。出城时附带县府官员，威风凛凛，商号摆桌迎送，乡民远道前来参观。可是当王清明、周瑞林来到宝鸡东门时，雷天裕便带几个小卒由北城风匣咀溜下（宝鸡城无北门，北城墙一角是个风匣形，人叫风匣咀，城墙较低），潜逃县西四十里之秦王寨。（该寨山势险要，秦王符坚淝水之战战败后，狼狈还长安，在此避难）。

王清明等革命军入城以后。先搜查县府，发现知县早已逃跑。便打开狱牢，放出囚犯，烧毁县属内之西花亭，以表示愤恨满清统治者，继而点燃县立高等小学堂房屋，以为是洋学堂（前知县蔡宝善改书院为学堂，杨宜翰推行新学，当时人称为洋学堂），南关天主堂系洋人传教，神父闻风早逃。这些神父愚弄人民，欺侮群众，人民早有怨言，革命军俯顺民意，便举火成为灰烬。西街恒升当铺子，系本县王进士所设，本来是便当便赎，救民之急，以后变成酷害穷人的铺子，重利盘剥，当期又短，到期不赎，就算出当（即所当的东西，过期成为当铺所有。）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农民曾受过剥削，就捣毁该当铺，将当铺内存放东西纷纷乱拿，近县城的哥老会人如杨荣、高老三、马大进等也参加，这是九月十二日以前的事。

光复凤翔的马云山、白福顺等率群众数百人来宝，纪律良好，没有在城内住，一律住在东关神龙庙、东岳庙和李公祠，大家公推马云山为革命军首领。为了商民安定、市面秩序正常，出了安民告示：革命军公买公用，不得扰害商民；商号照常营业，不得高抬市价。布告一出，军队纪律和市面秩序渐趋良好，商民感激，有的送饭，有的送水，表示欢迎。

县城发生烧毁学校，捣毁当铺以后，社会上有讹传讹的现象，使得农村人民思想有些混乱。如藉口“扬兵”有燃烧农民麦草垛的（高老三在紫草原一带“扬兵”时，将农民杨喜娃的麦草垛点着），何家村学校借用杨姓祠堂，桌橙是新式的。杨族人听到城内把洋学堂焚毁，深恐烧洋式桌橙时，累及杨氏宗祠，族人就将桌橙运至空旷地焚毁。这类情况各地也有，还有抢人掠畜的行为，如虢镇北太子沟某某被铺斩首。

• 旅省学生返县宣传，马云山、白福顺被收编。

哥老会讲义气、讲勇敢，成分很复杂，易结合而少纪律，好叫嚣而乏智谋，想作为地方人民的保障，造成革命永久可靠力量很不容易，如不以革命道理和政策武装头脑，制止其非法行为，非特无法使革命顺利发展，而且难以巩固既克服地区的政权。省方有鉴于此，先后分派各县旅省学生回县宣传。辛亥年九月下旬，宝鸡在省师范学习的学生何雪堂、杨仁山、郭灵甫、容玉璋、惠从周等随同来宝的宣抚招讨使赵皖江到县，进行革命宣传，安靖地方，张贴张统领的布告和宣传品，宣传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外丧权辱国，对内顽固地实行君主专政，以及革命对人民的好处等等。他们并讲述了光复西安时革命军攻打满城，群众积极协助的正义事迹，激起本县人民对满清的愤恨，引起青年人对革命的向往。赵皖江在城内大公馆住（大公馆即清党崇雅的宅子），随从军官有甄寿珊等，甄在宝鸡熟人不少，互相聊谈，宝鸡人士对革命政策有进一步了解。

不久，赵皖江被任命为秦陇复汉军第三十五标统。收编了克服宝鸡的哥老会马云山、白福顺等，马云山为第二营管带，白福顺为第三营管带，第一营管带由副帮统罗谋兼任，招兵训练，防御甘肃清兵来犯。当时武器，多用戈矛、梭镖、来复枪，快抢很少。但因从军的多系青年，勇气百倍。他们不仅卫护过宝鸡西北门户县功镇，保卫过大散关、黄牛铺，而且给正欲反扑凤翔的清兵张行志、崔正午以钳制，使其阴谋未逞，保护了宝鸡和凤翔。

 

 

 

杨虎城将军在虢镇

杨参政

• 吴新田随阎入陕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北京政府发表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后，原任督军陈树藩以恃陕西省长刘振华之支持拥兵自卫，拒不从命。北京政府即授命阎相文率兵入陕，武装驱陈，阎除统帅自己的第二十师以外，还有吴新田的第七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和张锡元的第四混成旅等部。由于军力强大，且有政府支持，他们即迅速进军。第十六混成旅经渑池、陕州向潼关进发，第七师由紫荆关入陕，其他各部随阎在后。时因冯玉祥与陈树藩的部下郭金榜素有旧交，郭即以陈之密情实告于冯。于是入关军队在阳郭镇、灞桥等地连胜数仗，进展更快。为时不久，及逼近西安，陈本拟守，但当他发现刘振华并非诚意支持而持旁观态度时，便向咸阳退却，吴新田由是进驻了西安。

• 陕青年请杨驱吴                               

吴军进驻西安之后，趾高气扬，无视人民，尤其看不起青年学生。在一次玩球场中，即与省立一中等学校学生发生冲突。吴军驻地于一中操场仅一墙之隔，士兵经常抢学生篮球，并多次毒打学生，以致造成惨案。青年学生认为吴军如此霸道，必须予以抵制，于是他们便于其他各校学生串联，组织学生会，并星夜派人奔赴陕军驻地请求援助。他们跑遍了兴平、颌阳、富平等地。又集结于耀县，请求杨虎城进驻西安，杨以久受陈、刘之排挤歧视，因而义愤填膺，加之青年学生的强烈请求，更坚定了杨进军西安的决心。当机会同孙岳、李云龙、甄寿珊等，先后向西安进发。吴新田闻讯后，与杨等之隔阂愈大。又因冯玉祥当时已有霸陕野心，并欲在其目的达到后，利用杨等，所以对杨之进军西安佯装不知，知之不阻。于是杨部即长驱直入，在驻遂陈树藩的同时，也将吴新田军队赶出西安。陈树藩一直逃往四川。吴新田部多由大散关、天水等地窜入汉中。在驱陈、吴的斗争中充当前锋的就是杨虎城部队。杨是陕西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嗣后，杨部所属孙蔚如、李德升等分路西进，军队进驻西府几县。总指挥部驻扎虢镇。

三、吴被驱窜入汉中

吴新田的第七师被迫撤离西安，依靠武器装备优于杨部，再加入关时随着冯玉祥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也打过几次胜仗，士气还比较旺盛。在初与杨部接住中，尚有招架之力。但因陕军多系三秦健儿，几经交锋，吴军士气低落，以致所到之处，吴军披靡，及过兴平，犹如秋分扫落叶，吴军不得已而缩小目标，分路溃退，狼狈逃命。吴本人则率亲随直向千、陇而奔天水，其余一部分在宝鸡各处急渡渭河，仅在宝鸡城南就有千余名官兵丢掉武器，扔弃车辆，哭泣嚎啕，竟相逃命。其时渭河大涨，既无便桥，又无船只，善游泳者尚可勉强渡过，不习水者多被冲走、淹没。夜半尚有打着灯笼找人扶渡的官。时见灯笼被水淹没，其状甚为凄惨。                                              

四、杨虎城进驻宝鸡        

吴军溃逃汉中，杨部停止追击。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农历六月十三日，杨部军队进驻宝鸡的有张自强、冯钦哉、王敬哉，进驻陇县的有孙蔚如。进驻千阳的有孙辅丞（孙沧浪）。麟游、长武、永寿等县也有杨的部队。总指挥部则驻扎在虢镇，杨本人驻木梁集梁寿珊家中。杨部当时存在着兵员不多，枪支不足，武器破旧，军服不一等情况。如进驻陇县的孙蔚如部，官兵共有一千多人，有的兵还拿不到枪，并且军纪也差。唯一的统一标记就是无论官兵，军帽上有一道红圈。当时流传说：民国过了十三年，军帽有个红圈圈“。杨部驻定后，立即开始了整训与补充工作。

五、物资足军容改观

吴军在仓慌溃逃中，沿途丢掉的大量武器、军服、车辆辎重均被杨部所获。如在虢镇渭河南的凤鸣村就获得了大炮四门，以及机关枪、弹药服装车辆和其它方面的军用物资，为杨部的扩充壮大创造了较优厚的物质条件。于是在休整时即利用沿途所缴获的各种军需物资装备，成立了炮兵营、机枪营、机枪连。补充并统一了服装，势力骤然扩大，军容为之一新。由于吃粮当兵的人多了，便把连扩为营，营扩充为团，把岐山的韩清芳编为团长，王鸿骞编成游击司令，孙辅丞提升为营长，编四个连。陇县的县长由孙蔚如的军需长屈瑞棠、副官长马之仁先后兼任。宝鸡县长由李正午充任（离任后，宝民竖有德政碑纪念）。这些人在当时多属居官清正惩刁警玩，地方赖以安静，人民众口皆碑，至此杨军不仅实力扩大，军容改观，且在政治方面深获民众之信任。此情此景在当时军阀混战之局面中难能可贵。

六、求进步思想日新

杨虎城由于深受靖国军思想陶冶，十分重视军队的纪律教育。每到各地善于结交文人志士，如魏野畴、米赞城、窦荫山等。到宝鸡后，杨驻在虢镇梁寿珊家中，及与之交友，离虢后经常与梁有书信来往。在杨驻虢镇时，魏野畴亦到虢镇与杨畅谈军事、政治方面的问题，由于魏的进步思想对杨的影响较深，在杨的部队中设有“政治宣传处”主管宣传教育工作，这在当时陕西的军队里确系独创。杨之本人，虽出身于行伍，但对学习要求非常迫切，既爱作诗，又有时自拟布告。而且杨的诗作及布告通俗易懂，思想性强，富有感召力。如他的诗作有：“夜半雁声过，征人感慨多。志坚开金石，行正见节操”；再如：“杀！杀！杀！杀死吴新田，夺获陕西妇女财宝，壮志冲云霄！”进驻虢镇后，他未了整顿军纪，效法汉刘邦入关的约法三章，拟有这样简明的布告：“不守军纪者枪毙！违抗命令者枪毙！逼死人命者枪毙！”布告一出，秩序井然。又如，吴新田由大散关出兵与刘振华谋取西安时，杨之防地，首当其冲，他便出示了这样的布告：“近闻刘、吴蠢动，图谋祸陕，我军誓死截击，以遏乱荫。望我当地父老，万众一心，协助我军，歼灭刘、吴，安静地方”。布告出后，吴军尚未出大散关，杨又泰然自处说：“……泰山应昨，蠢儿奈我何！”又说：“行尽山城与水城，柳自青青花自明。”并足以见其思想日趋进步，有热爱故土，保卫桑梓的感情。后于李虎臣坚守西安八月，粉碎刘、吴再次祸陕阴谋，当不是出自偶然了。

七、好学习文武兼顾

杨虎城将军顽强地学习精神，除了表现在习作诗文和自拟布告以外，还非常重视学习经济学、政治学和军事学。他在魏野畴那里学习政治、军事，又从窦荫山、梁寿珊那里学习四书五经和三民主义，尤其是在魏野畴的影响下，使他后来成为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有句格言“满招损，谦受益”，他以此警句，经常铭刻在心。他的部下孙蔚如系儒士入伍，爱好诗文，杨即虚心向孙学习，并与之探讨诗词的写作要领，阅读《诗韵集成》。从外表看，杨是一个雄赳赳的武夫，而内心却谦恭礼士，不耻下问，是一个斯文将领，虚怀若谷，常常感动部下与无形之中向他学习。如其部下冯钦哉看了杨作的诗，即时就吟出了：“看破世事金能悟，识透人情剑欲鸣”的诗句。由是可以看出杨虎城身教之结果，他是一个文武兼长的将军。

八、严军纪爱惜民命

杨虽是靖国军的一员，但其部下多系乌合之众。驻虢后，虽一再重视纪律，其部下总免不了滋生事端。驻虢不久，即发生了一件部下强逼民女成婚之事。抬亲之日，尽管女方全家气愤，但慑于武力之威胁，面对荷枪实弹之官兵束手无策。其女之兄李德新，从梁寿珊之子梁维藩口中，得知杨虎城驻在梁家，即粗略写好诉状，暗藏袖内，一找其同学梁维藩为名，冒死撞入杨的卧室，意欲向杨诉屈。杨虽系将领，但平时不让卫士守在身旁，免得房主厌烦，却在卧室暗处设有“警铃”，如有事，只要轻拉牵绳，卫士立即闻声而来。当李德新近身时，杨疑以为歹徒，然而态度自如，即未呵斥来人，又未准备自卫，只将引绳轻轻一拉，卫士们即蜂拥而上，在捉拿与捆绑李的同时，发现了李的诉状，当杨看到诉状上的情况时，立即制止卫士们对李的扭打，并对卫士说：“军纪为先，人命为重”，而且立即派人调查实情、合理解决。此事如遇其他官长，对撞入者不是重打，便是严责。但杨却先从军纪人命着想，置自己安危于人民之下，亦异于一般武人之作风。

九、重教育创办“渭中”

杨虎城进驻虢镇，经过一度的军纪整顿，安定了地方秩序。后来他巡视虢镇高等小学及南北二堡初级小学，看到学校设备简陋，学生人数不多，经费比较困难。因此，为了提起地方人士重视教育，便对两初小补助了一笔钱。从此杨即注意文化教育，当杨了解到宝鸡县还没有一所中等学校时，他及召集虢镇有关人士商榷，拟在山西会馆东边空地，创办一所中学，以利于青年学生之就学，研究结果，大家非常赞同，因近渭河，取名“渭滨中学”公推当地绅士王西渠、王子清、李紫垣、王紫京等负责筹建。其校舍建筑及招生所需之经费，首先由杨筹捐，再拟请宝鸡、凤翔、千阳、岐山、扶风、眉县等各界人士援助，后因杨军东调，计划虽未全部实现，而省立二中迁虢镇后与该校合并，校名虽更，但仍利于地方青年学生之升学，达到了创办之目的。此事至今仍被人们称道，足以见其杨虎城之重视教育。

十、纳贤士任人唯才

杨虎城自击败吴新田，进驻宝鸡后，极力推行“军队军事化”。首先命令部下和地方人士打成一片，引用当地处事公正而享有群众威望的人士担任文武要职。通过他的部下孙蔚如与绅士刘茂轩之同学关系，协商同意李正午为宝鸡县长。继而得知虢镇北原有礼村魏继彦毕业于四川讲武堂，具有一定的军事专长，即委以连长职务。对老部下孙沧浪和李烟杆子（绰号）的英勇善战，便取其所长，分别予以要职。孙、李在作战时，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孙的卫士黑娃、强娃等人，在南王战场上只知冲而不畏死。直杀得吴兵胆战心惊，闻风而逃。因此当地曾有民谣：“吴新田没点检，三番五次进西安……”的讽刺，由于杨的礼贤下士，用人得当，驻军又能与当地人士密切团结，即西府各县中驻军虽然不多的千阳、麟游、长武、永寿等县，均亦平安无事。

十一、习戎略指挥有方

杨虎城不仅招贤纳士，知人善任，而且在指挥战斗中战略高明，部署有方，多次战役均以指挥得当而出奇制胜。

一九二五年初，刘振华为了扩大自己的底盘和势力、阻止国民二军进入河南，把他自己在陕的镇，镇嵩军全部调往豫西，支援憨玉昆反对胡景翼。胡憨战争时，刘即请吴新田回汉中。当时驻防在宝鸡一带的杨虎城分析了吴军逃窜汉中后，经过一段休整，且又凭藉武器之精良，加之又是奉命东调，其占据西安之心甚切等情况，首先断定其必败于以逸待劳。在外围方面，当时驻防凤翔的党玉昆又从不掣肘于杨，而岐山的韩清芳、王鸿骞已属杨部所辖。于是当吴军从汉中经益门镇长途跋涉至宝鸡时，杨已将其驻防千、陇、宝鸡等地部队集结于虢镇北之周原一带，毗邻凤翔、岐山，严阵以待。

当吴军准备从千河魏家崖上原据有礼村时，杨为了彻底弄清敌情和地形，亲临前沿阵地侦查情况，他把自己的指挥所设在拒敌五里的南王村柏树que 内，并构筑了工事（当时驻南王村的杨部是孙沧浪营）。腊月中旬，双方首先接触，吴军发起进攻，已离三四百米，杨令所部仍不还击。俟敌逼近，一声号令，杨部居高临下，弹无虚发，猛烈的炮火使吴军自相践踏，夺路而逃。当即死伤四十余人。又因吴军地形不熟，在败逃中走错了路线，误入没有出路的寺沟，进退不得，被杨军俘虏六十余人。次日，杨于虢镇发给俘虏每人银元两块，资遣返回。此举大大地动摇和瓦解了吴方军心。腊月二十三日吴军又对杨部设在南王村的后卫部队发起总攻。杨即令营长孙沧浪从敌之左翼迁迥接近，连长魏继彦率部于敌正面接触，杨亲率卫士从敌之右侧猛冲过来，杨只身匹马，冲锋在前，勇若猛虎，如入无人之地，士兵们目睹司令之英勇无畏，个个争先恐后，吴军三面被夹，大败而归，两军对峙一个礼拜，吴军寸步难进，此次战争由于杨及孙、魏将领身先士卒英勇善战，极大地激发了士兵们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营长孙沧浪的卫士黑娃、强娃二人在继续毙敌二十余人后，因深入敌营而阵亡，杨虎城亲令下属为其购买寿材，杨、孙含泪盛殓，埋葬于南王村之斜道口。此举感动了所有将士，在一次战斗中，士兵蜂拥而上，击溃吴军，仅魏继彦部的付金娃等人赤手空拳即打退好多敌人，缴获好多枪支。

周原一战，杨军士气更为旺盛。杨即率师先吴于北大路，达三原而后抵西安，与李虎臣坚守古城。

十二、杨东调商民怀念

杨军离虢后，吴军占据了虢镇，由于吴军的纪律松弛，目无人民，加之吴军从汉中带来四川铸造的“当二百”铜元，虢镇不能流通使用，（当时虢镇流通使用的是“当百元”，“当伍拾”，“当贰拾”，“当拾元”等铜元）这样首先市面上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在货币交易中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后虽被迫使用，但唯利是图的商人，却采取“以大换小”或“以小换大”的手段，啃害民众，从中牟利。加之吴军老兵仍记着陕军驱吴的旧怨，常怀报复，言行不一，事端迭起，民心不安。驻防凤翔的党玉昆部，欲乘吴兵东进，虢镇城防空虚之极，抽调精兵一连，妄图夜袭虢镇，意在得枪占城。不料宝鸡吴部开来一连运输队与虢镇守军密切配合，使党部攻城部队腹背受敌，党军当场被毙六十余人，被俘十八人，次日集体杀于东门外，逃跑者系极个别。这是杨虎城离虢后商民们的第一次受惊，也是党玉昆在虢镇的首次惨败，是时商民对杨将军更加怀念。

附    记   

杨虎城驻宝鸡距今六十余年，参与杨部活动多已凋谢。本人仅就自己的见闻及部分老年人的叙述而写出梗概，错漏难免，请知情者提出修正补充意见。

 

 

 

 

 

魏野畴在虢镇二、三事

梁维藩口述

我的老师魏野畴，陕西兴平人，北京高级师范毕业，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省立一中、三中任教期间，把主要精力倾注在建立党、团组织工作中。驱吴斗争中，亲赴耀县动员说服杨虎城将军率部参加，并任杨部的政治宣传处主任兼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八年四月九日，在皖北阜阳开展对敌斗争中被俘，威武不屈，骂口不绝，视死如归，当天深夜壮烈牺牲，年近三十一岁。回忆起魏野畴老师，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是我永远难忘的一位老师，为了纪念他，将他在学校和虢镇的二三事叙述于后。

魏野畴老师原来在榆林中学当教师，一九二四年春来到西安一中任教，我记得当时他刚来校不久，便向学生讲话说：“我是跑外边的人，初来这个地方，好像一个人坐火车刚下了车一样，一切感觉都很陌生”等等，这是他虚心的表现，魏野畴老师知识渊博，作风正派，待人诚恳，没有架子，生活朴素，特别善于接近同学们，和同学们相处很热火，同学们请求解答的问题，他很耐心，真正做到诲人不倦的地步。他具有一种魅力，身边常常吸引着一群求知旺盛的学生。他提倡民主，反对守旧。当时学校里规定，上级来人到学校，要学生立正敬礼（不管在教室或操场），魏野畴老师坚决反对，向学生常说你们的任务是学习，学习期间要肃静，一打搅便影响思想，转移视线，耽误学习。他认为那种奴化教育的垃圾应及早清除，魏野畴老师的主张，得到大部分教师的支持，但是学校当局却极为不满，他理直气壮地和校长争辩，没多久就离开学校。但留给同学们的影响却很深。

我的家住在虢镇城内，地方宽敞，人口少，前厅后楼，对面厦房，有头门、二门、房屋高大，建筑齐整，室内光线充足，亦十分清净、卫生。我的父亲爱好学问，琴棋书画，古董玩物，陈列整齐。记得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初，杨虎城部追击北洋军阀吴新田。吴的第七师窜入汉中后，杨的军队驻千、陇、宝鸡等地，司令部驻扎在我的家中占居前半院，作为办公室和宿舍。魏野畴是政治部宣传处主任，经常和杨虎城在一起，两人相处很亲密，在室内常常有说有笑。杨虎城和我父亲梁寿珊是结拜兄弟，我的小妹妹梁秀娟拜给杨虎城乾女。我兄妹称杨为乾父，因为这个关系，我们出入杨的住处就很随便。当时我在西安一中上学，有一次暑假回家，我去拜望乾父时，杨虎城将军正和魏野畴老师交谈，我怕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正要退出时，她两都很热情的把我留住问长问短，了解一中三中一些情况，我说完后，便告辞。假满返校时，魏野畴老师给我说了很多进步话，获益匪浅。

魏野畴老师是政治部宣传处主任，政治部设在虢镇南门口（现城关供销门市部），坐南向北，地方虽则不大，但布置却非常新颖，墙壁上的标语书写醒目，内容进步，并配有名人字画，就觉得是一个政治气氛很浓厚的场所。同时政治部宣传处设有图书馆，馆内陈列着各种进步书刊，如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等书，我常去图书馆看书，当时借书的青年络绎不绝，官兵借阅书刊的也不少，魏野畴老师十分关心战士、青年的政治、时事、文化学习。另外在政治处办有暑假补习班（高小毕业生）。魏老师亲自讲课。

他和政治部的成员经常深入连队教唱打倒列强等歌曲，指导排演进步戏，演的戏多是移风易俗方面的，在虢镇城隍庙演出时观众满场，无不叫好。魏野畴老师对部队的政治工作做得非常活跃，在驱吴斗争中，他说吴新田是北洋军阀的走狗，任陕南镇守使时盘剥百姓，购买武器，进行战争。他讲话引经据典，富有鼓动性，很吸引人。由于政治工作的加强你，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军纪良好，秋毫无犯，改变了群众的认识，这支部队刚来时纪律不好，群众把杨虎城叫杨九娃，后来叫杨司令，叫杨虎城将军，当时我父亲经营商业，颇有家私，思想一般，因受魏野畴老师的熏陶和影响，开始走向进步的道路，如杨在虢镇提倡修建渭滨中学时，慷慨借款。记得有一次部队从虢镇出发，去打第七师吴新田时，一部分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杨虎城将军的部队。这充分说明部队纪律好了，群众影响变了，这些都和魏野畴老师主持的政治工作，和杨虎城将军的转变分不开的。说实在话，那时共产党在部队中已扎下了根，同时培养了大批的领导骨干，为革命培育了人才积蓄了力量。

 

                      俱志青整理

 

 

 

 

 

 

 

 

 

 

 

 

 

 

 

 

 

记陕军吕振斌部出 

关参加北伐的一段见闻

杨继生

辛亥革命 今七十周年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胜利。可是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北洋军阀篡夺了，国家依然得不到统一，民族得不到解放。当时国民党共产党不得不合作起来举行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的北伐，并号召各省组织武装部队支援北伐。

我三秦人民，对于争取祖国的统一和人民的自由从不落人后，因此由岳维峻、卫定一等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南路军第五方面军出关参加北伐，代表咱们西府的是住虢镇的党玉昆部吕振斌团。这个团在出发时扩充为一个旅，吕振斌为旅长，团长有王寿山，营长有候定伯、党北平等，这个部队当时的武器还充足，驳壳枪尤多，兵员充实，开拔时虢镇仍留有刘长江一个营。

部队于一九二七年七月间出发，当时部队出发时每个人都带些晒干的蒸馍，锅盔作口粮，行军宿营后，即向当地居民派饭，这个部队似乎没有军饷、伙食费，我当时参加这个部队从没有领过这些费，只跟大伙一起吃饭。只发有灰色服装，荷叶式帽子，我这个农民出身新入伍的小兵（是刚征的壮丁未满16岁）衣食有着，便心满意足了。

由虢镇出发后，每天只跟大伙行军宿营，我在旅司令部当个勤务，深觉生活愉快，不知什么是烦恼和乡思，行了多日，才抵西安，省城内外据说是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队，我们没进城，经南关直向兰田方向进发，在未达兰田前，秋雨连绵，泥泞难行，即在省城东南兰田野狐村住一个时期，后继续出发，爬上七盘山，经黑龙口往商州方向前进。这里是秦岭东部，举目回望，重山叠叠，这时虽未雪拥兰关，却是云横秦岭。

我们走到商洛峡谷，满山漆树，众峰高耸，山路崎岖，人烟稀少，部队除步兵外，还有一门湖北造的7.5公分大炮，在这山道上已不能牵引行进，炮身用两头骡驮载，当时旅副官杜秉文调到炮连当连长，我是勤务兵，也在这个炮兵连。

到达商州后，暂住了一个时期。这里也有队伍，听说是当年扼守西安的二虎之一李虎臣，我军继续东进，一日爬上一座高山，叫做大岭关，这座大岭关山势雄伟，满山参天古松，大的三两人合抱不住，据说是原始森林。山顶上有一座古寺，建筑宏伟，僧众很多，是一所佛门胜地，可惜我记不清寺的名字了。

我们那时生活很苦了，在虢镇带的干粮早已吃完，在穷山谷中偶有买吃食的，我们也没有钱买，只有忍着饥饿，等宿营后再想办法。

一日我们通过龙驹寨（现属丹凤县）到达武关，关已颓废不堪，只是这里畅通舟楫，直下襄樊，较为方便。再进，距紫荆关不远了，过了此地就属河南淅川县境。我们有一天在一个叫做引牛湾的大村宿营，这地接近河南，百姓强悍，当晚出了一桩有伤军纪的事情，当地百姓前来旅部告状，说是某连士兵调戏他们妇女并强奸情由，旅长吕振斌派人调查后，于翌日出发时集合全体部队，当场将肇事人枪毙，以振军纪，从此行军途中，公买公卖，军纪井然，再未出现扰民事件。

这时我军过西川至内乡，这里山势平坦，接近镇平县时，已经没有山了。吃用也不艰难了，人们精神为之一振。

我军在镇平过了年，就是一九二八年。旅部住在天主堂，这房系西式建筑，宽敞明亮，炮兵连也住在里边。大约在二三月间，由虢镇运来大批鸦片，都是大木箱包装，好像火柴箱，每头骡子驮两个，卸驮后，整个天主堂院子和礼拜堂放满了，这一百多头骡子，究竟驮了多少斤，我们士兵是不知道的。没有几天都驮往遂平县，搭火车运往汉口托销。经手办这事的军需叫张有巨，在鸦片运走后，满礼拜堂和院子淌下的烟油成片，都被军需处的经手人发了洋财。这烟土在河南是很贵的，官长们的品质是很不好的，有的吸大烟，打麻将，逛妓女，士兵中也有这些毛病，我们的班长刘应锡就是吸烟成瘾，他只是偷着吸。后来部队开往南阳，这里部队很多很杂，除了卫定一第三军外（我们属第三军）还有邓宝珊的第五军，樊锺秀的建国军。总司令岳西峰的军令很严，士兵出门都携出入证，证悬挂胸前，没有证的，执法队抓去就要打军棍。南阳这城市很大，白河流经南门外，六街三市，颇为繁华。我们部队住在老县衙内，内部已经破烂得很。军长的马圈就在西边，高头骏马加上骡子共十余匹，一个个肥壮光滑，还有两辆新式汽车。军长出门时汽车两边排着两列马弁，红绸飘扬，驳壳枪放光，真是威风凛凛。

这时北伐战争似已趋向低潮，每天我们除在东门外大操场会操外，其余时间就是听新来的政工人员宣传三民主义，什么要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呀，要怎样实行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如何呀，说得非常动人，这些宣讲人员都是年轻、英俊的青年，说话流利。

一九二八年五月间，部队奉命开至安徽阜阳一带，我随连长离开部队，前去洛阳高工学校上学，这校是冯玉祥办的。

这个部队是由岳西峰统率，以后我听人说卫定一被岳西峰枪毙，原因据说部队中有潜伏的共产党人，谋叛策反，准备暴动，以事机不密被人破坏，共产党人也被打死，这时正是宁汉分裂第二年，共产党人转入地下，岳西峰部队剩下的被蒋介石收编，后来听说在鄂西剿共被共产党打散，岳西峰阵亡。

一九三八年六月间，徐州失守，我随军（51王耀武部）由兰封转许昌往武汉时，曾见确山车站有岳上将西峰阵亡纪念碑，这一部分部队至此完全没有了。

 

 

 

 

 

 

 

 

 

 

 

 

 

 

 

 

 

 

 

 

 

宝鸡早期的学生运动

容经     胡耀泰供稿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把部队开至西安，援助杨虎城等解除西安之围。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左派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为了揭露蒋、汪的叛国罪恶，在西北扩大宣传，组织农民群众和广大青年学生开会，陕西全省学生大会，就与是年秋在西安召开。各县参加大会的代表有七十多人。（宝鸡选派两名代表参加。第一高小选派杨参政，第二高小派李遇春）。开会时先选出主席团，记得主席团有王霖，在会议上，于右任和苏联代表鲍罗廷都讲了话。他俩讲话主要内容是赞成和拥护孙中山所提出的国共合作与三大主张，反对蒋汪的分裂罪行。如于右任在会上说：“陕西有足够的力量维护革命，可以说有两座大炮台：一个设在西北是农民群众、一个设在东南，是全省学生。”在大会上高喊“争取自由，争取平等与民主”“打倒新右派蒋介石”的口号。经过这次大会，学生受了很大鼓舞，思想顿开，特别是地处西陲的宝鸡等县学生代表初步明白了世界大势，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趋向，更晓得只有争取民主，才会有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他们在会上表示响应大会号召，立志唤醒群众，团结奋斗，向光明大道迈进。宝鸡学生代表返县后，一面向学校、老师汇报开会情况，一面向同学传达会议精神。那时有些顽固的老师和社会上思想保守的人们便纷纷议论说：“派这些娃娃当代表，只能花公家一些钱，定什么用呢”可是第二高级小学的李遇春，因受西安开会的影响，不管一些人的风言浪语，掀起了宝鸡前所未有的学生运动。

第二高级小学的老师，有的从来思想就守旧，他们争名夺利，互相倾轧，意在推倒校长，窃位而代。教员杜光组表现最为突出。他不让其他老师专权，而其他老师又怕杜捷足先登，因此表面互相和好，内心彼此猜忌，勾心斗角。加之杜向来压制学生，李遇春便乘这个时机暗里团结师生，发动同学。一方面张贴反对压迫、争取自由平等，打倒思想陈腐、行为反动的杜光组等标语。一方面不听杜光组老师的课，当杜以威胁口吻迫问学生时，李把同学带出校外，（一部分到南门外初小，大部分住在西关外惠家湾）一高学生闻听此消息，就立即声援。社会上看不起学生的人，就不管内情如何，向外扬言说：“第二高级小学学生罢课离校，炸到惠家湾了”！舆论哗然。杜光组当时以为与自己名誉攸关，想靠学校其他老师出头收拾僵局，但和他一样心眼儿的老师，更抱听其自然的态度。杜于无法中，改变口吻向学生说：“青少年学习重要，只要同学们返校上课，我个人去留是个小“问题”，并在校内书面宣布。地方人士王紫京、刘翰卿、王右箴出面调处，先吓唬学生说：“要票传家长、马上追费”。后看学生意志坚决，便答应了杜离校的条件，学生看到目的已达，就返校。杜光组不久即离校，学潮延至月余才结束，这是首次学潮结果情况。

宝鸡第二次学生运动发生于一九三三年，在第一高级小学校。该校校长王伯恩原来跟本县国民党党务指导员工作，对办教育缺乏经验，在任职以前，人言啧啧，由于教育助理员张天儒与王有深交，张就竭力向县府推荐，县府才委派了王。大师不满意王校长以旧法禁锢学生的思想，他们为了使学生思想获得解放。就在课堂上给学生灌输新思想，公开给学生讲社会发展史，向学生介绍苏联、宣传马列主义，并说资本主义已到末落时期。王校长时有所闻，曾与张天儒说明此种情况。张曾几次听这些进步教员的课，意欲施以压力，但想该校教职员多与自己有关系，又是他多年同窗，顾虑重重，不敢公然去做。又怕教育厅和县府知道该校对学生进行赤色教育，罪加于己。为了不惹麻烦，就先请假，后藉故辞职。张天儒走后，杨参政继任，王校长便失去后台，孤立起来，教师就鼓动学生罢课，闹学潮，并利用学生自治会（学生萧蓼负责）和学生大队部组织（学生容经负责）进行进步活动。学生对王校长也不满意。高秋二三级首先罢课，在街上反对王校长的标语。事情发生后，县府派人到校调解，准备先吓唬一下，扬言开除一些学生，熟知教师和学生了解到这种情况，就更加坚决反对。县府恐事扩大，便暗示前任县长李紫若出面调处，结果收回开除学生成命，王校长离职，由教员杨芝芋继任校长，把一些教师职务调动，学潮也就随之结束。

宝鸡两次学运对宝鸡革命新生力量的成长起着积极作用，给反动顽固的守旧派以极大打击。从此一些老教师退出教育阵地，其他各部门的所谓三朝元老，也都有所震动，先后唱着“时不我与，胡不归？”的调子，退居村野，这样以来革命思想就越来越发展了。

                        杨参政整理

 

 

 

 

 

 

 

 

 

 

 

 

 

 

 

虢镇省立二中

进步教师的事迹

姚维熙

陕西省立二中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暑假，由外地迁至虢镇，在以来杨虎城创建的宝鸡渭滨中学校址继续开学（校址在虢镇山西会馆东边）。当时校长是韩叔勋，教务主任刘尚达，训育主任王紫京，事务主任王子清，教员有何寓础、原禾生、毕时生、武伯伦、杨念一、徐志纯、王幼诚、杨联甲、王伯直、毛鹤亭、庐志刚、赵贵勤，职员有韩伯和、冯子勤、巨清泉、李伯龙、范哲等。从是年秋季起至民国十九年春奉命迁去凤翔，把第八师范并入合办止，共计两年半时间，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有为青年。这些青年，后来有的继续深造，有的参加革命工作，大多数都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与当时二中教师的热心教导分不开。他们对学生言传身教，既教书，又教人，不但指出学习方法，说明了做人道理，而且确定了奋斗目标，二中教师之所以能够这样作，也是有其渊源的。

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前，陕西留学北京的学生，继承了西北革命传统，受了新文化启蒙影响，痛恨复古的反动教育，鉴于陈树藩祸陕成立“共进社”。这个地方性的革命团体，目的是反对军阀割据，反对封建压迫，提倡科学民主和新文化，社员当时有一百多人，后来总数达到千人以上，分布在陕西各学校、各角落活动，它在思想上给西北革命作了启蒙，在干部上作了准备工作。刘尚达、何寓础在民国十四年前后，就是共进社的领导人之一，民国十六年，他们执教二中，和二中其他共进社社员，本着共进目的，积极地作思想革命工作，在他们新的思想、新的教学方法、新的工作作风影响下，进步思想象渠水一样灌遍了二中校园。这些务花的园丁，群来虢镇，也有他们的特殊原因。

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反动派反动了“四一二”事变，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陕西当然也不例外。共进社社员在陕北的，就陆续离开，如榆林中学的魏野畴，绥德中学的韩叔勋，延安中学的刘尚达等，便先后来到西安，不久韩叔勋奉教育厅令虢镇二中校长，韩即邀请刘尚达任二中教务主任。由于虢镇是宝鸡的一个镇，僻住西陲，交通梗阻，风气闭塞，环境比较安静，易于藏身。因此，愿来二中执教者不少，经韩、刘约请，先后来虢镇的有何寓础、原禾生、毕时生、武伯伦等，都是共进社社员。这些人就成二中的骨干教师，并由他们团结其他教职员成为一个密切合作，互相促进的坚强组织。在学校中就起了积极作用，采取了新的措施，二中声誉随之亦高，附近各县送学生入二中学习者逐年增加，一个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的虢镇，风气逐渐大开，群众认识提高，地方面貌为之一变，他们在二中的工作，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进步事迹：

体现革命的教育精神

1、在教育宗旨上——是培养国民革命实际斗争人才，目的是实施三民主义。延续民族生命，发展国民生计，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促进世界大同。

2、在学校校训上——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读书要不忘革命，革命要不忘读书，要和平奋斗救中国。

3、在校训标准上——要求全校师生做到“六化”，即精神革命化；思想系统化；行动纪律化；生活平民化；兴趣艺术化。

这个校训标准是教育厅命令各校同拟，准备选择。后来以二中所拟适合，作为全省个中学统一校训标准。

传播革命种子

1、高唱国民革命歌——每天朝会，每周在星期一总理纪念周时，集体唱“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这个歌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后产物，北伐胜利就是它的力量的具体表现，是党的心声、口号与主张，人们称此为中国式的马赛进行曲。

2、讲解革命道理——每周总理纪念周时，在程序上有政治报告一项，由准备充分的老师来讲国民革命的目的与任务。目的，是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任务，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铲除卖国军阀以及这些军服所组织的腐败无能的卖国政府，这个目的和任务，如果达不到，完不成，中国人民永远没有幸福日子过。并指出国外国内最凶恶的敌人是谁，还讲北伐军事当日进展的情况，和当时世界上的重要矛盾，这就使学生从根本上认识到了世界上人民要革命的道理；在心灵深处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使它逐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激发爱国思想

总理遗嘱中有：“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二中教师根据其条约条约实质，认为是帝国主义加给中国人民的卖身契，就编了个不平等条约歌（又叫帝国主义歌），为了歌颂总理革命四十年，学习不辍，奋斗不息的精神，编了“总理纪念歌”，又遵照总理知难行易学说，编了“知难行易歌”，这些歌词，文字通俗，意思浅显，语言流畅易懂，易激发学生爱国情绪，启发勇于闯进的思想。因此就引发人手一份，朝夕朗读，以激励其意志。不平等条约歌内容：“提起条约太不平，未曾开口泪先淋，我的悲愤胸填满，我的帽儿发欲冲”。总理纪念歌起首是：“我们总理孙中山，奔走革命四十年，围绕地球一大圈，各国政治考察完……”。知难行易歌：“不可使知受蒙多，误把知行互颠倒，本来行易知较难，却认易事入虎窝，军阀列强貌似凶，齐心革命可打倒，门雪瓦霜无你我，坐言起行事必妥”。

灌输科学知识

1、地球绕太阳而运行——为了树立科学知识，先破除迷信，教师给学生指出理性与迷信区别，然后以从各方面观测、试验、研究来证明哥白尼太阳中心学说，对学生讲解地球绕太阳而运行的科学道理。推翻了宗教家错误学说。从此学生对太空星球运行，有了科学常识，并发生了很大兴趣。       2、地球是圆的——教师根据欧洲航海家麦哲伦绕地球一周为例，讲解地球确是圆的，拟了一个由上海出发东去，由香港出发西经的环绕世界旅程表，其中包括所经过路线，沿途地点，印发学生背诵。以资牢记，使每个人树立坚实的科学信念，同时给学生说明科学是有实验、有系统、有条有理的知识，它的方法有二：一是归纳；二是演绎。前者的方法是根据事物发展的原因而推求结果，后者是依据事物产生的结果，而探求原因。从此学生对科学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开展文娱活动

在开展文娱活动中，学校举行了讲演竞赛会、文艺游艺会，这种会每年分期举行，对提高学生体格素质，培养口头表达能力，涵养审美观念与启发艺术能力，起了积极作用，不少学生成为身健体壮、性格和蔼、爱好艺术、语言流利的人。

促进思想进步的另一种措施

介绍新文学作品如鲁迅的《故乡》、《聪明人》、《傻子与奴才》、《孔乙己》。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达夫全集》，还有成仿吾、王独清作品，中山主义、社会主义讨论集。教师还对学生提到民族资产阶级与革命问题。这些措施对学生认识提高，起了促进作用，此外学校还出了《二中季刊》成立了课外学习小组，如“文艺研究会”、“英语补习班”、“星芒社”与“星芒”，全校老师与学生一齐动手，一同前进，在季刊上，校长写了发刊词，老师们写了文章、诗歌、小说，还有论文。学生也写了散文和白话诗、课外学习小组在老师指导下，也搞得轰轰烈烈。

以上简述了虢镇二中进步教师在短短的两年半时间中的进步事迹，不但促进了当时二中学生的思想进步，也影响了后来西府各地青年学生的思想，他们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做了不少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工作，直接间接对革命帮助很大，在六十年后的今天，追述二中教师的先锋进步事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是十分必要的。

 

 

 

 

 

 

 

 

西街小学和虢镇小学

对学生灌输进步思想略述

严书鉴     容经

杨参政整理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宝鸡两所高级小学，接触了进步思想，在促进教学方法改革和提高学生思想认识上犹如春潮激荡海岸一般，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当时两校教员中有的曾经在北平求学；有的曾在西安深造；有的曾在凤翔读书……。多数受过马列主义教育，且有参加进步组织的，因此要求实施新的教学方法，传播新的思想很迫切，他们正在青年时代，作事很少顾虑，先后在两校就行动起来，（以后有的教师不仅落后而且走向反动以至被镇压如李含英、马伯理、张定五。但就当时具体事实来说，对在校青少年的思想是起了帮助作用的。）

他们的作法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 启发学生觉悟，培养反抗精神。

长期受反动统治教育的学生，不了解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史实，是非不清，爱憎不明。为了培养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和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教师就在课堂上讲些古今仇恨压迫剥削的文章，如诗经上的“采薇”、“硕鼠”、“伐檀”。唐人的“石壕吏”、“卖炭翁”、“扑蛇者说”、《礼记檀弓篇》的“苛政猛于虎”、《古诗十九首》。今文有“哭中山”，并介绍荷、日、帝、俄、英、美等侵略中国的惨剧史。除此之外，还给学生以课外读物。如《胜利的微笑》、《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十字路口》、“卖火柴的女儿”、《少年漂泊记》、《纪念碑》、《雪夜》、《小雪》、《赌场》等，启发学生在思想上提高认识，只有反对压迫，打退侵略者，中国才有出路。　　　      2、联系政治时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寇侵略魔爪日益深入，全国群众，同仇敌忾，而国民党政府却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中国共产党及时发出全民一致抗日的号召，学校立即响应，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启发学生痛恨日寇的侵略。在校内外举办壁报、条例国耻史，痛斥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又演话剧《一磅肉》、《高丽参》、《一元钱》，并加授《日本研究》，有的教师说：明治维新后，日本才强盛起来，日本维新运动，得力于伊藤博文，中国严复和伊藤博文留学时同学，中国没有用严，一直受帝国主义压迫。我们也希望中国出一个伊藤博文式的人复兴中华。“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被帝国主义主宰的国际联盟、曾派李顿来调查事变的真象，李顿的报告书，竟歪曲事实，引起中国人民反对。两校教师对学生进行宣传，全校师生群情愤激，反对这种危害中国、利于列强侵略的不公平调查。

揭示当时进步与反动的新闻，使学生从实际事实中，认识先进与落后，如在黑板报新闻栏，简明写出王泰吉革命胜利消息，略述土匪王结之拉票勒赎、危害人民的罪行。学生表示拥护与反对的态度，本县双基堡孙超被人打死以后，学校从阶级观点分析（孙是恶霸），学生即表示痛恨。

3、传播自然科学，打开学生眼界。为了使学生认识科学，热爱科学，经常灌输科学基础知识，如“一掌推墙，墙为什么不动？”，“弹从枪口射出，为什么逐渐成弧形落地”“弹穿玻璃而出，为什么玻璃只破一小圆孔而不全破？”（用枪实验让学生看）再如光的直射和辐射的道理，物质不灭理论（以木柴烧炭、炭烧成灰作证，让学生观察思考）养成学生认识科学道理，了解科学规律，重视实验，从而深入钻研科学。

4、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学生的健康。

霍乱流行时，宝鸡医疗设备甚差，城乡死亡人数很多。群众虽都自行防御，而见效甚微，老师就对在校学生先讲防疫的重要性，继在教室、宿舍和灶房洒防疫药水及石灰水，每人在身上又带一防疫药包（苍术）最后打防疫针，并禁止出外，与外界实行隔离，同时按需要加强锻炼身体以充实其自身抵抗力。由于及时预防，学生出个别染病外，（魏培英一个因私自外出而致传染），余均平安渡过。群众对此大为赞扬说：“学校防疫比校外都好。

5、试行民主自治、废除体罚制度。

以前两校教师公开对学生实行体罚，戒尺挂在各个教室，名之曰“朴作教刑”，打得学生头昏眼花，羞得学生无地自容，还说：“打以记之”，又说：“师打生不羞”，这种办法，使学生事事不敢作主，丧失了自尊心，两校有鉴于此，便以朝夕会、师生座谈会上的说服来代替体罚。在这些会上，可以谈学校的事，也可以谈个人的事情。可以进行检讨，也可以进行批评，教师可以指责学生的错误，学生也可以给老师提意见。这样实行的结果，师生感情日密，人人说出了心里的话。从此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了，这就成为提高认识，共同前进的武器，板责和变相体罚就很少了。

6、举行各种座谈，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

以前学生不好好学习或发生过失，家长说老师没有教好，老师埋怨家长说家庭教育放松了，互相推诿，彼此埋怨。为了使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密切配合，学校通知家长来校参加，报告学生学习情况（包括成绩和缺点）及今后应注意事项，家长也可以说明学生在家情况，更可以向学校提意见和建议，双方联系加强了，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好了，教风学风逐渐改变，从此社会上也更重视这两个学校。

8、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后学校新的变化。

当学校各种新的措施得到学生欢迎，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学校和家长的关系密切以后，教师对学生就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加深认识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有的学生讲哲学三大定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相关系，有的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经过，有的介绍领导中国革命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事迹，还有介绍江西工农红军分田分地情况的，到后来在课堂上讲社会发展史，宣传马列主义，并说明资本主义已到末落时期，同时批判印度甘地不合作主义的错误（革命不彻底）……

由于两校教师对学生认真地灌输进步思想，实施新的教学法，学生思想认识较前大有提高，能清楚地知道CP与CY的分别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高贵品质。最后有的学生在言谈之间表示准备献身于壮丽的共惨主义事业，这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可是当时没有这些教师的引导，学生思想的提高或者要慢一点。在这个时期两校受教育的学生，后来有好多走上革命道路，在各条战线上为介绍中国革命做了应有的贡献。

注：CP是共产党，CY是共青团。

 

 

 

 

 

 

 

 

 

国民党十五军

留守处在虢镇八年

张屏轩  胡耀泰  高镇芳供稿

十五军是原来的镇嵩军，先后由刘镇华、刘茂恩兄弟领导。该军留守处于一九三八年迁移至宝鸡虢镇高家堎和惠家湾一带，连续驻了八年，秦家沟也有它的仓库，当地老百姓受害甚大，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慢慢离去。

十五军留守处（包括六十四师和六十五师）的组织，有八大处：留守处（在惠家湾）、军械处（在高世太家）、印刷处（在菩萨庙）、付官处（在吴俊才家）、政治处（在陈家院）、军需处（在高万有家）、修械处（在高世凯家）、经理处（在堡子里）。各处都有戒备，外人不能随便出入。因此，各处负责人姓名多不知道，只知道个别人，如宫参谋，军法处韩处长，经理处王处长，八处共有三百多人。

防卫组织：有个特务连住在西场里，有个普通连住在老王沟，专负责戒备责任。此外还有个军医院（在周彦平家），一个银行（在高世彦家）。

六十四师师部住在高家堎，六十五师师部和野炮营，住在惠家湾新城里。

修械处所属的修械所设在高家堎道场，占用几个窑洞，工人三十余名，还占住高茂魁家五间大房作为宿舍，负责人姓康。所修的枪械，有短枪、长枪、机枪，手工修理和机器修理并用。又设有干部训练班，地址在上高家堎，专为培训干部。该班的教育长姓王，是留日学生。在张家场还为眷属办有小纺织厂，以减轻其生活负担。该留守处多占用民房，有的占用时间长，有的占用时间短。

十五军留守处底子很厚，并带有家眷。来时火车运至虢镇车站，适值天下大雪，道路很滑，机器什物堆积如山，眷属中男女老少用满车站。人员需要安置，东西需要搬移，忙了高家堎、惠家沟以及附近所有群众。而且这个劳役是无偿的，稍一不慎，有点失误，便遭到叱责和鞭打。

刘家是河南巩县人，据说兄弟七人，除刘镇华、刘茂恩外，还有一个弟弟也是将军，人称刘家“两主席、三将军”。日寇进逼山西和河南时，洛阳、潼关吃紧，刘的家人以及亲友都随军前来高家堎、惠家沟。当时这个地方，真是道为之拥，村为之满，家家户户都住有留守处的人员。刘为了养活家眷亲属，宝存底业，在困难的八年抗战岁月中，不遗余力地办工厂、开银行、肥了自己亲戚和朋友，害了高、惠两地的穷苦农民。

刘的母亲在这个时期曾来过惠家湾，住在堡子里高世彦家，刘镇华也来看过他妈。来时车站附近道路均戒严起来，其他如他的弟弟来时，虽不同于刘来时的森严，人们也能觉察到和平时不一样，这时就有刘家几少来了的话儿出现。有人曾讽刺说：“刘母有七子，不如杨家一太娘，太娘领兵战杀场，刘家怕死躲后方”，真是一针见血的揭露了他们的老底。

十五军留守处在高、惠等地八年，当时群众不满刘氏家人外，还痛恨其他随军来宝人员。这些人都是刘家的亲戚六人，多年幕僚。其中有的人心术很坏，行为恶劣，给当地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现仅举以下几例：

第一：以枪资匪，民不安生。

一九三八年二月初六日，十五军刘茂恩部将大批军火运至宝鸡惠家湾及秦家沟，在该两地分设仓库储存，由一李姓团长担任留守处长，率三百余人分住两地看守。但所藏军火，始终未见用于抗日战争方面，而大部分军火由看守者盗卖，贪污费己，该看守部队，并勾结乡、镇保长、地痞流氓及土匪，烧杀抢劫，闹得社会秩序大乱，民无宁日。如排长戴青梅勾结凤翔营为、熙焕等乡长盗卖库存枪弹，危害地方治安。班长刑尔福在罗连长唆使下，烧死秦家沟的魏菜儿，抢劫鲁济瀛财物，抢孙家村张俭并拉去耕牛，烤死孙家村张孝，掠去该家衣物。

第二：高利盘剥，栽赃诬陷。

留守处有的人，大放高利贷（或麦子、或现金），从中牟利。由于利息过重，限期又断，按时交不上，即遭毒打。如当地人吴子祥，还不上该军姜鸿才的贷款，被押在黑房内打。当时群众不惜无法生活，另借又无门路，只好和乌鸦一样寻旧窝。人们有这种感觉，借时近之若亲，还时畏之如虎。

秦家沟住有一罗姓连长，对无衣无食的穷苦农民家庭，通过保长王福荣等介绍，也大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如遇到期不能归还者，便鞭打绳吊，谁也不能拖欠分文。

罗连长经常暗地打听了解当地有钱的富裕家庭，不是唆使部下夜晚抢劫，便是派人偷割家庭房檐前后的电线，诬以破坏电线，加上汉奸罪名，勒索敲诈。阳平镇之刘孟银，就因此而被敲诈，罚款两次。

第二：设稍诈民，后果自实。

老王沟上边是交通岔口，距十五军留守处尚远、但该留守处想从检查行旅当中得些好处，亦设稍盘查行人，就派一连人住在老王沟，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十月，在老王沟岭上放哨的十五军人员，被土匪陈致蛮打死，并误伤了在该地卖吃食的亚子人李天时。该匪又匿藏府渠沟（在老王沟的东边），十五军一连人包围拿匪，竟被土匪一人以枪挟持其连长，令其士兵散开，把一连士兵弄得束手无策，最后把连长架上北原后，土匪扬长而去，至今遗为笑话。

第四：贩卖毒品，无人过问。

该留守处扎住秦家沟，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当地农民称之为“小日本”。在国民党禁烟政策最严厉的时候，买烟无门，吸烟无地，但在秦家沟城内，吸食大烟，买卖毒品，谁也不敢过问。因之凡吸食大烟白面的人，每日往来于秦家沟城内者，络绎不绝。成了买卖吸食大烟的保险公司。

该留守处排长戴青梅，家住惠家湾，给贩大烟的人供给枪支弹药，大批贩运，将烟土交给当地开烟房子的人去销售。秦家沟之鲁全有就是开烟房子代他们卖大烟的其中一个。此外阳平街上有一医生名叫王某某，以乡党关系，与罗连长相处非常密切，经常来往西安、宝鸡等地，为罗贩卖大烟白面，王亦因此发财致富，全家过着奢侈的生活。

又有一个南副官，听说是刘振华的舅氏，藉势大做非法生意，心肠很毒，不择手段，解放前后在宝鸡大贩烟土，赚钱不少。

第五：投机钻营，发国难财。

十五军留守处人，看手工纸烟厂和小商铺发国难财，乘抗战时期物品短缺，凭他要价、贱买贵卖，一个叫戴排长的哥哥开纸烟厂，一个叫李师爷的在虢镇车站开了个商号，本人又参加一贯道，商号成为联络点，为害国家和地方。

第六：占住民房，大吃空名。

十五军官多兵少，大吃空名，如遇点名发饷，就派农民顶兵，不顾忙闲，便利自己，耽误农民。他们用过民房，不归还房主，如惠东计为向康风元要房子、费了很多周折，经处长训斥康风元后，才把房子交给房主。

还有一个刘石匠，借与刘家是同族，在虢镇开石匠铺，当离开时，培卖拉石旧车，高姓买了一辆，因车价大，一时交不上款，刘石匠愈崔愈紧，使买车者受尽难为，几至送命。

抗战八年中，十五军留守处给高家堎和惠家湾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群众痛恨这些作恶多端的坏人，对十五军留守处有些人还有好评论，如经理王处长，为人端正，做事公道，一个宫参谋系前清贡生，人很公正。经常公平合理地解决士兵与农民的争端，医院的医生对当地群众治病很热心。这些人都得到了群众公道的评论。

                            杨参政整理

 

 

 

 

 

 

 

 

 

 

 

 

 

 

宝鸡县田赋和税制的变革

王好贤  王定章  杨功丞   口述

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过着自由自在丰衣足食的生活，既无鞭打绳拴、诛求无厌之赋。又无终年累月，交纳不清之捐；城市楼房林立、农村绿苗遍野，山坡花果满山。真所谓尧天舜日的乐境，亦未必逾比。可是在解放前，重赋、苛捐、杂税，压得人民处在生活不如牛马的地位，当时统治者有谁还顾惜民艰，勤恤民隐呢？粮赋征收无定，税捐名目繁多，力役又迭起循生，人民始忍终困，几至无法糊口。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和知情人士提供的情况，现就旧社会宝鸡的田赋、税制的变革和利弊，略述如下：

（一）田赋

1、组织完备人员增多

清乾隆时，划分宝鸡全县为十乡，五十三里、二百五十八村。清朝末年分全县为十三乡、五十四里，（给原十乡的永宁乡增加永宁里）二百七十六村，里有里总，专管完粮，村有乡约、保正，专管村事，主要管理粮赋。光绪五年（1879年），邑令李正心划全县为十三段，各段有一所义仓，收储谷粮，由段头目及里总、乡约、保正管理。

民国初年，改十三段为十三区，辖五十四里，二百七十六村。各区、里、村，设区绅、里绅、村长。民国二十二年（1933），全祖谋县长任内，改十三区为二十八联保，实行联保主任制，二十四年（1935），县长王静涵训练保甲。二十六年（1937），钱范宇县长实行保甲制，每联保设联保主任，保设保长，甲设甲长。二十八年（1939年），王奉瑞县长先把联保改乡镇，（二十八联保成为二十八乡镇）后改为二十二乡镇，辖五百零五保，二千七百四十二甲。乡镇有乡镇长，保甲有保甲长。这段时期，田粮仍责成各个时期的头目完纳。

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董学舒县长任内，收粮机构变更，改为宝鸡县赋税嵇征处。处长由县长兼任、主任为庐廷芝、秘书为杨丕楝。分三股：第一股为赋税股，专管收粮。第二股为契税股，办理白契登记印契，派人分赴各个乡镇，调查“白契”要交纳契税，加盖县印，方为“红契”，第三股为杂捐股，负责收屠宰税、房捐、花捐等。这一时期田粮和税收由县赋税嵇征处征处，是年八月，应实际需要，临时设立县仓收粮办事处。因物价涨，收少量实物，并把蟠龙、西坪及马迹三乡田粮，交十里铺大新面粉厂收，为了缩短路程，节省劳力。县政府派专人（杨发荣）在该厂经办，虢镇也设收粮办事处、这是田赋由交纳银两，转变为征处实物的开始。当时由县财政科派人经受。民国三十年（1941）田赋全部征处实物。成立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由县长兼，副处长由徐殿荣负责，继为艾善莆，再后是刘方策，处长下设秘书、会计、出纳各一人，并设有两科，第一科专管人事，第二科专管收粮和调拨，全县共设立五个分处：

（1）县城镇分处方正南，后为毛成智、容香甫，经管县城镇、新市镇、渭滨镇、硖石乡（属第一区）、陈宝乡（属第二区）、金陵乡（属第十一区）。

（2）虢镇分处容涵贵，后由王春、董伯超继任，管虢镇（属第三区）、长春乡、阳平镇（属第四区）、蜀仓乡、钓渭乡、潘溪乡（属第五区）、终南区、（属第六区）。

（3）冯家原分处容克家，管鸡峰乡（属第五区）、（属第七区）、神农乡（属第八区）、云栈乡（属第九区）、佛岩乡（属第十区）。

（4）贾村分处阎德卿，后为容涵贵，管蟠龙乡、西坪乡、马迹乡（属第十二区）。

（5）俱刘村分处，先为王志德，后由容香甫、王子清、王定章继任，管千水乡、周原乡（属第十三区）。

是年六月重新大造征册，为了便于征收实物，按乡镇、保、甲次序编号，列入粮额征册，（保甲交粮花名册，并有串票、通知单、存根、收据）收粮后，征册要注销，加盖负责人名章。

民国三十六年，县田赋管理处处长为高一侠，秘书谭儒，会计陈照鸿，出纳强鸿年，事务高华、下设三科：第一科科长霍慎恺，科员韩金澡、冯自鸣；第二科科长杨丕楝，科员方正南、李幼耕；第三科科长王者璋，科员李子章、杨维新。这一时期，各分处有主任一人，股长二人，嵇征员四人，收储员（包括司秤、验收、保管）六人，此后部分人员虽有更动，组织直继续至解放。看起来组织日益完备，人员日益增多，弊病却丛生，加重了群众的负担。

2、粮多赋重民负堪虑

宝鸡原按平原坡和土地费瘦，定交粮等级，有的地方是一亩地一斗粮。如姜城堡，有些地是一亩地满斗粮。有的是一亩地五升五合，有的地是五升，有的是三升半，有的是几合粮，有的地方不论亩，而论垧（大约二亩半地上下）一垧地总共几升几合粮。全县只有慕仪里粮石大，有“慕仪一里赛陇州”之说。

从很早人们就说，“粮是年年增加”，这指的是项目增多，粮银或实物加重。从周朝“井田制”来说，那时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一百亩）八家共同分担一百亩公田，（供王侯爵禄食需之用）除此以外，再无负担，这叫做“王粮”，（自秦商鞅变法废井田制，王粮名称未变，但比其它粮轻），到唐时有“僧粮”“道粮”，以后将庙产归为学田，祠堂也归学田，征学田租，宝鸡的田赋名称，就有田赋、磨课、学租、王粮等。

宝鸡全县原有粮石贰万七千四百贰柒石柒斗零二合三匀五抄六摄。在民国二十九年以前，田赋银两各年不同。民国初年，每石粮交纳粮银一两三分四厘五毫四丝二忽五微。共征银三万六千六百零三两四钱二分四厘零。

民国十六年，把征粮银改为征收硬币，每块硬币按柒钱二分折合，以后改为六斗粮征收一两整银子。

民国二十二年设立推收所，所中有五人，即杨仁山、何雪堂、司知卿和鼎山，按原来“红薄”记载总粮额，专办全县五十四里粮额，使之正确、因各里田地逐年有买卖情况，漏了登记运粮手续，显得各里土地与粮额数目不符，影响征粮任务。因此整理粮赋，而结果收效不大，错粮未彻底更正，推收所亦因地方团队纷乱，过境军队干扰，工作无法进展而停止。负担不公，奇轻奇重现象，依然存在。

民国三十年左右，因全部征收实物按新造的征册办理，并由于度量衡改革，实行新市斗，即一市斗折合一十四斤半，每石粮征收市斗粮，贰石柒斗三升四合二勺，按原有粮石，应征收新市斗粮，柒万四千九百五十二石八斗。折合壹仟零捌拾陆万捌千壹佰五十二六市斤（即10.868.156市斤）征粮分配比例，分军、公、赋三种提成，即军粮四成，赋粮四成，公粮贰成。军粮是供应部队的，公粮是地方公教人员的薪金，赋粮（正粮）是中央和省上的。

不管本县粮赋如何混乱，负担不合理，只要经过征收机构通知，应交的粮银或实物，均不得短欠，不管地方丰收或歉收，均得按规定办理，统治阶级经常欺骗农民说：“这是皇粮国课”，意思是说这就是百姓应尽的义务。农民长期受剥削惯了，也说：“纳了粮，不怕官”实则粮是纳不完的，官家巧立名目，层次剥削。军阀、土匪、民团，谁来谁派粮，凡是统治宝鸡的人，只要心一横，群众就感到大祸临头。如民国二十年左右，种烟收烟款，不种烟收白地款，有理向何人说？宝鸡敦仁堡袁佩瑜，因交不起白地款，将地白送人吗，人家怕受累，不敢要，袁老汉就于无法中自缢而死。群众说：“房是招牌，地是害”有真没假。民国二十一年遭年馑，农民没粮吃，政府还预征民国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两年的粮，全县农民迫于无法，只得围城交农，官绅畏惧，关紧城门，在城楼上欺骗农民：“准免粮税”。农民一时被骗回家，而重赋重税，仍然压在肩上。这就是旧社会民不堪命的真实写照。          

3、六斗一两，一两倍收

粮赋从清代以来就收银两，农民大多数不会算粮，不知自己应纳多少，只听催粮的人说：“六斗纳银一两，一两收二两”。自己听惯了，也按此交纳，究竟为啥六斗粮收一两银，一两银为啥要交二两，自己仍不了解，经常没钱，只好等里甲长催时，才想办法。政府催区绅，区绅催里绅，里绅催甲长，甲长催花户等，到轮到自己头上，什么亏都吃，六天逼限（六天催交粮一次叫做逼限），为了不挨打，或少挨打、轻挨打都得花钱，花了钱，执刑人轻打。要对付限期，当然要贷高利款，还要请办事人吃饭。以上这些额外花销，都要农民负担，最后还得按六斗一两，一两倍交，完成自己应交的粮银。

1. 红薄不修，粮必白挨

“红薄”就是全县的收粮底册，总数不能变动。每里有“里书”又称“书手”，里书按照底册抄成“扎子”转给里甲催粮，还要办理过粮工作。

“红薄”因年久时更，差错不少，有姓名找不到人。这粮有“绝户”有“空户”、统称“空粮”。这部分粮县上定为“白挨”，每年里书为了够县上应交总数，就随便加给各甲，久而久之，就形成地多的粮少，地少的粮多，甚至有地无粮，无地有粮。其原因之一，有人卖地说明价大不开粮，还有人卖出低等粮地为高等粮地或平地，开粮时，自然带出一部份。其原因之二，里书捣鬼，把自己名下粮，转加给他人名下，白挨粮连年完不清。县上出售派差催，差人也高兴，鞭打绳栓，弄几个钱，年年粮完不清，年年出票派差，差人年年藉此弄些盘费，各地普遍如此，农民有苦，无法摆脱。

5、清楚查田，糊涂归户

民国二十二年前，裁局并科以后，粮赋银由县财政科收，到民国二十九年，改为收实物时，先查田定产，当时有丈量组，测绘组，定产组，各地段插有地标，工作细致，地亩正确，四址分明，产量和纳的粮，也有了定额。可是后来实行归户，发生差错不少，不分远近，只要是同姓名，就归在一起。如赤沙的几个王锁娃都归在一个王锁娃名下，其他王锁娃名下无粮，而这个王锁娃名下变成几石粮，交不起，只好逃跑，类似的情况不少。

6、里甲生弊，倒甲归村

宝鸡在土地陈报前（民国二十八年以前）经管粮的里甲编制，不但组织庞杂，而且弊端丛生，从以下情况就可以看出来：

（1）一里编十甲，甲不能随便增减，每里只能是十甲，在十甲页子中，每年选一页子为大里长，大里长是对付县上的。县上向他要粮，他催小里长，小里长催家首后他所管的甲。

（2）甲有页子和家首之别，页子又叫小里长，家首受页子管制，不得当小里长，家首负担重，常受歧视，好像页子的奴隶，页子可以在家首中吃睡。粮紧时页子可以连家首中的面缸撤走，不顾家首中大小人的死活，家首给孩子结婚时，页子在家首中吃了好饭，走时说粮紧，把新郎绑上送县。家首只得说好话，送钱把人赎回。

（3）“又户”是本甲分出来的，这叫“跳甲板”。当家首受不住页子歧视时，就跳出本甲，称又几甲，这就是“又户”，归大里长管，跳甲板必须花钱，否则跳不出来。

（4）“摇甲板”——是大里长请小里长等吃饭，又户也去，但不一视同仁。吃饭时小里长坐方桌子高凳子，又户坐的低桌子低凳子，这为了把一年的帐亮给小里长及又户等。此时把一年所花的钱统统结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平均来负担。吃饭后定负担，定期限，便于收钱，小里长轮当大里长，一年一轮转。小里长也每年由甲中轮，不原当者，寻人顶替，但要付给相当报酬。

（5）一里有一个“书手”，又叫“里书”。是世袭制，工作是按照多年相传下来的“红薄”，抄本里一年所纳的粮数，分给里中各家，再分给页子，也叫抄“扎子”，以便纳粮。里书还管过粮，分户、换粮名，每项都有手续费，钱由本人定，也归本人用。虽无统一规定，但已成定例，如民谚有“子换父，一匹布”。

倒甲归村取消里甲，上述一切都没有了，一切归自然村管。粮由村长催，原来书手任务，交到乡上，乡上根据县上所造粮册交粮，书手由乡上职员代替。过粮、换粮名的手续费，不但轻而且有规定。办事简便，交粮扎子由乡上抄送，县催乡、乡催村保，乡上设一个催粮员，由县府委派检验纳过的粮票，组织化简，弊端也不少，（催粮员是过渡时期设置的，为了当时便于催粮，不久就取消了）可是我们从整个田粮组织变化，交纳手续繁多，银粮变化增加，经管人舞弊欺诈，不难看出穷苦农民生活，是如何困难了。

7、机构虽改，贪污不绝宝鸡田赋征收机构常改，到后来改为县田赋粮食管理处，下设五个据点，征储粮食。有县城、虢镇、冯家原、贾村、俱家村分处。古人说：“法以屡更而无弊，政以交通而宜民”。可是在反动统治下，法一更而弊起，政一变二民病民。宝鸡征粮机构改变，随之贪污风即起，田粮处长刘方策贪污粮食几亿。当时在宝鸡法院审判。传说刘有后台，押送西安处理。可是在宝鸡第一次解放时，刘竟然避到坪头，经调查刘未押送西安，在宝鸡混乱时，是行贿得出，这是一案。第二案是冯家原分处干事姚某，变价私收田粮，此案发生后，该所主任的父亲容某和嵇征股长的叔父杨某，姚某的铺保经理刘同仁，都押在狱中，直至把事实查清，通缉了主犯，才释放了其他被押人。还有一种恶劣行为，大秤收，小秤出，相识的一百二十斤按八十斤收，农民一百斤要收一百二十斤。出时看人，据说县粮食出时合土，把一堵墙都掺入粮食内边发出。

8、严刑逼征，民不喘机

宝鸡处于我国西北高地，常闹旱灾。据历史记载，三十年左右发生年荒一次，如光绪三年、二十六年、民国十八年，庄稼不成，哀鸿遍野，而政府应收之粮，从不减少，催粮急如星火，白日鞭打绳栓，弄得农村鸡犬不宁，晚间刑逼牢关，受刑被关的人，寝食不得，各区里甲长，（里中还有督催原差）为了避免板责坐牢，就以重息贷“驴打滚”的帐交粮款，所贷的款，每百元隔夜出息伍元，甚至十元。若逾期还不上，息又增加，区里甲长所花的应酬费，和所贷粮款的息，全不管多少悉数分配给农民。各里还有里总，勾结包粮铺，剥削农民，如张兰的包粮铺、下诱里总上勾官府，暖泉里总张浩、太子沟里总王大身、善庆里总魏监堂、经常出入张兰之门。这样以来，农民债台高筑，喘息无机，哪有心劲种田，致使田地荒芜，粮赋却分文不少，这真是“田园荒芜尚征苗”啊！

（二）税收

宝鸡税收从清代至民国二十六年实行过三种制度：先为世袭制，后为承包制，最后变为领帖制。到民国二十六年以后，成立了宝鸡县地方款征收处，民国三十六年改地方款征收处为宝鸡县税捐嵇征处。兹依次分述如下：

1、世袭制度损公病民斗捐、秤捐、牧畜交易税和屠宰税，各集都由少数有办法的人（通官者从清朝未年开始）代收，如宝鸡县集的斗捐由杨、王两家收。这些人手下都有自己私人遍布所管地区。各种捐税，农民一文也少不了，但经手人给政府交时说清行贿，上交者少，私留者多，以致农民受害，公家受损，经收者得利。

2、税收承包吏绅伸手

民国以来，试行过几次改革，但有名无实，终于采取承包制，即把税收包给一个人或几个人，先定出款额，由人们投标，当时每年定额多在一万元上下。在承包时，由愿承包者自愿填写，认可数多者得中。中了的人按包额分到各镇，如虢镇承包总额一半，马营、阳平、贾村、晁峪、底店、咀头、益门等镇，分担总额一半。这些集镇仁担税款，和起来就够了全县承包的总额。各集镇包括所在周围之乡村，承包者委托人在乡村查收税款，因此说，这种承包是稳妥的，只要包到手就有利。于是愿承包的人就越多了，大绅、大商、甚至县府的官吏，也变相参加，从中分红，上下交征利，因而每年多半是这伙人承包。如县上的大绅、商会的会长、保卫团长等，他们取利的办法很多，除分红外，随时向杂务局（例年来承包人收税的地点叫杂务局）办事人员借支，久借不还，杂务局经常办事的人员、也不得罪这种人。因为局内办事的人，也成了例案，这些人手熟人熟，不管谁包到手，总离不开这些人办事，不但手熟而且多是经常参加承包者推荐的。（推荐这些人与他们有利）这些人县上有马登云、刘春换、张智卿、葛某等，虢镇有王英等。

税收自承包以来，承包人年年得利，但到民国二十一年，由于十八年年馑，地方元气未复，又值新年荒，（二十一年年馑）久承包的人，知道人没吃的粮，牧畜要大减，卖柴炭贩粮食的人也就少了，屠宰税也会发生问题，所以不愿出大价承包，在投标时，包金写少，应付一下，观察动静。有一老商号、包税经验不多的年轻经理，又想得利、承包了。结果赔了（几千硬币），把他的父亲也因愁而死，人们给这位经理起了一个绰号叫“包冰”。

3、实行领帖民负稍减在民国二十六年，钱范宇县长时，地方人士鉴于税收世袭制和承包制办法，只对少数人有利，大多数群众受害，就建议县府按照税收章程办事，布告群众，愿照章收税者，先由一个人申请领帖，经批准后在县府监督下设点，依法收税。畜税由王某领帖，经收其他税收，统统按新章办理，从而取消了世袭制和承包制。群众负担较前减轻（消灭滥罚现象），在监督下税收也较前增加。中饱情况少了，偷税、漏税者较前大为减少。

4、设置机构，委派公职民国二十六年以后，成立了宝鸡县地方款征收处，经收税目有营业牌照税、乐户牌照税、乐户捐、筵席税、剧影娱乐税、房捐、牧畜交易税、斗捐、秤佣等税。

民国二十六年税收机构和税目进行调整，把宝鸡县地方款征收处改名为宝鸡县税捐稽征处除继续按原宝鸡县地方款征收处的税目征收税款外，又接受宝鸡县田赋粮食管理处经收的土地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等三种税，还接管了“中央直接税局”移交来的商业营业牌照税、商业税、行商营业税、车辆行使牌照税（包括汽车、马车、人力车）等四种税收，因税目调整，地方税款找出了一些应收而过去没有收上的税款，增加了地方款的收入。“中央直接税局”“中央直接税局”和“宝鸡县田赋粮食管理处”的机构仍然存在。

宝鸡县税捐稽征处的机构，设处长一人，吴维斌负责，下设三科第一科管总务，科长王定章。第二科负嵇查责任，科长杨生玺。第三科是税收业务科，科长刘志奇，会计室负责人翟才智（由省派）。后来把第一科长王定章调成第三科科长, 第一科科长由袁树棠接任。民国三十八年吴维斌吴维斌离职后，继任是王正心直到解放。

该处还设有二分处（1）十里铺分处，龚子武负责。（2）虢镇分处由王定章兼。

由于交通情况变化，先是宝鸡落后于虢镇，税收比例为宝鸡三成虢镇七成，（即三七负担），后因宝鸡发展胜过虢镇，宝鸡七成，虢镇三成（即七三负担），虢镇方面商民再次要求按调整的三成只认一成，宝鸡又不承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到民国三十七年将统统所要减的二成由乐户承担。

当时全年税收为两万四千多元（虢镇分处两千多元，十里铺分处一千多元）就这样征税轻重不均匀，漏税的还有，“宝鸡中国旅行社”几年就没有纳税，受严重剥削的仍是工农群众。

以上是宝鸡田赋和税收情况，因时久人变，考证困难，漏错难免，请知情者予以指正补充。

杨参政整理

 

 

 

 

日本飞机轰炸宝鸡的回忆

张屏轩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灭亡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一直采取不抵抗主义，把东北三省拱手与人。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夜间，日军又向北平南郊卢沟桥发动了比以往更残忍的侵略战争，炮声震醒了全国人民，在同仇敌忾下，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活动，拥护中国共产党号召的全民抗战政策，积极地开展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才被迫承认抗战，但因蒋介石反动集团一再退让、妥协，给日寇以从容增兵，大肆侵略的机会。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又向西进，日寇在占领山西后，便以运城为空军基地，不断向西安、宝鸡、兰州等地进行轰炸。

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日本以七架飞机，首次空袭宝鸡。当时我担任宝鸡县女子高小校长，（校址在原城隍庙）亲眼所见市民遭受飞机轰炸之惨痛。那时因群众缺乏防空常识，敌机虽投弹不多，而损伤人命财产却非常惨重，仅女校东北一个窑洞，就炸死了三十余人。把在西府一贯卖膏药的李金标就炸死在这个窑洞里。事后计死伤共一百多人，自此以后，日机以不同的架数和不同的时间，继续进行轰炸。

一九三九年，是日寇飞机轰炸最猖狂时期，七月份，日寇以三十六架飞机，两日内连续在宝鸡轰炸两次。第一次所炸的地区是车站及城内北崖一带，并将姜城堡国民党之油库和火药库炸燃，损失巨大，这次死伤六百余人。第二天三十六架飞机又轰炸，炸弹全部投在城南河滩一带，国民党军队某部的新兵约三百人在一个空院子内全部被炸死，未有一生者。此外河滩之防空沟及田间路畔，死尸遍地，血肉模糊，真使人惨不忍睹。据最后统计，死伤共达两千人之多，这是敌机轰炸宝鸡最惨的一次。此后、敌人飞机仍不断来宝鸡空袭、城市居民及商人于每日清早七时前，即将饭吃完，扶老携幼纷纷向城外逃命，致使人心惶惶。

八年抗战期间，日寇在宝鸡进行疯狂轰炸，大小达几十次，其炸死炸伤人数及房屋财产之损失，真难以数计，惨酷凄凉之实景，非笔墨所能形容。然而在每次日机轰炸时，国民党的飞机总是销声匿迹，从未对抗过一次。市民都说，蒋介石的飞机在打内战时，即大量出动。扫射轰炸，无所不用其极，祖国同袍不知被炸伤了多少？而对待日寇侵略却毫无一点表示，不能不令人愤慨。

与此同时，反动派又经常征兵拉夫，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全国人民外受日本帝国主义之惨杀抢掠，内受国民党反动派之压榨剥削，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者，不计其数，大部分穷苦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不堪忍受的生活。人民都盼望着何时能脱离苦海，这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今天回忆起来，仍觉余痛在胸。  

 

 

 

 

 

 

 

 

 

 

 

 

 

 

 

 

 

 

 

 

 

 

宝鸡旧警察机构的

设立和活动

张屏轩

一、宝鸡旧警察机构设立

警察机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历来为统治阶级所重视，它的职能本应是打击歹徒、维持社会治安，但解放前的警察机构却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对广大人民群众敲诈勒索、为所欲为，使社会秩序混乱不宁。

宝鸡警察机构的设立大约在民国十年（1921年）。开始名称称为巡逻队，归县政府指挥，后设专人负责，职称“警佐”，初任警佐的为本县人董保三，继任的为付修身（山东人），当时警士有十多人。民国十六年后，正式设警察局，首任局长为本县人顾仁甫，继任人为赵某某。民国二十年（1931年）又改为公安局，首任局长陈志修（乾县人），后继任的有朱凡九、何善射（户县人）、李家树（永寿人），公安局内设督察员，警长、排长、警士约四五十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宝鸡保卫团成立，警务设一助理员（鲁东平）由总团部统一指挥，后不久改为保安大队部。不数年又恢复警察局，直到解放。先后任局长的有董公笏、李子才（兰田人）、李一民、杨源培、张精一（河北人）、王孟卜、薛仁安、赵恒心（东北人）、张纯真（回民）。局内设司法班、特务班、便衣队，还设有妓女从良所，有警员约一百人。

民国二十五年、陇海铁路修通。宝鸡成为交通枢纽，警察机构逐步发展，扩大了组织，除县城内设警察总局外，宝鸡西关、龙泉巷、汽车站、火车站、南河滩、虢镇、阳平镇等先后设立了派出所，县府内还有政务警察队、专办催粮催款等事项。

二、宝鸡旧警察的几项劣迹

1、逮捕进步人士，镇压群众抗日活动

抗战期间，日寇侵入江南，南京失守，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该市设有中央警校，特务头子戴笠在该校兼任训育主任，培养出来的学生，多系戴系统的特务人员。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全国各重要城市及交通要害地方，担任警察机构领导职务。宝鸡县当时派来的局长，多半都是军统人员，如王孟卜、张定五等，他们任职期间，内有督查长、有刑警队的组织，经常身着便衣，每天在邮电局检查邮件。到处密查暗访，盘查行人，凡遇有共产党嫌疑及思想进步人士，不是跟踪监视，便是暗逮捕，戴上黑色眼镜，解送西安，马营镇之乔积玉、倪宗宽等就是张定五同秦伯赢逮捕的。

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师志真担任宝鸡县长时，因思想进步而被免职，离职后，警察局长王孟卜即率警察便衣去师家搜查，企图找出证据，对师进行陷害。

2、藉查户口、敲诈勒索

调查户口本来是警察的职责，但国民党的警察经常不断地查户口，其目的在于敲诈勒索，当时市民对他们说的两句话：“黑狗变黄狗，无事查户口”。黑、黄二字是指着他们的衣服颜色而言，当时在宝鸡凡是吸烟卖烟或没有户口的人一被查出来，花上“黑钱”就没有事了，如无钱花，即遭捕押，没有花钱行贿，就判处无期徒刑，押死于凤翔监狱。但郭世来经常大量地吸食、贩卖，因为给当地警察花钱行贿，却无事情；徐俊因未买通专署，被逮捕处死；大烟犯李芳（北城巷人）在判处无期徒刑后，托人说情行贿，花了黑钱，便由陈安岐担保放、调服劳役、逃了活命。反之严风泉的母亲，仅被搜出少量烟灰，因没钱行贿，就被管押判处无期徒刑，到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西府出击时、到达宝鸡，开放监狱，才逃了活命；陈安岐宝鸡县城内仁和巷人兼任保长职务，因搬家迁移住所，未能及时去报户口，即被管押，以后花了两块白洋，才放出来。看了以上种种事实，就可以知道当时国民党的警察查户口的目的，是为了敲诈钱财。

3、纵容偷盗坐地分赃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农村土匪多，城市盗贼多。当时的警察局对治安工作不但不管，反而暗地纵容贼盗、危害百姓，坐地分赃过骄奢淫逸生活。在当时社会里，凡是大贼小偷，要想进入城市偷盗，必先上警察局报告登记，由警察暗中划分地段，并指定负责头子进行盗窃。若不登记报告，私自进行偷盗，一经查出，大则被扭送警局，小则即被赶走。这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耳闻目睹的事实。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有一次，我在虢镇街上看见一个小偷，被人抓住乱打。一个警察走上前去，即将小偷带到局子里去关押，但离开群众不远，他就将小偷放走了。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夏季，周原乡第五村杨吉祥及其同乡杨丑人，赶了一辆大车去县府支差，因没给政警队花黑钱，即不让其支差，又不放回，人同车辆牲畜押到县府，整整四十多天，一天晚上还被小偷将一头驴子偷去，该杨一家七、八口人，还靠这驴子种地过活，这次被贼偷去，他便寻死卖活，不想再活下去。后来杨吉祥找见了我（我当时是宝鸡县女子学校校长）说明情况，我即去县府寻找政警队长郭殿政，我说杨吉祥的大车来到县府四十多天，你们既不派差，又不放回，昨天晚上还将车上一头驴子被贼偷去，难道县府内边也有贼吗？这太不象话。郭接着说，老兄还要包涵一点，我一定命他们负责去找。不到三天即将驴子找回，以后我问他们为什么找的这么妙，郭说这件事经你说了后，我便找来了贼娃头子，限期三日将驴找来，所以才找的这么快。

4、截抽柴炭，摆赌抽头

旧社会宝鸡地区居民及商人生活上需用的燃料，完全依靠购买柴炭来解决。凡是卖柴背炭的人，绝大部分是渭河南岸秦岭附近的穷苦群众，他们靠背柴卖炭来过日月。冬天大人娃娃因无钱染布，都穿的白色衣服，有些家庭连棉衣都穿不上，平常吃饭大部份吃不到食盐，其艰难情况，可想而知。  他们每天从深山之中把柴炭或担或背赶到集市去卖，警察们一到天亮，即在渡口、城门、截柴抽炭，一个也不空放。他们除烧锅做饭生炉取暖外，剩余的就卖钱肥己。宝鸡如此，虢镇也如此，阳平更厉害。群众对他们这种剥削穷苦农民的行为，莫不切齿痛恨，但均敢怒而不敢言。

旧社会赌风很盛，每逢过年过会，到处有赌博场所，警察保安队暗里抽头，如遇私自摆赌，不通他们知道，就一律被抓罚款。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宝鸡警察局长是赵登禹之叔父，也摆赌抽头。

上述国民党警察危国害民罪恶事实，不过仅仅举其荦荦大者，其它如私收花捐栽赃遗害，捏故敲诈等不法行为，不胜枚举，群众都说黑狗队真是无恶不作，无孔不入，实为百姓大害。

 

 

 

 

 

 

 

王海山危害地方纪实

县文史资料调查组

王海山比之危害宝鸡的其他人，年龄最轻（死时才三十二岁），兴起最迟（民国十八年才知道王海山这个名子），手段最毒，危害最大。该王从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三年六、七年间，祸宝鸡、扰咀头、乱渭北、掠徽县、据灵台，在不长的时间里，作过旁人不敢作、不忍作的事情，留下令人捧腹欲呕的笑话，仅就所见所闻概述于下：

• 以小欺大夺锅炉

    王海山原名习生，又叫胖娃，宝鸡县八鱼原姚家沟人，自小家贫、母早死，乞讨度日，稍大即离父远游。有伯叔兄弟三人。大堂兄王正海，海山为二、三堂弟王西魁、四堂弟王宝云（与堂兄分炊）。民国十四、五年前王正海能独立生活，王西魁、王宝云尚小，跟生母在家，王海山流落虢镇，无依无靠，以乞食为生，严冬季节，天降大雪，到处冰天雪地。每日向大商富户，讨些残美剩汤，聊以充饥，衣裳单薄，鞋子半缺，在纷纷的大雪下，晚间只有在虢镇西关寻个卖饭卖肉的热锅炉，以热灰取暖。

一天夜晚，王海山因讨饭来迟，所有锅炉，都被别的可怜人占光，他找不下。王海山人小心眼多，便走着慢吞吞地说：“闸栏门外，一个人家把孩子死了，找人埋，只给二十四个大板、（当时用的钱币），这么大的雪，谁给他去埋”。刚一说毕，大一些孩子，便从锅炉中跑出，争着去挣埋孩子的钱。王便乘机找了一个较热的锅炉蹲下。没多时，群儿都来了，口中骂着说：“胖娃把人骗了，没有埋孩子的事”。一边说，一边找他原来占的锅炉。当然王海山不让，那娃便撕打。胖娃人小体力强，那娃人虽大，却打不过，锅炉又找不到，终于哭泣着走了，王海山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以小欺大的恩怨，从年幼就可以看出来。

饥寒交迫的乞讨生活，遥遥无期，王海山就到处乞食逃命，心想哪里有个长期可怜自己的多好，后来遇见虢镇西堡子有个王敬，该人当柴集上的经纪，时时关心他。海山困难时，就向王敬告难，王不时接济，但因时艰，王自顾并暇，心虽有余而力不足，以后王海山也就无人接济了。

二、走投无路寻伯母

王海山在虢镇乞食，总觉长此下去不是久计，有给人放牛羊或作小长工的想法，便北到陈村，东到阳平，到处流浪，又找不到这种活，还看到越往东走旱象越重，不如返回乡依靠伯母。

王的伯母心肠很好，虽和海山父亲分炊多年，王一回家，仍当自己孩子看待。这时海山亲母早已愁感交加而死。王的伯母怜其母、更怜其子，王感伯母衷心爱己，对伯母甚为恭敬孝顺，愿与相依为命。即在年馑头上，生活愈感困难，心想较过去乞讨蹲锅炉时，要安定多了，就一心一意地过下去。其时海山父亲尚在，由于家贫如洗，只好在外边胡逛，顾不得照顾自己儿子。

三、欲作匪首毙六娃

王海山初依伯母时，由于年龄小，尚称温顺。到后来年长，思想变坏了。看见别人手中有枪，就想我何时手中有枪多好，于是东找知心，西寻朋友，久而久之，便由于图谋不轨思想的支配，走上了歧路。

八鱼原有个王六娃，原给匪军刘长江当过卫士，兄弟二人，在宝鸡过境的失败部队逃兵中，得了几支枪，经常暗里抢人。六娃为了扩充实力，便叫王海山、康占魁等，先与之交好，后来合伙、从此由暗抢到明抢，致使八鱼原附近的人，均感不安，王海山的心眼儿随着年龄俱长，成了眨眼无情、忘恩背义、手中明快、心肠毒辣的人，早有取王六娃兄弟而代之之心，便乘机枪毙了王六娃兄弟，独揽枪支后，又继续缴获逃兵武器，扩大联络范围，枪多人众，自称乡团。又以保护地方为名，就地征粮派款，实则明团暗匪，八鱼一带人民，无有宁日。

四、仗势害人派粮款

余鸿升任宝鸡县长时，看到王海山势力渐大，称霸一方，私自派粮收款，不受县府控制，便以招抚方式，给以第七区地方民团名义，粮饷由全区负担。余县长以为这样处理，或可对治安有所裨益，自己坐一任安然县长。谁知王海山认为得到县长支持，一切取得合法化了，就大肆扩充，加强实力，于是任用秘书，联络士绅，出入官府，扩大影响。八鱼原一带群众，原来恨王胡作非为。现在一看情况如此，为了避免自己吃亏，便不得不表面恭维，成了拥护者。余县长这种办法起了养痈贻患的作用。王的抢劫行为，仍然不断，当地家道殷实的人时有戒心，如肖自新的父亲，就被迫把家搬到上龙房大坪里居住。八鱼原对面，就是底店。底店人民受害更大，王时令其部下过河，烧烤那里人，群众忍受不了，有个马神仙，就把王的两个部下活埋，更引起王的不满。从此王海山加倍蹂躏。底店人很长时间，逃命外地。王海山当了团长与堂兄弟自然合家。王的堂兄王正海，也很残忍，人称大团长，岢诈霸占，危害地方。几年之内，蚕食鲸吞，水旱地扩充到一千多亩。仅在姚家沟崖背上霸占刘家的礼地（是姬家店刘姓的），一块就有五十多亩。王海山的堂弟王西魁亦称三团长，更是贪心不足之徒，每晚不凑够一百响元，就心慌不能入睡。人们说：“一夜一百”，千夜千百，村民日瘦，王家日肥”，在清水河滩，光王家就占水磨一盘半。与底店相对的千河东魏家崖，有个少女，长得很是聪明伶俐，被王西魁（三团长）派兵架去、三日后放回。

民国十八年冬，宝鸡县民团局成立。到民国二十年由何雪堂负责收集地方武装，把王海山编为常备第一团，王有喜编为第二团。生活待遇由全县安排，任务是维护全县治安。王海山却把任务置诸脑后，仍自行其是，气焰较前更加嚣张，见了人家的好东西，就攫为己有，或转送别人，如强夺有礼村魏显德家中的“楠木玉石屏封”，并诈取旁人古玩“盘肠壶”，送给他的知己王某。

五、随刘南窜扰徽县

民国十九年刘德才在西北民军任师长，王海山在刘部任团长，曾在渭北三原、泾阳一带乱窜。甄寿珊死后，西北军瓦解、张老九刘德才等，在凤翔杀害李云溪、安方洲、尚天柱后，张跑庆阳，刘窜徽县，当时王海山、王振江等同去徽县，还有宝鸡的张举贤、陇县的强振铎等。王海山为二团团长，王振江为一团团长，张举贤、强振铎均为营长，合伙虐害良民，引起当地回民不满，到处遭受回民截击，加之内讧迭起，互相猜疑。有人给刘德才说王振江有反心，刘德才将王枪毙后，团营各自分散，纷纷返回。王海山就回到宝鸡，进驻八鱼，伪装投诚、接受宝鸡指挥部编遣、改名为王仁山，以此表示诚心归顺，不再危害地方，实则匪性不改，如与王振江交称莫逆，在咀头时，却迫王振江之弟，掘出地下银元，据为己有。到虢镇时，随便拉去靳德禄队长，过夹马村即开膛剖腹致死。徽县失利后，刘德才避居郑州，王海山不得不退隐，便把一些枪支交给董辑五，明为解甲，实则仍藏有枪械，为害人民。

六、沽名钓誉葬伯母

王海山的伯母死后，一面举行大葬，想取得他是孝子的好名；另一面想藉他显赫的地位，弄些银钱。于是张罗筹备，收礼待客。县长石海珊及地方士绅，大部分去行礼祭奠，叫两台大戏唱，群众称为“死人会”，仅酒席桌椅，就新制了四十付，县上著名厨师都去给做酒席，七区各村匠工都由乡长叫去给做纸杆、纸马、纸人、牌帐、挽联、亭榭车桥、以及所烧的各种纸式。花样繁多，数不胜数，从姚家沟直摆到八鱼原二里多路的墓地。用砖明箍墓穴、非常宽敞讲究、直把灵柩送入。全区人当劳客不够，有从其他区请来指导的，如十一区善于维护丧事的王起长等，亲自来襄助者不少，所来的人没有不送礼的。七区各村较好的家庭，恐其后来故意给他们找事，因而给送钱送礼，各村除送其它应用的东西外，还各送肥猪一口，三十多村，合计三十多头。但设的酒席，因人多，秩序乱，王就派几十兵丁用“枣刷刷”拒人，维持秩序，群众有的不得入席挨饿。这样吃吃喝喝，扰扰嚷嚷一周多。在葬前，为了选择坟地和葬日，就把全区有名的风水家都找来，如鲁继周、冯七先生等十人。人常说：“风水先生多了，埋不了人”，的确勘察周余，众说纷纷、定不了主意，当时有人建议由一人作主，大家通过的办法，后经王海山同意，推一名阅历丰富者作主定局、坟地藏日问题才得到解决，被推选的就是鲁继周。

七、野心勃勃拒编遣

民国二十年春，改民团局为宝鸡县民团指挥部，省派庄则敬为指挥官。庄想按指挥部章程编制常备团，王海山不接受编制，王有喜愿受编制，两人意见不统一，王有喜就带八名警卫，全身武装，去和王海山交谈。王梦想由他一人执掌全县武装，就粗暴地收缴了王有喜所带的武器，并把王有喜押起来，意欲杀害。但想由一团长而无理杀害另一团长，诚想受舆论谴责，就想暗里毒死，以卸责任。当时熬了一大碗烟土，像稀粥一样，迫令王有喜自服，王被毒打后，感觉活不了命。就想与其再遭酷刑而无法活命，不如服毒而死，便一饮而尽，谁知王有喜服后，并未送命（王有烟瘾）。王海山的意图，想得些枪支，后经秦伯瀛说合，再送枪支几十件，满意了王海山的要求。王有喜才获释。随同王有喜去说服王海山的还有一位姓侯的人，王海山竟不顾一切，当侯面破口大骂，几乎伤害了侯某，由于熟人瞒哄王海山将侯引出、始免危险。王海山不守法令，不讲人情，蛮横无理，达于极点。

八、恶贯满盈遭围剿

明团暗匪的王海山，自从取得县政府公开承认为民团后，又看到全县官绅亲临致奠其伯母，更加肆无忌惮，抢劫烧杀，绑票勒索赎日夜不断，如抢来潘溪以东良家女子，因不从命，就命护兵王子魁将该女绑在西岔河树上刳成两半。先把两树用绳子弯曲捆紧，然后将该女人两腿固定在两树上，用利刀将绳子砍断，树又恢复原状，良女便刳成两半，这和古王朝“刳体孕妇”惨刑无异，不料几千年以后又见。七区群众，除供给王团全部吃用外，又为王之四弟供给学费，全区三十多村，每村二十块硬币，全年就负担六百多元，王海山的排长苏应坤死后，王以苏的女人不能适应环境，就在埋苏的同时，指示兵丁合墓殡埋。而王亲自看着把苏的女人活埋。王海山不但自己杀人，而且纵容部下杀人。他的连长叶永清的二弟，因给其老人做棺材，木匠一时来迟就被杀害。群众说：“这算什么世道啊”！王海山在七区把持油盐专卖，从中渔利，凤翔人康茂昌给群众卖了一点油盐，就把康在街上毒打一顿，并罚跑步。在阳平镇与岐山另一名土匪抢收市上大烟、王海山所派士兵枪杀无辜农民冶定喜。大家看了流泪。

在群众不堪忍受下，便联名控告。这时庄则敬已调走，县民团总指挥由董辑五担任你，董系本县人，情况比较熟悉，事先调查拟定围剿计划，省府委派杨竹松团协助地方民团剿王海山，部队和民团几面夹攻，王匪进退维谷，又加兵力不足，乃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二十日逃咀头。在盘岔河接火失败后，王把三个营分散，枪支分藏在店子任培祥、斜坡寄尊东家，等待时机，妄图再起。过去王海山每次被围，之所以能逃跑，是由于早在家中掘有地洞，通向后山，因此遇险得脱、这次去剿的人，予先防备了这一点，王只得狼狈远逃。王虽然失败走咀头，但抢劫仍旧。到靖口拉来柏恒春父子勒索银元千余，大烟土三百多两后，还不放人，三月余，柏氏父子乘打仗之机在鸡峰山后脱险。王在咀头街见何其祥之嫂有姿色，日夜纠缠，何嫂无法，雪夜逃至山外凤鸣里居住。海山部队分散后，各霸为王，奸淫抢劫，可以说遍及咀头各处，匪兵半夜敲门，群众一问是谁？便说：“团长是谁我是谁”，有时说：“团长姓啥我姓啥”，群众只有忍气吞声，任人蹂躏。在这以前，王海山曾有一次被杨虎城的一零零团打败后，王认为是七区区长刘华亭在暗中策划，便把刘华亭拉去烧烤，把刀烧红在刘身上刺，并准备杀害。王派的看管人心中不忍，才引起刘华亭一同越墙逃走，刘始免遭毒手。

九、杀鲁全家为报复

王海山深信迷信，又多疑忌，回想过去以两手空拳，竟能几次当上团长，安埋伯母，全县为之震动，为何不久就遭围剿？寻思多日不得解。后想当日埋伯母的坟墓和时间，都由鲁继周来决定，追忆他与鲁家的前后有关事情：鲁继周的二儿鲁兴良，原在王陶然（即王有喜处）干事，因其妻有姿色，他要谋娶，遂于民国二十年就乘机把鲁兴良杀于宝鸡，霸占其妻，鲁家二儿又曾在陈村给王海山接过姨太太，因在鲁家先住一晚，王怀疑鲁儿和他的姨太太发生不正当关系，就差人枪杀了姨太太和他已霸占的鲁家二儿媳。王想到这里，认为鲁继周定将绝地忌日选定，使他遭受艰险，不然何年落到这个结果。于是认为鲁家是他的最大仇人，就于民国二十一年农历十二月三十晚，差他的亲信王振邦、持枪杀死鲁继周和鲁的两个儿子（即大儿和小儿）连以前杀的，鲁家就算绝了。

十、闯入董家借川资

董辑五是剿王，使王丢了团长和枪的人，如果是旁人，车走车路，马走马路，避之大吉算了，但王海山一定要以借川资为名，见见当年的仇人。一面显示他的胆量，一面威胁对方。在去郑州前的一个黑夜，闯入董辑五家中，董家在虢镇西堡子，周围险要，计划不围，会出问题，王海山先把亲信布置在堡子城外，各持短枪，约定：如闻董家枪响，即把城门控制，入屋内动手。若无枪声，静等。他自己准备短枪两支，一支明带，一支暗藏，以防意外。见了董辑五和董守西（董辑五之兄）两人正在他母亲房中闲谈，董家兄弟一看是王海山，大吃一惊，董母即离开房子。王把枪在床上一放，远坐起来，董辑五兄弟始发言。当王说明来意，把枪留给董辑五，准备即时上路。董辑五即凑二百硬币给王，彼此假意说了些客气话，才出董家大门分别。

十一、乔装上路忘黄金当时陕西省规定，硬币不能出境，王为了行路便利，把硬币一部份买成金戒指，装入笼拌内，一部分买成木匠器具，装在背笼，自己扮成木匠样子（宝鸡木匠用背笼盛家具），从宝凤交界、间道行至乾、武接壤地方，那里有一个王早认的干妈，王的干妈一看王装的样子不妥，便大吃一惊说：“你装的不像木匠”，因为乾州一带木匠的家具，用口袋装的，背笼怕人看出破绽，在谈话中，知道王要东行，未及吃饭，先用口袋换了背笼，然后才歇息吃饭。到继续上路时，因忙于奔程，忘记在背笼拌内取出黄金戒指，亦未与干妈说明，走到潼关搭车到郑州时，才想起了。

十二、因上店薄贻笑柄

郑州是铁路交错的地方，是个繁华商埠。王到此地想住大洋楼，不敢去问，小店房又找不到，就先换服装，再找住处。他看见这里青年学生多，心想在这地方只有装个学生模样为宜，先理了发，买了新鞋、新衣穿上，正想找适当地点去住。在街上东张西望，忽见一熟识之人，一时记不起姓名，这人把王海山打量了一下，等王问店房在那里时，那人才听来口音是宝县腔，就详细问了一番，知道是王海山，这人姓李也在宝鸡渭河南住，距八鱼原甚远，目前在郑州经商，早了解王的情况，一见王身着毛服，足登革履、头戴礼帽，俨然一个学生样子。王说住店房，李某说你这个样子住小店不宜，最好住在华阳饭店，李把王引在华阳饭店，正拟找房间，碰见一伙去北平的宝鸡学生说他们才住在这里，房间好数是十六、十七号，就把的行李拿进他们的房子。这一伙学生只认识李，还不认识王海山、王就自我介绍：“我就是宝鸡的王海山、王仁山，我很想见乡党”，有的同学知道宝鸡有个王海山，是带团的。王仁山这名字还没有听过。有的看眼前站着的是个学生打扮，不是团队服装。有的早闻王海山被董辑五编遣，怎么能到这里？彼此面面相视，李给大家介绍一遍，大家才了解了。相谈到夜幕降临时，给王找了一个房间。饭店主人照例要新客上店薄，拿出时，问王是干什么的？到那里去？王即说：“我是大学生，往北平去。”主人把店薄推给王要王自写，王说：“我不识字”。店主把王以诧异的眼光看了一下说：“劳你们谁代填”。当时大家几乎捧腹大笑，但都顾着面子未出声，直到代填好店薄，等店家走后，才有说有笑地指明了这个话的矛盾。王海山脸上也出现了红色，从此大学生不认识字的笑话，成了某些地方的谈话资料。

十三、解释龙虎露真情

人们认为王海山离开宝鸡，会变好，或者永远不回宝鸡。这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王海山是不甘心失败的，时时希望回八鱼原，忘不掉旧人的威风。仍想骑在宝鸡人民头上。他到郑州的第二天，就给同乡们露出真言，他一手在桌子上写“龙虎”二字，一手张牙舞爪地比龙比虎，同乡想到大学生不识字的话，就问：“你把“龙虎”二字写得很好、很熟练，当然其他字也写得好”。王答：“我只认得这两个字。也只学这两个字，”同乡就问：“光把这两个字认下写好，有什么用”？他就滔滔不绝地解释起来，我过去请过一位李老师教我，我感到旁的字都没有用处，所以不爱学，也不爱写，只觉得“龙虎”二字有意义。因此，我才学，你想龙是灵物，世上少有才贵。虎是山中之王，群兽都畏它到几时也不失威。人如成龙虎，到任何时候都是贵重的，人人害怕的。我在这两个字上下工夫，就是想将来真正成为“龙虎”。同乡连问带笑说：“能成”。过去不是有“龙从池中起，虎自山中来”的话吗！我虽然一时倒霉，好像龙在池中，虎入平川，总有一天会出头的，古诗中不是说：“三载重登龙虎榜”吗！时间也是不会长的，虽然他把古诗愿意体会错了，但是他的害人之心，不但不死，而且表现出很快要见诸事实。果然不到一年，他就返回宝鸡，又危害地方。

十四、醉心神梦返故里王海山出外以后，身虽闲着，心却不闲，先到郑州新德里问问刘德才的打算（刘早到郑州住新德里），他看到刘德才心尚未动，便到北平去问张老九的主意。张先也没有肯定回答。王在闷闷不乐时，就到天津去逛，有一次到北平白云观求神，用硬币在桥上打桥下的靶子，一次一块钱，打中了认为神允许他作某事，他连用了十块硬币，都打中了，认为这是喜事。又有一夜在梦中揭宝，先押了五十两银子，揭开是红宝，一连揭了三次都是红宝。认为他的运气来了，决心回宝鸡。重登所谓龙虎榜。到郑州问刘德才，被刘的三太太王思情阻隔，又到北平向张老九求助，张给资助了一些路费。这时既感神恩又觉梦真，就一心一意回家，想成龙成虎。这时张老九因日本轰炸北平家移郑州。被便又到郑州。辞别张老九返里。

十五、枉费心机谋再起

王海山图谋再起计划，自从张老九同意并予经济援助后，就在郑州请知心人给凤、宝、千、陇以及乾、武一带可靠的熟人写信，信中暗示了集合地点，和起事日期，要这些人作好准备，待时而动。

他自己也作了个人安排。虽然前次未得到刘德才夫妇同意，但总觉得刘不是老住那里的人，日后自己若有成就，刘会欣然前来，有所臂助的。因此就给刘告诉了他的计划，拜辞了刘夫妇二人，乘陇海火车直往潼关，一路上就打算如何改装，走何道路，再给何人带信，对于转信人怎样表示酬谢……，都在脑子里作了细致的考虑。

车一到潼关，再往西行，就得坐火车。王想越近西安，越要警惕，免得出岔子，于是在潼关觅个旅馆住下以后，首先在成衣店买一身适合自己装扮的衣服，夜里就给知心人写信，如给他的结拜兄弟焦正祥，惠金鹏等。为了保证将信送到并不泄密，将自己穿的细毛呢衣服换下，送给写信、送信人。为了更进一步表示亲密，把所余的钱除车费外，尽数花在潼关的妓女身上。并同住窑院一晚。第二天扮成商人。坐车到灞桥，即下车往北行，实行他计划中的联络工作。

十六、天怒人怨遭毁灭

返里不久的王海山，由于事前有计划，口语书信，军生效力，再因自己亲自串联，各方联络，不到几月在扶、岐、凤、麟游等地，聚集三、四百人（最后近八百人）。当时宝鸡团队震惊得更厉害，全县七个区团，团团都有分裂出的人去投靠王海山。尤以虢镇驻的第一区团混乱，最为严重，第一区团队长王彦芳从虢镇把士兵带到王海山阵营，致使指挥官董辑五和第一区团长王右箴坐卧不安，惊慌失措。为了镇压，就搜查王的党羽。先后查出史盈海、阎明善、杨生才、并将杨生才钉死在城隍庙门上，又在周原二村枪毙了吴风和、吴丕烈兄弟二人，敌焰仍未敛迹，且愈扩愈大，省府命令各县围剿，王原拟据守灵山，北通林由，遇必要时，在北山窜扰。此时一看周围情况变化，无法盘踞北山，且因林由地区路道生疏，不如宝鸡八鱼原可靠（王久居八鱼）。民国二十二年秋，把集中的几百人拉至周原，意在乘夜渡渭河，不料河水猛涨，连达数日不减，（是几千年来未见的大水），好像似人怨天也怒，王只好从灵山向北转移。由于各地武装力量结合动手。又有刘、杨两团协助，王不能支，加以粮无来源，士兵纷纷溃散，无心抵抗。王便令队伍先退，自己在后堵击，直窜到灵台唐家山，最后饮弹而亡，众喽啰随之四散。

跟王海山去的宝藉人，死的死了，不死的也无处站足，想回家又恐地方上找麻烦，就寻人求情。如随王的惠金鹏、焦正祥、何玉德、张银朗、黑有金等，经过史善卿，杜鸿发等说情，放下武器，再未追究。王海山这个祸根，到民国二十三年就算彻废根除了。

十七、逆产被抄归学田

王海山危害地方民愤很大，被消灭以后，全县群众纷纷要求把王海山的财产充公，作地方公益费用。后经县府会议决定，拨归学田。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派本县财政助理员刘茂轩，教育助理员杨参政和七区联保主任杜少卿，会同八鱼原当地士绅，将王的产业除房屋在围剿时被愤怒的群众焚毁外，其他如水磨一盘半，水旱地一千多亩，统统勘查造册两份，一份存地方，一份存县府，交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管理。在查抄时，王强占土地一千多亩，当时各村有面子的人土地归回原主。有的付半价，或少部分钱准要回。拨归马营小学的财产又有一部分土地归原主。到民国二十七年，县立第三高小（即马营小学）教师倪宗宽、杨世杰，杜含英等为了充实学校，据理向政府要回王海山逆产，抢夺人民的财产，从此仍归于人民手中。

 

 

 

 

 

 

 

宝鸡特种兵联合分校

杨参政

宝鸡特种兵联合分校，成立于一九四一年。校部地址在渭河南，清姜河西的谭家村。由主任李汝炯副主任黄必勇负责领导。政治部负责人是杨培英。

该分校成立的背景，是在日寇侵占武汉后，由军训部部长白崇禧支持成立的。李汝炯在武汉战争时，系炮兵第一旅旅长，损失惨重。蒋介石以为武汉失守大丢他的脸，欲效法高祖斩丁公事，枪毙李汝炯，以此为不忠于自己者戒，并借此迷惑人民显示自己还是为国为民的统帅。殊不知国民党内部早已离心离德，蒋介石想作假愚弄人民的如意算盘也没打成，首先他的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不同意，白为了自己拉拢势力，以西北应设特种兵训练机构为辞，就叫李汝炯等办宝鸡特种兵联合分校。

联合分校的组织，校部下设有总务处教育处等。兵种分四科，每科由科长领导，炮兵科驻巩家庄，科长李雨林；通讯科驻陈家村，科长吴起应；辎重科驻付家村，科长余宗藩；工兵科驻高家村，科长季逢林。全校驻地，东西有七八华里，东越清姜河，西到太寅河，南北也有三华里，南至秦岭，北至渭河。所主房屋，自建者少，大部分是民房。

分校军官均带有家属，也占住民房。除四科驻地均有家属外，其余史家庄、谭家村、桑圆铺、三合村、杨家场等处，军官家属几乎住遍。如李汝炯住史家庄史德铭家，军事教官沙振东住杨家场温子杰家等。凡是住有联合分校军官的村庄，群众军免不了遭受欺凌。

军官如此，士兵更甚，在联合分校成立数年中，经常征收各乡壮丁弥补兵员。征收的壮丁，多是兵痞二流子，他们和军官合伙，给群众找事，今天说这个壮丁跑了，明天说哪个壮丁又跑了，分校就按收兵名册向各乡要兵，（抓壮丁）一个壮丁，是十余石麦子。骗来的一逃再逃，人民生活不堪设想，因此而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

分校的军官薪饷，都由政府发给，可是蒋介石军官克扣薪饷，成为常例。以致伙食不能维持，于是纵容官兵到处伐树，名为砍柴，实则见树即伐，名为上山打柴，实则坟园宅内树木，一齐砍光，周围十余里原来绿荫荫满道的地方，被破坏得成为光秃秃的村庄。群众痛恨该校的非法行动，便讽刺说：“联合分校，真是胡闹，伐树抓兵，日夜骚扰。”

宝鸡人民害怕联合分校官兵，甚于怕洪水猛兽。农村有的人因故与人吵嘴、便咒骂说：“叫联合分校官兵见铡了去”，又说：“我一定要到分校去当兵”。意思是当上联合分校的兵、不仅不受人欺凌，还可以依势凌人，由此可知，群众对联合分校的看法了。

中国古书上有一句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当人民不需要的事情，总有一天要停止。

宝鸡联合分校，随着抗日战争胜利而告终，那时陈诚任军政部部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握有大权，一纸命令，就撤销了该校。

宝鸡特种兵联合分校，从抗日战争中期成立，到日本投降时结束，对抗战没有裨益，只是给宝鸡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捣毁盛世才汽车的经过

杨参政

   原国民党新疆主席盛世才，在新疆屠杀了无数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蒋介石认为是莫大的功劳。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再要盛世才到南京去，可是，盛世才是新疆的坐地虎，不愿离开自己为所欲为的地方。蒋介石一再派大员去劝，又打保证，绝对维护盛的安全，才使盛世才离开新疆去南京。

据说盛离新疆时，就把他的家眷和保卫人员，连同多年所聚敛金银财宝，装了四、五辆汽车，于一九四五年冬季，路过宝鸡，住在早备好的二马路的旅社，行踪极为秘密。可是长列车辆停放在旅社门口，车上有许多看守人，就惹人注意。那时，在蒋介石以整军复原转业为名，打内战为实的幌子下，宝鸡第二十一军官总队已成立，大部分是原来特种兵联合分校的军官，这些军官日夜无事，游街串巷，出入娱乐场所，当车到的当天晚上，军官们就留神看这些车辆上的动静，再观察他们是什么人，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发现盛世才的家属和保卫人员进入二马路大华戏院看戏时，军官们就跟去仔细打量他们，听他们的谈话，知道是大官的车辆。

盛世才的家人和卫士在新疆张牙舞爪惯了，到宝鸡剧院耀武扬威，抢占前排座位，并恶言伤人，就激起观众的不满，特别是和军官总队在言语上互相冲撞起来，随后动手打起来，先到戏院打，后在旅社打，剧院旅社的东西破坏不少。军官总队人多，他们人少，可又不示弱，就打了个乱鼓咚咚。后来盛世才的人员就找宪兵，宪兵早得到保护盛世才的命令，不得不以警备者身份去弹压闹事军官，谁知军官总队的军官，毫不理睬，事情便越闹越大，由打人而去捣毁汽车。在破坏汽车时，发现车内装的是沙金、条金、玉石宝物，还有美钞。这些军官见材眼红，于是就乱枪汽车上的东西，便四散而走。听说这次失掉的东西中，还有珍贵文物。就是当年唐僧取经时手持的钵鱼。

盛家的人员当即通知宝鸡警备司令部，要司令刘进追拿肇事人并寻找失物。刘进知道是军官总队闹事，心想自己是军官总队的总队长，难以处理，便报告胡宗南，胡宗南虽然气愤，转想蒋介石着我保护盛世才，现在闹成这个样子，自己也不敢作主，就转请蒋介石指示，蒋一听大为震怒，即命令胡宗南一面严加戒备，护送盛世才家眷到南京，一面追查肇事分子，彻底追究失物。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失物到底没有追回，只是找到十几名嫌疑较重的军官，先押在宝鸡，后送到西安。

打人抢东西的军官是这样发现的，他们抢去盛世才的美钞后，去逛妓院，把美钞送给妓女，由妓女中说出军官姓名，警备司令部根据这个线索查得几个肇事人送到西安，以后听说判处了死刑，这就是军官总队在宝鸡捣毁盛世才汽车经过的见闻。

 

 

 

 

 

 

 

 

 

 

 

 

 

 

 

 

 

 

 

 

 

宝鸡地方团队的组成

和变更情况兵

王建东  杨继厚

    （一）民国十五年——三十二年（1926——1943年）情况

民国十五年以前宝鸡地方没有快抢，装火药扣四花的来福枪是顶好的武器。

北伐胜利后，北洋军阀和陕甘及其他地区残部，零星乱窜，沿着秦岭山脉，寻找生活出路。有的武器被人夺取，获得武器的地方人，借着山险人熟，周转方便，武器渐多，势力壮大，因此在地方上称王称霸。如宝鸡码头上的王有团兄弟。八鱼原上的王六娃兄弟，都是当地王爷。有的还藉口维护地方治安，自发组织民团。如车辙镇的曹绪，坪头的赵世英，赤沙的刘瑞、香泉的蔡德江、鹪鹩的杨树威、黄牛铺东河桥的温子杰，八鱼的王海山，这些民团有的因地区关系，并为一个大的组织，如杨树威归王有团，赵世英被陇县收编。有的自生自灭，如曹绪。有的自相残杀，如王海山杀害了王六娃兄弟，由于这种情况，就造成地方不宁，兼之民国十八年大旱，农作物歉收，人民果腹乏食，在兵荒马乱中啼饥号寒，县中有识之士，鉴于这种情况，才成立民团局。民国二十年冬，由何雪堂负责收集地方武力，编为两个常备团，第一团团长为王海山。第二团团长为王有喜。各团人数枪支均在二百以上，生活待遇由全县统一筹措，任务是维护全县治安。这一时期地方稍加安静。

民国二十一年春，改民团局为宝鸡县民团指挥部，省派来指挥官庄则敬，负责领导县民团半年多调走。二十二年，由省调千陇指挥官董辑五，为宝鸡民团指挥官，因王海山不守纪律，胡作妄为，地方人民，一再控告，省方派军队协同地方团队于民国二十二年冬到二十三年剿灭。这时指挥部撤销，改为宝鸡县保卫总团，董辑五任团长，下设七个区团，分担各区治安工作。第一团团长王右箴，第二区团团长秦伯赢，第三区团团长温子杰，第四区团团长张博轩，第五区团团长胡宝珊，第六区团团长王润轩，第七区团团长李鹤亭。每个区团下设两个分队，每个区团人数八九十个。贾村由于接近外县，情况特殊，还设一个区团由杨天植、杨风朝领导。

民国二十四年春，保卫总团撤销，改编为宝鸡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由县长兼，大队付为董辑五。民国二十五年，董辑五被调到西安保安处，省方派薛少龙接宝鸡保安大队付职务。西安事变后，薛少龙走了，省方派陈生军继任宝鸡县大队付，时间不长，省保安处派王少明为宝鸡县大队付。这是民国二十六年春天事，王在任时间较长。

民国二十八年夏天，第九区十县保安团，集中凤翔整训后，编为陕西省保安第一支队，由温子杰任支队长，樊真甫、罗滋平任支队付。从此各县保安队直接归保安处调遣。这时把王少明调保安处，短时间又把第一支队改编为陕西省保安七团，王少明任团长，温子杰、樊真甫离职。

民国三十一年冬，王少明又调到保安处，派王洪德接该团团长。这时已把保安七团拨给国民党六十七军作为补充团，集中武功整训。三十二年春天，由武功出发开往绥远，第九区各县保安队由此结束。

（二）抗战后期解放时情况

抗日战争后期，宝鸡县有国民兵团政治，下设有后备队，担任地方治安工作。因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不断失败，逃兵和溃退人员到处流窜，宝鸡是交通要道，又有崇山峻岭，便于散兵游勇出入和匿藏。这些人潜伏时所带枪支不少，给地方危害甚大，因此影响社会不安。民国三十五年春天，宝鸡县长谢任难，为了安静地方，成立保安警察队，任李树华为队长，下编六个分队，人枪二百余数，统辖于县警察局，由县长直接指挥。但地方治安仍无转机。

民国三十七年秋天，宝鸡县成立自卫团，亲伯瀛任团长，把原来保安警察队，扩编成一个大队，不足的人和枪，均收自在野的（即各处潜伏的人和枪），如收容扶风县的许士明，岐山县的司均鉴，宝鸡县的李志德、刘发成、段正有、容均等，全团人枪就达千余数之多，由于把各地潜伏的人枪均搜集了，地方情况较为安静。

追至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宝鸡解放时，亲伯瀛把全团人员带领沿天宝铁路直抵甘肃天水吴寨，地方团队组织到此就算彻底告终。

 

 

 

 

 

 

 

 

 

 

 

 

 

 

 

 

 

 

 

 

宝鸡、陇县、千阳

三县联防会哨会议

王敬文  强石莲

西北人民解放军以调虎离山、出奇制胜之计，举行西府出击，于一九四八年四月间第一次解放了宝鸡。蒋军西北总指挥官胡宗南手忙脚乱，不得不放弃围洛攻延之策，把延安、洛川一带一部分军队，调援宝鸡。解放军达到诱敌分散目的之后，又放弃宝鸡，使蒋军在彼于奔命中到处碰壁。此时胡宗南看到人心向背。陕西局势前途堪虑，便采取紧急措施，除组织四个突击大队严防外，并令各县加强岗哨工作，实行联防会哨，妄图收拾人心，防御解放军进攻。宝鸡、陇县、千阳三县联防会哨会议就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宝、陇、千三县，不但地域接连紧密，而且地形犬牙相错，过去在政治、军事上早有互相依赖、共同守备的惯例。这三县接到陕西省第九区专署指示后，就商定在三县适当地点，召集有关人员举行会议，加强“三网三哨”工作，实行联防会哨。

陇县会议，是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农历四月二十日在县属之县功镇（解放后划归宝鸡）召开，陇县参加的人有陇县自卫团长赵子杰、镇长强克城、李盛轩、李修、（二人过去当过镇长），荔树联、刘三营以及翟家坡、李家新庄、麻家底下等地保长，共二十余人。

宝鸡参加的人，有宝鸡县长杜德霖、自卫团长秦伯瀛、金陵乡长谭秀、乡队附王敬文、乡队队员王兆岐、以及金陵乡三个保长：董金华、王喜谟、姚得荣（该保长管谭家坡、玉池、周家庄、洪水沟等村庄）。去时借申新纱厂汽车一辆，在龙泉巷上车，沿途叫有关人乘车到县功镇。会议地点在县功镇公所。会完后吃饭，县长、团长等在赵子杰家中吃饭，其余人在镇公所吃饭。

会议内容：县长讲“三网三哨”要普遍设置，加强工作，及时检查，密切配合，对交界地点，更要加意重视，尤要做到精诚团结，以防御解放军进攻。会哨地点在分界沟，两县自卫团长都作了保证。

宝鸡会议是在陇县会议的第二天召开，地点在金陵乡属之六川刘扶汉家，陇县参加的赵子杰、李元令、荔树联、刘三营、徐存智等；宝鸡参加的有秦伯瀛、李伯恭、强石莲、谭秀、王敬文、刘扶汉、以及在六川附近的保长等、（这些保长所管村庄，都和陇属陇属村庄接壤）。会哨地点在两县交界处，车辙、荔家山、吴爷庙、东岭堡。当天吃饭都在刘扶汉家。会议由秦伯瀛主持并讲话，内容和县功镇会议同。

宝鸡、陇县两处会议，千阳均未参加，当时也无人谈及，以后是否与陇县共商联防会哨工作，不得而知。

尽管胡宗南如何焦急，国民党各级政府官员如何挖苦心思竭尽力量，而群众盼望解放，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正如古人所说：“仁义不施，攻守全异”。三县联防会哨虽有严密计划，但众叛亲离，士无斗志，计划终成泡影。

 

 

 

 

 

 

 

 

 

 

 

 

 

 

 

 

 

 

 

 

陕西省保安司令部

第 二 突 击 大 队

索藩口述  杨参政整理

一九四八年四月下旬，西北野战军解放宝鸡后，胡宗南鉴于陕西局势堪虑，便采取紧急措施，一面加强各县联防会哨工作，一面组织突击大队分布商雒，豳州、宝鸡等地，为收集散在各地枪支和在野军人，免得分散滋事，安定垂危的陕局，突击队统由陕西省保安司令部指挥。第二突击大队就于是年五月间在虢镇成立了。

在成立之时，前陕保九团团长董辑五以与王润轩系同乡同事，知道王以前是西安游干班毕业。系保安处长徐经济的老部下，又在西府一带有号召力，合乎突击大队人事遴选条件，便推荐给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张坤生，转请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批准，王润轩得任第二突击大队大队长。王奉命后，即在虢镇以他的烧锅为临时办公地点，后以山西会馆为大队部。招收人员，收集散在各地的人员和枪支，这些人多是王的旧部，以后人数多了，分地区而驻，一部分驻东街麻寿臣药铺和西街同春丰烧坊，另一部分驻中街权家巷一家民房内。大队部的人员除大队长王润轩以外，有大队附王枢天，政训员孔庆和，军需高志贤，书记魏汉轩、刘国栋，军械靳宪武，郭子清、贾德生、副官王某（记不起名）经理员高茂魁，粮管员李和甫，有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张明轩，第一分队长曹建武，第二分队长王文章，第三分队长魏志忠；第二中队长何明善，第一分队长杜启亮，第二分队长王彦芳，第三分队长王生荣；第三中队长杨德昌，分队长姓名已记不起了。

三个中队先后在周原的第二村，第三村、凤翔彪角驻扎，成立初期，保安司令部曾给步枪数十支和一些弹药，后因各队都有枪支，遂将发的枪支如数归还。各队的长、短枪都是自找自带，每个中队人枪约百余。就整个大队来说，武器不一致，长短枪混杂，服装也不统一，五花八门，看起来非商、非农、亦非军。口粮虽说由上级拨，但缓不济急，只得那里吃那里，可以说全由老百姓养活，据说，最后发下三月口粮，也未全数发给士兵，随便出入老百姓家，平时也不设岗哨。

在虢镇招募起以后，先后在周原一带短暂住一个时期，就开往凤翔亢家河，进入麟游山区清乡，后奉令开赴西关，王润轩因病单独返回虢镇，大队所有人枪，全部归陕西省第九区保安司令部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德荣。直接率领的是董付大队长（名记不清）。清乡的部队，除突击队外，还有保安队，自卫队，报警队。到岐山时，突击队由杜启亮暂时负责，经指挥部整编后，由秦伯瀛亲自率领，穿千山向东搜素共产党游击队，行至扶风冬瓜山，又向西折回，刚到冬瓜山口，共产党的游击队，从山上掷下手榴弹数枚，吓得秦伯瀛所领导的各队纷纷乱窜，突击大队在前冲出山口，其余保安、自卫、报警队，被截成几段，这时各队官兵始知中了共产党埋伏，为保全私人势力，分散逃命（突击大队第二中队长何明善早在返回途中离开，由杜启亮代替）。

东瓜山战后，秦伯瀛假装镇定，对各队散逃多有指责，以掩饰他当时的尴尬处境。他把突击队分队长王文章叫去，说为啥不开枪就跑，王答以当时群龙无首，各队都跑，少数人难以支持。秦自知自己责无旁贷，便再未追问，即命令突击队开赴宝鸡。不久已到八月，省保安司令部，派索藩为突击队第二大队副大队长。索奉命后，因军官、士兵不守纪律，在虢镇整训二十多天，九月二十日前后调突击第二大队到北草滩，王润轩心中害怕，停在西安未去，到草滩的人数不多，名为整训，实际省方另有计划，二十天后，又奉命把人枪拨交陕西省保安第二十四团接管，全队开赴三桥，驻岳旗寨内。那寨子住户多，城墙完整坚固，去的人一看即知道情况不好，但无其他办法可想，只得安营下寨。

这时，王润轩和张明轩等也赶到，发现各队队员，均有差额，无法补充，而在营者还继续逃跑。王就一面积极稳定队员思想，一面指定杜启亮，以上尉副官名义出面，向省保安二十四团，将全部成员及枪支移交，队员、枪支均被接收，管佐听候任用，以后并未任用，各自找了归宿，从此突击队第二大队就结束了。

第一、三、四突击队的寿命，也与第二大队一样。人民对反动派早已绝望，而胡宗南妄图挽回人心，收拾残局，用以官诱人，以利募兵的办法组织突击队，只是妄费了心机而已。

 

 

 

 

 

 

 

 

 

 

 

 

 

 

 

 

 

 

宝鸡警备司令部独立大队

索 藩

宝鸡警备独立大队，是由宝鸡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即骊山部队第二团，骊山在临潼，徐经济家乡，徐以此为自己部队代号）第二大队改编而来。警备第二团原驻虢镇，团长是周维华，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是宝鸡的，第二大队是商洛的、第三大队是扶风的。周移驻宝鸡后，我任中校副团长在虢镇整编整训并点名一次，士兵仍不遵守纪律。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曾在北门外戏院打架，一个卖纸烟的女孩被轮奸几乎致命，后经王唯一抢救，始免于死。一九四九年三元间，解放军进驻千河以东，渭河以北，解放虢镇时，与第二大队接火，二大队一部分退至南门口，即被地方游击队缴械。（当时守南门的是杨得昌）

解放军东撤以后不久，骊山部队的第三大的呢回扶风、第一大队驻宝鸡，第二大队驻虢镇。第二大队驻虢镇不多日，大队长王润轩被调为秦岭守备区指挥所上校指挥官，驻防宝鸡终南乡咀头（现划归太白县管）。当时驻虢镇的第二大队人员分散，市面秩序纷乱，我为维持地方，又为自己前途打算，亲自到宝鸡见警备司令。宝鸡警备司令部司令徐经济，即委任我为警备独立大队长。原第二大队人员除王润轩带往咀头一部分外，其余的由我收容补充，当时，还收了些战争中溃败人员和其他部队官兵，重新成立大队部。

大队部人员除大队长外，还有上尉副官杜启亮，少尉副官索昌、刘鸿升，驻东街麻家药铺守东门，中尉书记官孟建民（河北人），文书上士张腾云，军械上尉高志贤。少校大队付王录未到职。

大队部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谭守孝，分队长魏志忠；第二中队长杨德昌，分队长记不起名字驻西街同春丰烧祸守西门；第三中队长茹战德，分队长有刘进邦、焦三纪、刘宝山（北堡人），驻北门内（某家空街房）守北门，当时封锁了南门。还有大队直属的卫士队长付金荣（亚子人），班长有何清芳、斩建基、罗文武、罗生华、符有录、谢勇等，随大队驻祖师庙。

供给粮油由县仓库拨（王仲凯经手），薪饷由警备司令部发，武器弹药也由警备司令部具领。

独立大队的任务是坚守虢镇城防，保护商民安全，维护地方建筑物不致受损。可是事实表明适得其反，驻扎时间虽短，对地方危害甚大，居民商户屡被抢劫，以致人人忧虑，民怨沸腾。

独立大队自一九四九年农历五月成立到同年六月结束，为时不足两月，解放军一到虢镇地区，独立大队官兵悄然分散，有的把枪交出，如原领到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三挺，由刘国栋、焦三纪、罗生华、罗天宝、索昌等分别交公。原配备弹药十箱，手榴弹十箱，补充服装二百套，均未及领，就解放了。至此，独立大队寿命，便告终结。

 

 

 

 

 

 

 

 

 

 

 

 

 

 

 

 

 

 

 

 

 

宝鸡解放时部分

国民党军政人员西逃见闻

王文仁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扶眉战役后，解放军大兵团挺逼宝鸡。这时，宝鸡警备司令徐经济，第九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杜得霖，团管区司令樊雨农等军政头目，自恃有一部分地方武装，又有宝鸡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指挥的十八兵团正规部队，妄图依靠雄厚的物资，利用有利作战地形和工事负偶顽抗。但同时他们内心恐慌，事前作了逃跑的准备，在拓石车站挂出了宝鸡警备司令部指挥牌，并委派赵子杰为指挥官，高仰云（天水人，曾任该县六区区长，解放后关押死在监狱）任副指挥官。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农历六月十九日），解放军发起进攻。首先控制了宝鸡城北的蟠龙原和陵原两个制高点，用大炮轰击宝鸡守军。国民党军队招架不住，向南、向西方向溃逃，一部分窜进益门镇，一部分军政人员，抢乘宝天铁路火车西逃。宝鸡遂得最后解放。

解放宝鸡时、赵子杰带领三十多人，赵的排长贾万科（坪头人）付官赵生花（县功人，解放后同赵子杰被镇压在县功），并有赵的儿子赵鹏霄（秦伯瀛的女婿又是秦的分队长带保安队二三十人护送赵、秦的家眷）先到拓石，后转到凤阁岭，住通关河村。因形势紧迫，接踵而来的有宝鸡专员杜得霖，县长杨培森。自卫团长秦伯瀛率领的自卫团共有二百多人。随后来的，还有礼泉县县长许崇信等人，也带领几十名保安团，分住在凤阁岭、通关河、张家山等靠近铁路的村子。所到之处，先向保甲长要粮、杀猪、宰羊、大吃大喝。他们已经到了这种狼狈地步，声称吃了粮食打条子顶交军粮，吃了猪羊照价顶交“勘建费”。人们都心里明白，这些全是欺骗百姓的鬼话，逼着强要谁还敢说个不字。当天晚上，专员杜得霖住凤阁岭车站，许崇信住张家山、杨培森、秦伯瀛、赵子杰同他们的家眷住通关河我的家中。通宵抽大烟，又看到杨培森、秦伯瀛手摇三个麻钱占卜，看走哪方吉利，真是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第二天早杜得霖叫杨培森、许崇信率部一同挤上火车西逃。秦伯瀛、赵子杰的士兵团队不愿再逃，逼秦伯瀛发饷，将驮的大烟按官职大小分了，当兵的至少每人也发一两，秦伯瀛这才率部渡过渭河驻吴寨（即三岔镇），赵子杰率部及家眷上了通关河村后的大岭山，他们心想先避开铁路线，暂时苟延残喘，但情况越来越紧。铁路线上更加复杂混乱。听说是甘军王风山的军队在东边（铜川耀县）被解放军打散，沿铁路拼命挤上货车西逃，沿途散兵游勇三五成群，边走边抢劫，连百姓的毛驴也都牵走，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

在宝鸡解放后的第四天，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听说有小部分解放军到了凤阁岭车站，得知秦伯瀛过了渭河驻扎吴寨渭河渡口在新店子，河对面就是吴寨，解放军从渡船上只过去四个人，也没带武器。后来，秦伯瀛率领一百多人，就跟过来了，同时秦伯瀛还派人上大岭山将赵子杰也叫下山，一同回到了宝鸡。

 

 

                          （文略有删节）

 

 

 

 

 

 

 

 

 

 

 

 

 

 

 

宝鸡县女子教育发展的概述

杨参政

（一）女子教育不发达的社会根源

宝鸡在旧社会，交通不便，风气未开，文化教育落后，尤以女子教育为甚。人们脑海里深印着顽固的封建道德，因此，把女子常禁锢在深闺中，称为“闺女”，讲什么“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入于阃”，表扬守闺好的人叫“闺范”，谁要不遵守这些清规戒律，谁就不被人尊重。女子看戏时，要在竹帘内，走路时，头面用黑纱遮盖，男女接东西时，讲“授受不亲”。当然婚姻问题，女子根本无自主权可言，一定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结婚年龄时，要履行“六礼”，经过“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过程，才算“六礼”告成结了婚，实际上男女双方还没有真正见过面。真所谓“嫁鸡从鸡、嫁狗从狗”，一辈子就这样过生活，哪里有家庭幸福可言。就从女子一生来说，注定了要受“三从”的压迫，这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在茫茫的人生长河中，大小事女子无参言余地，终生在苦海中熬着，什么时候死了，就算脱离苦海。受不住压迫的妇女，就自寻短见，社会上也无人怜惜。这就是女子教育不发达的社会根源。

（二）缠足之风妨碍女子教育的发展

旧社会重男轻女，讲什么“男尊女卑”，再加上缠足，女子变成残废，行路不便，劳动无力，到处受人歧视，更谈不到上学识字。辛亥革命前后，我国抱有救国救民大志的革命先觉者，认为中国要强，必须使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妇女身体强健，具有文化知识，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和工作，增加社会财富、国才能强起来，于是高呼解放妇女，放小脚、尚天足、进学校、学文化。各处成立天足会，到处倡议办学校。可是宝鸡僻处西陲，文化闭塞，天足会直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后才成立。由徐冲霄任会长，先宣传、继检查、后收裹脚布（正缠在脚上的裹脚布）。虽严厉制止缠足，而开始收效不大，至于学文化更无人响应。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旧习惯势力在人们脑海中的根深蒂固情况：

1、本县晁峪王和亭，民国初年曾留学日本。鉴于中国东南各省和日本妇女都是天足，极力主张放足，先从说服自己家人和亲戚做起。亲戚感到给女孩子不缠足、是不符合乡俗的，恐天足女子将来不好寻婆家，王即答以自己愿作保证。后来该亲戚女子到结婚年龄时就没有人要，王只得给自己的孩子王仲颖娶来作妻，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2、县东杨家沟王紫京是陕西著名教育家，主张女子放足识字，就给自己儿子娶了个放足女子，由于当时乡俗，天足尚未普遍，人们议论纷纷。儿子和媳妇二人不和。

3、县东北圆山堡杨霖生的哥哥杨震生是宝鸡建设科长，他作家长时，给霖生的儿子娶了一个天足女子，霖生谬于积习，心中总不乐意，后来霖生自拿主意，不通家人和儿子知道，为儿子另娶了一个小脚女子。书香人家也顽固地反对天足，可见风气不开、习惯势力影响之大；西安范紫京（秦腔剧作家）说的“两个见不得人”的笑话，也是与风气习俗有关的。范说他自己第一个娶了个大脚女人，当时风气不开，人们重视小脚，她不得到人面前去；第一个女人病死后，二次他娶了个小脚女人，风气开了，又不得到人面前去，这虽是一个笑话，在当时和后来都有现实意义。这真是妇女在旧社会里，受各种习俗影响，进退两难、哭笑不得的一个真实写照。

从以上情况看，难怪宝鸡女子教育发展迟慢了，经过热心主张解放妇女的人长时间斗争，社会风气逐渐变化，宝鸡女子教育开始有了萌芽。

（三）萌芽时期的两个女子初小

宝鸡开始有两个女子初小，一个在宝鸡城内马王庙，一个在虢镇城北门外菩萨庙，马王庙是宝鸡第一女子初小，成立于民国六年（1917年）前后。开始时，教师是任增益、学生有陈玉珍、孔玺、孔格莲、孔玺莲是长发、小脚。郭坚来宝后，停办半年。第二任教师是姜敬堂，新增加的学生有贾淑慧、段玉梅、岳春霆、董玉珍、吴玉兰等十余人是剪发大脚，继任教师还有何润堂、马敏等。菩萨庙是宝鸡第二女子初小成立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第一任教师是贾登甲，第二任是雷声卿，学生有雷荷生、雷梅生、雷桂生、符明过、符元花、李清秀、刘娟娟、关彩娥、关彩秀、孙慧珍、杨东堂等约十六、七人。继任的教师有王用先、刘少翰。

那时女子虽说入学，可是常受家庭和社会上人的阻难，烦言责语，纷至沓来，说什么“若大的女子，还在人面前来往，不知羞”。这样以来，学生有时不到校，教师只得不时作家访虢镇，实在费尽了苦心，可是辛苦栽培出来的幼苗，总是继续成长，终于开出鲜艳的花，结下丰硕的果，在这两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坚持深造，成了有用之材，许多女学生后来在新旧社会都参加了工作。

（四）县立女子高小的成立

“九.一八”事变前后,我县虽有几处完全小学,但均系男孩上学,“七.七”事变后，由于外来学校渐多，且都是男女同校，当时本地人没有这种习惯，女子还没有上高小的。为了便于女子上高小，就在本县城内城隍庙设立女子高小一处，第一任校长是王御学，开始只有五班，后办成六班，各班人数不多。第二任校长是张屏轩，教员有张光第、白玉莲等。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改女子高小为新市镇中心小学、校长为王聘三，从此以后，男女同校之风开了，本县再没有专设的女子学校了。

（五）男女同校的普遍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的深入，陇海铁路车通到宝鸡，外地工厂、学校等迁来者日多，工厂有男女工人，学校有男女学生、本县不但成立了许多小学，而且成立了中学，这些新成立的学校和原有学校都是收男女生。机关单位男女职工人员也普遍，这就逐渐冲破了人们脑海里原来“男尊女卑”的思想，于是中小学男女合校风气大开，缠足之风叶渐渐绝迹，女子教育从此得到大的发展，在各个劳动场所，出现了相应数量的有知识的女子这就是宝鸡女子教育发展的概况。

 

 

 

 

 

 

 

 

 

 

 

 

 

 

宝鸡私立建华中学

杨参政

建华中学成立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校址在宝鸡渭河南谭家村，原系伪军政部陆军特种兵联合分校所属的中心小学。该小学的前身，是宝鸡县立二郎庙小学。二郎庙小学之所以改办为中心小学，是于陆军特种兵联合分校成立有关。

一九四一年秋季，陆军特种兵联合分校在谭家村设立时，该分校的军官多带有家眷，孩子上学成问题，想办一个军官子弟学校，但没有适当的校址，经商得宝鸡县政府同意，将二郎庙小学扩大（原六班后扩大到十二班），除原六班经费由宝鸡县府发给外，扩充的班级经费由分校负担。从此，对县政府来说，是二郎庙小学，对分校来说，是分校的军官子弟学校（即正中小学），经费统一支配，行政统一领导，其招收学生，凡是谭家村附近的和分校军官的子弟，都一视同仁按分录取，保证质量。那时校长先是王耀国、荆允中（均是分校政治部军官）后是马林泉。

一九四五年陆军特种兵联合分校杨撤销的消息，军官的子女又不能及时迁走，此时中心小学的学生，有的已到了升中学的年龄。军官们为了子女不致失学，并能就地升入中学，就由陆军特种兵联合分校负责人李汝炯出面同地方人士协商，意欲办一所中学。把小学交还地方接收继办。当时宝鸡县政府又没有力量办成公立，就由地方人士办成私立。即组织校董会筹基金，聘校长，于一九四六年春季，私立建华中学就开始招生。中学部校长为杨参政、小学部校长为史德铭。

校董会的组织，有董事长一人（杨联甲），董事九人（张天儒、王右箴、刘茂轩、张屏轩、张群英、高希齐、杨参政、朱子威）并聘李汝炯为名誉董事长。一面筹募基金，一面呈报立案。基金先按初中三班、小学六班计划。当时筹募的基金连同一个水磨在内，在物价稳定的情况下，估计尚可维持。基金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请一名会计负责（杨继厚）。立案时，曾以“正中中学”为校名，报请陕西省教育厅备案，当时因西安王曲第九分校已有一个正中中学，指令另改。继以“建国中学”报上，又因与临潼的建国中学重复未获准，私立建华中学校董会成立后以“建华中学”报请立案始获批准。

建华中学董事会确定的办学宗旨为三十二字，即：“学习文化，热爱祖国，加强团结，反对侵略，破除迷信，提倡科学，独立自治，艰苦奋斗”。开始尚按既定的办学宗旨办理，因值抗战结束之际，国民党政府内部混乱，控制不了物价，以致通货膨胀，币值日跌。不几年，经费发生问题。不仅设备办公费无着，即教员每月生活费发生问题。为了渡过难关，校董会继续募捐，又为了筹募经费水利，曾增加工商界知名人士为名誉校董，如黄自芳等。学校又曾与凤翔兢存中学校长车向忱相谈，采取兢中办学经验，并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加强师生艰苦奋斗精神，开展每礼拜日入山打柴活动，齐心协力始将学校维持到解放以后。记得在其困难时期，每月只给中学教师每人几十斤麦子（最困难者月给七十斤，一般六十斤，职员三十斤），由于师生坚持艰苦奋斗方针，解放后，省人民政府教育厅荆付厅长于视察该校后，曾对教职员艰苦办学予以赞扬，后在教育刊物上又表扬了建华中学俭朴办学精神。

建华中学与小学部课程分开上，灶房在一起，办公费合并，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宝鸡县政府为培养小学师资，又与建华中学校董会研究确定利用建中多余校具在谭家村东桑园铺，办一简易师范，校长先由建中校长兼，后由王丕贤继任（已分办）教职员也利用建中的，解放后师范停办。因此，当时建华中学分中学部、师范部和小学部三处上课，两处食宿（师范一处，中学小学一处）既省人员，又节约了经费。

在三部分中，前后任职的教职员，中学师范有段子恭、李茂荣、姚光智、李文斗、高哲臣、刘钊、焦恭、谭珍、李志刚、谢文光、杨参政（以上均系宝鸡人）、齐子丰、王光永、宁亭少、温泽民、温光辉（以上河南人）、陈风生、贾毓珩（以上东北人）、王丕贤（山东）、张文群（河北）、如阜（浙江）、陈遐龄（凤翔）、任光烈（眉县）。小学部有史德铭、冯存虎、何家宾、薛智才、李联芳何笃义、温德润、李冬娥（以上宝鸡人）、李雪玲（河南）、林士如（东北）、张复兴（河北）、冯建武（武功）。这些教职员在生活艰苦，条件很差的环境中，团结一致，同甘共苦，不但在教学方面勤勤恳恳，言传身教，培养了不少青少年，而且在法西斯统治下能够洁身自好，严守教育者本分，争取政治上清白也属难能可贵，如当时建中有一个国民党区分部，成立后，就未活动。在伪三青团的组织，这也是教职员一致抵抗的结果。由于伪党部没有在建中发展党员，伪三青团没有建立组织，大部分教师和学生在解放时，思想是纯洁的、政治是清白的、因而有些人以后就加入了共产党，加入了共青团。在各个岗位上，为革命做了应有的贡献。

建华中学在聘请教师和招收学生方面，是主张五湖四海，遐迩不分的。拿教师来说，不拘一地。拿学生来说，几乎遍及各省（除边远省分外）。这在旧社会，聘教师、收学生、都要受伪党团控制来说，有不同之处。有的教师在当时就作地下活动，如陈遐龄、王光永等，也有从武功农学院来校传播进步思想的人。再如师生坚持上山打柴一事，外界有人风言浪语，师生决不因此而灰心，也可以看出尚俭朴、苦教苦学的精神。

私立宝鸡建华中学，直办至一九五五年以后，由宝鸡县政府接管，改为宝鸡县立中学，校长为张贵昌，一九五六年迁移石羊庙（即现在石羊庙高中）自县接收中学后，小学部改名神农一中，在原址未动。

本文访问了原校教职员张文群、王光永。史德铭、原校董张屏轩等人整理而成，误漏难免，请知情者予以补充更正。

 

 

 

 

 

 

 

 

 

 

 

 

 

 

 

 

 

 

 

 

 

 

历史悠久的王家戏

王化心 毛含明 供稿

                 俱志青 王志超 整理

王家戏从清咸丰十一年兴起，到一九四九年宝鸡解放前夕，历时八十九年，为西府四大名班之一。四大班即虢镇的王家戏、田家戏、岐山的张家戏、郿县的高家戏。

咸丰十一年，关中地区大种鸦片。宝鸡县虢镇东湾，阁底堡有个王炳，常与来往的客商贩卖鸦片 。该人办事较认真，讲信用，因此成了当时东湾一带经手买鸦片和联系外商的重要人物。客商常来常往，络绎不绝。其本人从中也学会了经商。以后便发了财。由于王炳自幼爱好戏剧，加之有了钱，就成立了一班戏，起名“聚顺社”。他亲自带领，社会上都称“王家戏”，“聚顺社”之名，多数人不知。王炳就是这班戏的创始人。他们子孙四代相传，第一代王炳，第二代王统烈，第三代王镐，地（主要演员）第四代王化兴。

王家戏规定按季节每年唱三个阶段，从正月初二开始至四月初八为一阶段；从六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为二阶段；从九月九日至冬至节为三阶段。该戏班按一台戏收入多少进行分配，比例是：演员为百分之六十，文武场面与前后场管理人员为百分之十，衣箱为百分之二十，化装“揭钱”为百分之十，然后按帐分配到人。

王统烈为王炳之子，患有痫症，领戏有困难，名为箱主、领班长，实托主要演员任增气代领。时间长了，该任心怀不良，意欲将箱主、领班长之权夺为己有，于是在戏停演时，把全部衣箱道具搁置他家。这一段时间，戏班内部四分五裂，收不付出。到清光绪三十四年前后，几有停业垮台之势。此时，王镐已年长，聪明能干，且已出名，成为演员，对任增气窃权夺产之行为已经看透。他就一边唱戏，一边了解掌握内部存在的问题。又得到阁底堡士绅们的支持，清算了任增气的账目，揭露了他的野心，取消了他代领班长的权力。经大家公推王镐为王家戏的箱主及领班，重整基业，添置衣箱道具，聘请名演员，于是声势大振，到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又由王镐之子王化兴接替，当领班长直到解放前。

王家戏多演武戏，如《烈海驹》，《蛟龙驹》，《凤银驹》，《太和城》、《八义图》，《黄河阵》，《串龙珠》，《访苏州》等五六十本传统剧目。当时名演员：净有刘家娃，主演屠岸贾、晋怀王；须生有管系和拉麻，主演《八义图》中的程婴、杵臼。还有一个好须生生候烈（小名皂成）。名旦有任增气、甲寅，所谓“甲寅、增气两个旦，离开皂成不得转”。后来焦明珠也是过有名的须生，主演《闻太师鞭扫灯花》，魏根子（甲合之兄）的《背靴子》。民国二十年至三十年（一九三一年——一九四一年）前后，有名须生数魏甲合，文武须生数双田。双田、甲合两个主演《八义图》里的程婴、杵臼。更是出色。群众反映说：“双田、甲合的戏，再忙也得看看，实在唱的好，贯系、拉麻也赶不上”。甲合的《斩韩信》、《贼吃鸡》、《伯牙奉琴》。双田的《太和城》中的轮麻鞭，《斩颜良》中的关公，《落马河》里的黄天霸翻桌子，可称绝招。他们的特点，嗓音好，功夫硬，演做细致，观众百看不厌。唐娃（名曰朱宗连）的花旦很出名，他演的《破洪州》，《杀狗》等，人人夸奖，由于他有文化，对戏词领会透彻，做戏细致、泼辣，表情逼真，有时观众看的竟着了迷，尤其是妇女。因此，出了虢镇东门到阳平、慕仪等地，唐娃最响名。

王家戏之所以为西府大名班之一，主要是：能顺应时代潮流，接受新剧目，演职人员多，摊子较大，平时五十余人，有时七十多人；出演大本戏，所谓四驹八图等传统节目，资金雄厚，衣箱新颖设备齐全，箱主领导能力强，管理民主，内部团结，爱护演员和学徒。解放后，该班残缺不全的衣箱，分别处理给慕仪公社洞坡大队和宁王公社晁家大队。

以上所述，仅是王家戏的梗概，不足之处，望知情者补充。

 

 

 

 

 

红极一时的新汉社

赖熊犹  郑怀瑞口述  俱志青整理

民国十六（一九二七）年，易俗社陈玉华（男唱小旦）与孟子杰（净）、路西易（小生）、徐正国（须生）、王新华（小生）、田正玉（须生）、王爱珍（男唱青衣旦）、张景俭（须生）、李贵亭（打鼓的）、狗娃（打鼓的）汉娃（胡琴）、龚秉明（须生）、韩正满（文武生）等到汉中组织戏班。社名“易俗分社”。团长陈玉华。很受群众欢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陈玉华死后，易俗社无人领导停业。演员有回关中的，有留在汉中的。

后来汉中有个照像的符少初经理，爱好秦腔，经人说合，接管了易俗分社，换名为“新新社”，符少初任团长。但对演戏隔行，管理不善，人事不和，收不付出，把照像资金也拉垮，因此“新新社”不景气，戏就停演了，演员四零五散，到处谋业。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在汉中驻防，士兵大都是关中人，爱看秦腔戏，由于抗日，三十八军上前线，留守处长张志林，亦爱好秦腔，遂接管了停演的“新新社”，改名为“新汉社”。在接管的同时，三十八军铜元厂由潼关迁到汉中，也拿出一部份钱到西安购置衣箱道具。从此以后，“新汉社”衣箱道具，新颖齐全，演员水平高，很受群众欢迎，为了后继有人，特派专人到秦渡镇招收学生，收来的学生中有高新岳、李新纪、晋新安、乔新贤、赵新启、刘新惠、张新勤、米新红、米新唤等。学生入社后，先在名字内加一个“新”字。教练有路西易、王爱珍、孟子杰。另外还请有京戏名导演。

培养学生时间三年。规章制度要求严格，出入经常排队，早上四点起床，不得小便，练功时要用心，要练得出了汗，检查谁不出汗，得继续练，以出汗为原则。中午、下午继续练，练唱练配乐，晚上上剧院排队，衣帽整齐，不得随便。衣服要经常保持干净，排队要快要整齐，有专人叫队，步伐一致，不得东张西望，交头接耳，不准与外边人交游。给家里写信也有规定，不得请假外出，房子里有作息时间表，吃的大锅饭，粗米醋面，生活俭朴。在三年学习期间，只给少数钱，不准乱花，攒几个钱，督促给父母寄去。三年学习期满后，培养出了很多优秀演员，演技很为可观，如李新纪、高新岳、乔新贤、刘新惠、赵新启、米新红等，开始出台演出；立即轰动一时，深受群众欢迎，上座率很高，群众经常买不上票。演出剧目有《软玉屏》、《蝴蝶杯》、《双丝帕》、比翼鸟》、《白玉罗马》、《夺锦楼》、《白玉楼》、《美人换马》、《打金枝》、《家庭痛史》、《人月园》、《财迷》、《韩宝英》、《凤仪亭》、《辕门射戟》、《回荆州》、《蒋干盗书》、《卧薪尝胆》和《周仁回府》等当时张志林在西安看到王文鹏的演出，上座率高，张认为本社张经俭胜过王文鹏，好演员多，实力雄厚，并且后继有人，前途光明。于是就加紧训练，积极投资，商量要去西安上演，还修剧院；同时还请了名演员麻子红即王京民（须生）、张秀英（女旦）刘玉珍（女旦）王寄志（小生）等，意图出山在西安上演，一鸣惊人。于是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八月出山，动用了三十多匹骡子，驮衣箱道具，二十付花杆抬名演员，留守处还派一个班的士兵护送，当时他们仗着三十八军的权力，给护送的民夫吃的不佳，也不付钱，走到凤县东河桥，民夫逃跑。经护送武装开枪吓唬民夫，不料将出色演员张经俭打死，张志林对上西安演出已失去信心。但是还继续在行军，剧团到西安后，住在东木头市，又租赁南大街一家席棚剧场上演，结果上坐率不高，修剧院的念头也打消了，加之在西安，生活费用高，消费大，维持不了，又折回咸阳、凤翔等地演出，收入尚可。一到宝鸡、虢镇演出，群众很欢迎。因此在虢镇扎下了根，剧场在虢镇西寺露天剧场，观众特别多，收入较前增大。接着在虢镇、宝鸡等地，轮番演会戏，群众赞声啧啧，红极一时。此时张志林回到汉中留守处，由其四弟张老四接任团长，在宝鸡后又收了一批学生，并接收了一些同行，如师凤琴等。但张老四是个门外汉，学生都成了名，他却没本事，也领导不住。在一九四六年到凤翔陈村演出后，张老四怕把衣箱弄光，于是就开会给每个演员支出两月工资停业，命其各奔前程，张老四把衣箱拉到宝鸡卖掉，从此新汉社宣告结束。

新汉社虽则结束了，但留在社会上的影响却是很深刻的，人们在不时的争相叨念着，它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秦腔骨干力量，分布在陕、甘等地，如李新纪生前曾任新汉社社长，解放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任宝鸡新声剧团付团长。高新岳生前为新汉社名演员，曾任新声剧团导演。肖新武（文武小生）现为长安县剧团学生队第二队队长兼导演。王新成（文生）现为长安县剧团学生队第一队队长。乔新贤（须生）现为西安市秦腔二团名演员兼导演。阎新俊（青衣旦）现为眉县木偶剧团团长。花新忠（小生）曾任眉县剧团导演。苏新功（正旦）现为扶风剧团付团长。晋新安（须生）现为兴平剧团付团长。米新唤（二花脸）名演员，现为天水剧团导演。赵新启（名丑）现为天水剧团导演。王新虎（净）现在宝鸡县剧团演员。花新忍（须生）现为宝鸡县剧团名演员兼导演。安新义（鼓手）现在宝鸡县剧团。另外刘新惠死亡（正旦）。张新勤（花旦）、李桂亭（鼓手）、姜新培（鼓手）也都是新汉社的有名角色。以上同志为西府秦腔艺术你的发展付出了心血，起了促进作用。

 

 

 

 

 

新民社的梗概

焦儒口述  俱志青整理

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关中地区连遭两年大年馑。大旱之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才有较好的收成。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经济稍有恢复，人民生活开始好转。随着农业的丰收，陇海铁路通车宝鸡，加之过去凤翔党拐子剧团常来宝鸡，虢镇等地演出的影响，虢镇一带人们渴求看戏的欲望亦应有而生。爱好文艺的姚仁庵、张子经、焦儒、王英、强正志等人，极力倡导、筹备，准备成立戏社。他们东奔西跑，一是找有名的人，一是找有钱的人。先请学界著名人士王紫京老先生，撰写了集资办剧社的启事；并由姚仁庵和焦儒赴西安，敦请西府乡党刘治洲（凤翔人，当时仁国民党陕西省银行董事长）入股办戏班。刘慷慨解囊加入了两股，在此影响下，各地踊跃投股，先后共征集七十三股，每股五十元共计三千六百五十块银元，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间，在虢镇原税务局后院（现在虢中对面），正式成立剧社，取名“新民社”。先后社长有姚仁庵、张子经、焦儒等。剧社成立之初，剧社领导意欲演出，但是接收的乾县“有名社”留在虢镇的是一般演员，演技不高，未能演出。后来由领导人姚仁庵、焦儒等一方面在外地购置衣箱、道具，另一方面曾以大工资请来名演员王京民（麻子红，须生），王桂民（小旦），赵振华（须生），王彦忠（净），田玉玲（须生），米映民（小生），杜干亭（丑），双忠（小旦），此后来了个李筱玲（女，花旦）。他（她）们均为各戏班的精华。文武场面配齐后，在虢镇排练了一个时期，开始上演，深受群众欢迎。在宝鸡上演时，地方著名人士何雪堂称赞说：“啊！真了不起，虢镇还有这么一班好戏”。

演出的剧目主要有《五丈原》、《东吴大报仇》、《对银环》、《蝴蝶杯》、《白蛇传》、《白玉楼》、《棒打无情郎》、《玉虎坠》、《抱火柱》、《郭爱拜寿》、《六郎追驹》、《火焰驹》、《烈海驹》、《凤银驹》等，这都是他们的拿手戏。演到那里那里欢迎，到处街谈巷议，赞声不绝。社内为了发展壮大，后继有人，遂决定招收十四、五名学生，培养新秀，在虢镇西会馆排练，后在社长张子经家里排演。新生排演和在学校一样，首先订立制度，有作息时间，制度非常严格。如：来云（小旦），长娃（须生），四样儿（小生），四季（小旦）等，一出台便轰动一时，这些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群众看到这么年轻就把戏学成了，真是罕见。老艺人麻子红当时回忆说：“十几年代我学戏时，学上两、三年还是个挑旗旗的吼娃娃，三十年代以后就大不同了”。此后又收了年令较大的范玉华，虽有基础但水平很差，后经名演员王桂民（小旦），双忠等的指导培养，成了优秀演员。新民社工作人员张绪非常器重他，看范很有发展前途，主动把自己的女儿许配范玉华。后来范玉华在花旦门里很有造诣，成为主演。在宝鸡、凤县一带成了名演员，现在凤县剧团（退休）仍旧工作。

新民社剧社刚成立，设备都是按正式学社班安排，前场布置的帐幕、布景，新颖雅观，胜过西府其他班社。衣箱时兴，演员水平高。在宝鸡虢镇一上演就是几个月，收入很为可观，这么好的戏为什么渐渐衰败下去呢？究其原因是内部不团结，各自为政。有些人在社内过分的使钱，滥发长期优待卷。没有统一制度，社内工作人员随便领人看戏不掏钱，形成看戏的人多，出钱的人少，收不付出，另一原因，因病死亡几名学徒，事故无法处理。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后，社内演员工资无法支付，名演员相继离去。加之领导人不时更换，又都不是内行，演员情绪低落。遂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停演。人员各自散去，解放后新民社的箱子由宝鸡县剧团接管。

 

 

 

 

 

 

 

             浅谈温家戏

李甲宝口述    俱志青整理

温世英，原籍宝鸡甘峪人，后迁至宝鸡渭河南杨家场。温当时是宝鸡县地方民团团长，管辖益门堡、黄牛铺、东河桥一带，有钱有势。为了图名，光耀门庭，于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年馑上，出了少量钱，从本县码头王有喜手里买来一班戏箱。又经过二十一年年馑，到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收成教好，即开始成全戏班。戏班起名“鸣盛社”。因箱主姓温，所以社会上称为温家戏。温家戏正式成立后，由于演的不好，写戏的人，寥寥无几，温世英就凭自己的权势，责成各村轮流演唱，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后来人们把温家戏叫硬定家戏。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贾村原刀山会，甲宝之弟李栋上刀山，甲宝唱挂经戏（挂经戏就是会戏）出了名。温世英通过甘清云（称甘班长）请甲宝兄弟两人及其徒弟五人进了鸣盛社，从此鸣盛社声誉大振。每逢神会都抢着写温家戏。上至千阳、陇县，下至宝鸡、凤翔，神会戏都离不开鸣盛社。鸣盛社在虢镇双碌碡和岐山县张家戏唱对台时，张家戏的《秋千跑马》只赢了温家戏一个下午，全台都输给鸣盛社。据说在宝鸡唱三月十九火神庙会戏时，观众把一座碑子挤断了，在渭河南（渭滨区渭滨公社）杨家场唱三月二十会戏时，正会一天，天气炎热，妇女们多在半坡或土台上坐着看戏，甲宝出台只做了个姿势，土台上有个妇女顾了看甲宝，一松手把孩子从崖上掉下去，娃虽然没有摔死，却把观众惹得乱哄哄的。这证明温家戏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有的地方连温家戏也不叫，叫甲宝家戏。从此以后，每年腊月各地都来预定第二年正、二月的戏，一台挨一台都定在正月、二月，经常为定戏给人回话。

（1）演出剧目：温家戏多演文戏，生、旦戏最有名。如《春秋配》、《花钿错》、《宋士杰告状》、《安安送米》、《火焰驹》、《烙碗计》、《进妲己》、《黄河阵》、《通天河》、《七星剑》、《武二郎打店》、《三大祝家庄》、《八义图》、《九莲灯》、《回荆州》、《赤壁战》、《九华山》、《百花诗》、《十道本》、《抱火柱》等。

（2）主要演员：李甲宝（花旦）的《杀狗》、《搬石头》、《拾玉镯》。有赵进俦（须生）的《抱火柱》。李栋（文武小生）最拿手的《武二郎打店》。郑制忠（文武小生）。赵西社（老旦）。温金帮是鸣盛社的大包袱（亦名大肚子）。王双来、徐贵娃、茹登桂、沙德金杂角戏都演的很出色。温玉堂的丑。刘水保二花脸。音乐上益门堡秃子打鼓最有名。宝鸡渭河南党老三的板胡。范家村范班长的二胡。党家村来娃的二胡。陈家村景茂林的月琴弹的好，能听十里路。温家戏结束后，演员大部分死了，活着的就只有李甲宝兄弟李栋和沙德金。

（3）温家戏的特点：能适应潮流，能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尽力向学社班迈进。戏配得好，水平差的不让出台，舞台阵容齐整严肃，学生生活规律，衣帽整齐，穿啥衣服都是一色，进出排队。住宿地方干净卫生，新老演员学习风气很盛。在戏剧改进上，请有学问并懂戏的人讲解戏词，领会戏词精神。

（4）温家戏的结束：温家戏在李甲宝等苦心经营下，也红了十年左右（即民国二十三年至三十三年），往后由于个别老演员死亡，后继力量单薄，勉强维持到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宣布停演。至一九四九年宝鸡解放。温家戏的衣箱道具等由温世英、李甲宝、蔡宽各得一部份了场。温家戏从此告终。领班长开始是赵进俦，此后是李华（李甲宝），箱主温世英。

 

 

 

 

 

 

 

 

 

 

 

李甲宝（李华）学艺

李甲宝口述    俱志青整理

我叫李华，小名甲宝，家住宝鸡县贾村陵厚寺，现年七十六岁。唱了一辈子戏，人们说我是西府名艺人，我觉得差的远，够不上。但是我学唱戏是祖传，祖父李双来又名李仓（唱旦），父亲李德海小名三犬，也是个唱戏的。母亲死后，我十岁，弟弟李栋九岁，因家贫，父亲把我兄弟二人送到陇县磨家寨子，给赵干家放牛羊。十六岁时我开始学戏，虽则学的迟，由于自己跟爷爷和父亲在戏班里混，耳濡目染，不断熏陶，学的戏不少了。我一进戏班，都说我是一个唱戏的好材料，因为自幼爱好戏剧、聪明、记性强，所以就苦心钻研，才有一点收获。我学艺的简单情况叙述于下：

（1）拉把子：我开始学戏时拜师赵福宏（须生）。每天给师付熬茶，檫烟灯和水烟袋，还打饭，背铺盖，半年内没给我教半句戏。后来在凤翔党拐子戏班学艺时，投师晏师付，人称晏老三（陕西临潼人）。名艺人，精通旦角技艺，是个好心肠人。他先教我练学拉把子，开始练真难，技艺复杂不好掌握，把我十个指头都打的出血，我泄气了，晏师付说：“手打肿，打的出血，这证明你用心了，在这个程度上，才开始上功，循序渐进，不但不能泄气，还要加倍努力。”我除正式练外还在别人休息时，加紧练，大部份在晚上练，练对打，各种技艺都要练，慢慢地在练习中也感觉进了步，拉把子能拉准了，打也能打准了。在《破洪州》这出戏中熟练的技艺，博得广大观众的称赞。

（2）练女人跑：男人装女人，学唱小旦开始不会跑，把我难住了。后来经过观察实习，还是不像。我感到学女人跑实在不容易，看起来简单，自己实际跑起来就不大一样了。自己想用心看看女人实际跑的姿态，但是临到学时，又没有人跑，心里着急，没法想，让自己女人跑吧！又不好意思开口，后来我用好言语和女人商量、让她教我跑，但是她白天不教，同意夜晚在月光下教我练，她在前边跑，我跟上学、有时她不愿意跑，我就捏腰，惹得她哈哈大笑跑去。经过多次的动员，她抽时间教我跑，以后习惯了，也经常看我跑，纠正我跑的姿势，她还跑着让我看，我跑时，她也看，经常给我提意见，对我练跑帮助很大。我还想了个办法，过年回家时，多买些核桃、给自己家里的媳妇，姑娘散。后又故意撒在院子里，让她们跑去争着拾，从她们拾的过程中，发现有各种各样的跑法姿势。我白天看，晚上练，反复琢磨，一一比较，最后提练出一种“两手揉心”的动作，又得到谢德娃之弟（人称二箱主）的具体指导。在《拾玉镯》这出戏里，在吆鸡的动作中显示了奥秘，二箱主确实在《拾玉镯》戏中，给我教了真着，我出名就在这出戏中。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随安正戏班进徽县。徽县邓县长（北京人），让我们唱堂会戏，先唱《双玉四莲》，邓县长看不懂。后来我唱《拾玉镯》，邓县长看了十分高兴，当场赏了八个银元，并大加宣扬，鼓动徽县各界著名人士来看堂会戏，都有奖赏。从正月初一一直唱到初五，在五天内，我得奖赏近贰佰银元，从此鼓舞了我力求上进的信心。后来学到很多拿手戏，如《杀狗》、《搬石头》、《安安送米》等戏。

（3）学走步：原来唱旦都是男人，要学会女人走，先学走碎步，也就是小步，小步要走好，先要带假脚。假脚上面是木的，下面是铁和铜，和小脚女人的脚一样，只有三寸长，所谓“三寸金莲”。假脚带上脚面上的筋将要拨开，全身抽痛不舒服，是很痛苦的，练假脚是晚上练，我为了揣摩女人的动作，夜深人静，独自一人在月光下走了一圈又一圈，把院子都踏光了。练的当中，发现自己动作有别扭处，立即登门请教师付，潜心学艺。为了演好《藏舟》一折戏，在跑园场的动作上，我下了深功夫，每天早早起来，就到一块空地上去练，练得腰酸腿痛，浑身是汗，我坚持练了两年多，一出场群众反映跑得飘，跑的美。学走小步逐渐有了进步，假脚取掉再练，走起来真象水上飘。

（4）练嗓子：我自学戏以来，光练嗓子就吃过许多苦头。正在下苦功勤学苦练时，没有腔了，自己辨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听老人说，这娃嗓子倒嗓了，又说嗓子倒嗓，三年学不成戏，我越听越害怕，于是我就下功夫往出喊。记得在凤翔学戏时，后院有个枯井，我在井内喊了半年，看来是起了作用，但作用不大，我十八岁倒嗓，十九岁唱不成戏，二十岁才奈何能唱了，在这时我认为倒嗓是天然的，根据生理发展规律，一般男生都要经过倒嗓，有的倒嗓轻，有的倒嗓重。有的人经过倒嗓就改行了，再不能唱戏了。我体会倒嗓能控制，给学生也讲过倒嗓的危害性，叫学生自己控制，因为声音嗓子有三变化，小孩是奶腔，十五、六岁是童子腔。经过倒嗓就成了大人腔。外界人没有这个感觉。嗓子要保护好，特别要饮食上注意。记得我在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害了一场阴寒病，病才好，西瓜吃的多了，半年是哑巴。千阳有个老中医，给我吃了几付药才挽救过来了。所以说演员要特别注意饮食，不要吃凉东西。男学生生理发展迟的，倒嗓就轻，发育早的倒嗓就重，这一点我是有亲身体会的。我的嗓子，原来差得很远，几年内没唱戏，为了弥补自己嗓音上的缺点，就经常和乐队老艺人合作，请他们顺着我的唱腔使用乐器，并纠正字的发音，扬动挫，字声归韵。我反复练习，请同行指导，自己用心切磋改进，经常练，天天起早喊，利用苍腔，渐渐改进，后来腔出来了，我很高兴。我的体会要注意饮食，防止感冒。勤学苦练不怕难，是会练出好嗓子的。

（5）深刻钻研戏词，领会戏词精神。我先学戏时，光图记的戏多，对戏词精神领会不深，因文化浅有的戏词不会讲，不懂意思，因而唱时就一般带过，也就演的不真，表情不深，后来不断请教别人，讲解词意，把意思农清楚了，演法、演技就别有风趣。戏词精神吃透了，才能把戏演活，才能装啥象啥。尤其扮演主角要能够全部掌握戏情，要有左右一切的技巧，我演《安安送米》、《白玉楼》、《拾玉镯》、《搬石头》这类戏很拿手，确实能吸引观众的情感跟我的表情走，我演的紧张，观众的情绪也跟着紧张。群众喜欢听我演唱，我演的劲头也就大了。群众反映：“李甲宝的戏情做的到”。这话我觉得说对了，我表示感谢，以上是我学戏的点滴体会。

 

 

 

 

 

 

 

 

 

 

 

 

 

 

记香泉伪民团团长

蔡德江办戏的事实

王文仁    袁福裕

地处宝鸡西陲的山区人民，在黑暗漫长的旧社会，由于山峦叠叠，交通不便，生产相当落后，加之苛捐杂税繁重，人民过着食不饱腹，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的生活，因此谈不上有什么戏剧活动。在我国人民的传统节日如过春节，也只有自编自唱的小曲或装有神话故事、历史故事中的人物；即耍“社火”来欢渡节日，聊以助兴，再也没有别的娱乐形式。人们在较好的丰收之年，心想看戏，就从陇县或别的地方叫戏班，称为“写戏”，来这里唱上三、五天，挨家管饭，分摊戏价和花费，就算调节了生活。

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蔡德江在城隍庙（他改为福德镇即现在的新民）办起了民团，自称团长，后来成了这里的一霸，随便向香泉五堡子一镇，摊派粮款，任意砍伐群众树木，砍伐后还得抬到城隍庙。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蔡德江大兴土木，修建了福德镇一条街，同时给自家也修的厅堂瓦舍，为了寻欢取乐扬名声，就大办起戏来，一面出钱来买陇县“顺义戏班的旧箱底，一面请来工艺匠人，在家做戏衣头帽，并为此向人民派了一大批款物，又从晁峪叫来原“安正家”戏的唐班主，绰号：“二瓜子”、作为领班，蔡是箱主，招揽一批旧艺人，先在城隍庙开台，就算蔡家戏成立。

后来蔡家戏每年正月先在福德镇的上九开始，巡回在香泉、赤沙、通洞、风阁岭、陕甘边界上的吴寨等地验出。戏到那里就摆赌抽头在那里，“咕噜子”（赌博）紧跟一哨，引诱了一些善良群众赌博，输的倾家荡产，造成很多家庭不和，养成好多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戏到春台毕，也就是夏收前，就落脚在福德镇，由当地群众轮流管饭，一月四十日的唱着，称为压班戏，也可说是专为放赌抽头。等待忙毕，先在香泉七月二十娘娘殿开始，上八台、下八台挨着唱，再到赤沙等地去唱，直到秋后没台口了，就落脚香泉仓房滩（现在的公社广场）一两月的唱着，是硬性的，人称“硬定家戏”，又叫“霜熬戏”。在春台天暖人闲唱戏，还可凑凑热闹，秋后的戏观众寥寥无几，看戏的实没有耍钱的人多。旧艺人，人称“戏子”多的吸食大烟，（由箱主照价供给）有的还好赌博，临散班时按份分身价（即报酬）。多的吸光输净，手中无钱，实难回家，只好在箱主手中预支下年再来唱的“班钱”。

蔡家这班戏，在当时因为没有其他文娱组织，在人民文化生活极贫乏的情况下，起了点凑热闹作用，谈不上有多大的文化教育意义，反而给人民带来了一场灾难。

 

 

以两千串钱起家的

诚盛西药铺

张振川

虢镇有个诚盛西药铺，不仅西府一带人熟悉，就是河南、四川、甘肃等地药行人都知道。可是开始是靠一个水药担子，开业时只有两千川钱的资本。

从卖水药走上坐官道路

诚盛西的东家原是河南开封人，姓蒋，他先祖来陕西时担个水药担子。进了潼关后，就走乡串户，后到武功落了业，先在武功开设了诚盛东药铺。因善于经营，获了厚利，就在虢镇设立诚盛西药铺。以后又在武功分了一号诚德和，又在乾县开设了德义隆药铺。由于这四号生意做得好，钱多了，就想坐官，于是一面经商、一面叫子弟读书考官，便由商业发家走上了官僚地主的道路，后来出了几名进士、蒋世芬坐了四川重庆府的道台。

两千川钱资本发了家

诚盛西只有两千川钱的资本，从满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经营到解放。人常说：“国要有法，商要有规，国怕法乱，商怕规倒”。诚盛西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主要在于诚盛西号规严，东家伙计平时都不敢忽视，如在分红上始终按照原来规定的“人银各半”形式进行，不仅东家没有意见，就是伙计也很满意，这就使号内所有人诚心诚意地工作，生意就越做越兴隆，资本就一天比一天增加。经理和其他店员们生活也一年较一年好。拿资本来说，道光年间就变成一千五百两银子。到民国十九年（一九三零年）就变成两千元的硬币。诚盛西的经理总共经过十个人，头一个叫张鳌、后继的有史文进、范中科、王升、赵三忠、李荣、王宗锡、马自珍、曹谕、赵文科。张鳌在诚盛西得利后，在虢镇开设了一个魁信诚铁铺，王升分红后在宝鸡设立了一个德盛裕药铺，赵三忠在虢镇开设了忠义长药铺。诚盛西每两年破帐一次，每年破帐时利润总有五千到一万元的硬币。从这些事实中，就可以看出诚盛西的发展情况了。

由小本经营到垄断

资本发展到相当时期就成了垄断。诚盛西的经理在多年的经验中，知道每年总有几种药材涨价，他们称这是“药疯子”。因为当时交通不便，运输上有困难，加上军阀混战常影响物资流通，促进某种药材价格飞涨，经理掌握了这个情况，按各地市场物资流通的实情，当外省出产的主要药材开始涨价时，他就整中力量把这项药材全部买来，最后其他商家没有此项药材，当然由他一家卖出，获利可到十倍或二十倍。例如有一次川牛夕和泽泻每斤由三角钱上涨，诚盛西派人由几路出发，把各县所有的这两种药物都收购回来，最后每斤以十四元到十八元卖出，获利不少。由于资本不断增加，由诚盛西一号就分出了五号生意：有诚盛福钱铺，诚盛长店、西庆生药铺、志西通房子、后来西庆成和西庆生两号先后发生火灾，由于当时没有防火和灭火设备，全部烧尽。光西庆成一家被烧的大包棉花就达三百五十多包，但也没有影响到宗号诚盛西，它一直维持到解放。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经政府批准转业虢镇电厂，那时资金还有二万零五百多元。

管理有方、便利群众

诚盛西药铺是旧社会资本主义性质的一个商业，它以批发药材为主要方向，但是对零售药剂也有经验，如在药物配方上，千方百计把所有药品准备齐全，因此，各地找不到的药物，在诚盛西可以配齐，不仅珍贵的药品齐全，还注意不常用的和难以找到的药物，例如寒食面、秋石、人中白、梧桐泪等都有准备，甚至三五年才用一次的药均常储存。在炮制药物时，设有专人负责，切、炒、同、丸、一点也不马虎从事，门市配方，也有专人检查，抓药的人，不经过训练不能抓，按方抓好后不经过检查不得付于购药者。再如承制“丸、散、膏丹”，不论医生处方怎样复杂，均要按照处方处理，在丸药方面有蜜丸、水丸、枣丸或面糊丸，大小必须均匀，还有上面穿衣丸药，做出来要起明发亮，碾散、熬膏、炼丹应有尽有，总之都作到认真负责，达到便利群众的目的。

 

 

 

虢 镇 火 柴 厂

刘铨 曹慎斋 符瑞祥口述   

俱志青整理

（一）“协和”火柴厂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陕西大旱，遭受饥荒。西安“燧昌”火柴厂随之倒闭，工人失业。郭瑞圃（河北高阳人，追随孙中山多年，思想进步，任西安“新泰日报”总编辑）意欲办厂以工代赈，遂购买了“燧昌火柴厂”的旧设备，招收工人，添置工具，投入生产，起初经费困难，只给工人管饭，不发工资，就这样工人也十分感激。由于职工共同苦心经营，生产渐有起色，遂起名“协和”火柴厂。

郭瑞圃之子郭占勋，从法国留学回国（学的化学），充任了该厂的经理，他鉴于西安木材缺乏，原料不足，厂内职工王以芳（系郭的乡党），虽系行伍出身，曾做过生意，搞商业经验丰富，王建议郭，西府虢镇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木料资源雄厚，可以设厂。王郭等人，经过考察，即确定往虢镇迁厂。先在虢镇木料市场购买了麻家一些地方，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起，将厂内物资设备，陆续迁来虢镇。建厂初期，因陋就简，使用机器都是人力操作，生产率低，产品质量不高。品名为“飞雁牌”红头阴火。日产量十至十五箱。当时正式工人三十多人，连雇用临时工共一百多人。正式工人从西安随厂带来一部分，又就地招了一部分，临时工都是本地人。

厂迁到虢镇后，经理郭占勋仍住西安，托堂弟郭岳麓和他的亲戚谢玉如（两人均南开大学毕业）两人负责主持厂内工作，搞了几年，生产不能上升，生意很不景气，到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烽火连天，人心波动。“协和”火柴厂因经营不善，遂推盘给西安包销英、美烟草公司的方善育和沈佐清（均系浙江人）两个资本家。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方、沈派符瑞祥（烟草公司伙计）来虢镇火柴厂任经理，郭家从此退出了“协和”火柴厂。

（二）“协和新”火柴厂

方善育和沈佐清会同符瑞祥接揽了“协和”火柴厂，更名为“协和新”火柴厂。投资七万元（方善育二万五千，沈佐清三万，董纯才五千，王宣民五千，李新甫五千），扩充设备。方善育和沈佐清为股东，并为董事会负责人（仍在西安包销纸烟），指派符瑞祥为经理，王宣民为付经理。工会主席索勉士，厂内设有业务、技术、财会、总务四股。业务股股长朱予，技术股长王学谦，财会股长方子善，总务股长方祖远。并在宝鸡设有办事处，名曰：虢镇“协和新”火柴厂宝鸡办事处（地点：原陇海池对门）。厂内设有仓库（地下室），地点现在水电局内西半院。这时生产极为旺盛，日产最高五十箱，最低十五箱。产品有“蝴蝶牌”黑头安全火，“哈德门”牌红头保险火，“西北”牌等，这个时期，是“协和新”的最盛时期。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方善育把符瑞祥调到西安包销纸烟，又把侄女婿孙祖芳派来虢镇当“协和新”火柴厂经理，那时因物价膨涨，货币贬值，生产收入日减。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方善育、沈佐清看到临近解放，即抽逃资金（地方人士反映数字不清），又把符瑞祥二次派到虢镇“协和新”火柴厂任经理直到解放。一九五一年因负债累累，面临破产，遂于八月份解雇工人（按工人工作时间长短补发工资，有发半年的、四个月的、两个月的），所遗产业，以业抵债两万多元，算成股份，每股十九元二角（旧币十九万二千元），共计一千一百二十股，发了股票，由原经理符瑞祥交债权代表刘铨等人经营。

（三）“复记”火柴厂

一九五二年元月，刘铨、王荣昌、李宗柱等人又接揽了“协和新”的旧底子，更名为“复记”火柴厂。同年二月上旬，开始整顿，中旬正式开工。资金以业抵债一千一百二十股，折合人民币二万四千九百六十元（指币值改革后）另外集股金一万四千元（刘铨七千元、李宗柱五千、王正凯一千、王荣昌一千）总计资金为三万八千九百六十元（币值改革后的数字）。

厂内设董事会，董事长由刘铨担任。理事有王荣昌、李宗柱、赵兴邦、张芝、牟芝、张文、王正凯等人。经理王荣昌、付经理李宗柱。设立业务股，股长李宗柱兼，财会股股长张录奎，总务股股长刘铨。技师张荣贵。产品有“蜜蜂”牌远销广州。“大鹏”牌红头保险火销到岐山、凤翔、宝鸡。日产量最高二十箱，最低十五箱。设备有梗片机三部、摆驾机六部、卸驾机五部、盒片机两部。有刷沙、综合、包装三个车间。

经营方式由于系私营企业，销售价格随行就市、自己核价，就是先将成本核出加上合法的利润，再行批发或零售。次货廉价出售。

木材来源，自“协和”火柴厂迁虢后，开始在市场上购买，为了多赚钱，特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在林木茂盛的秦岭玉皇山竹沟设立梗片厂。工人三十多人，开始四个人搅一部机子，速度慢，效率低。后来购来了几部柴油机，梗片生产大增。但距火柴厂路途遥远（近二百里），山路崎岖，雇用骡马驮运，出山驮梗片，进山驮面粉、油、盐、蔬菜等。但农忙季节雇不到牲口，影响生产，后来厂内买了四、五头骡子解决了驮运问题。当时梗片厂为火柴厂附设单位，经理为曹慎斋（现住虢镇北堡，健在）。一九四八年因经费困难，梗片厂停产。人员撤回，机器房屋全丢在山中。

火柴厂在虢镇地区影响较大，原因之一，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工商业落后，火柴厂亦是手工业生产，后来火柴厂逐步添了些小型柴油机，代替了笨重的人力，这算是虢镇工业发展的萌芽。之二，乡村人用火镰打火，用灯曲点火，虽有外来火柴，但价格昂贵，农民买不起。自从虢镇办起火柴厂后便利人民，对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了一定作用。之三，开始火柴质量不高，后来不断采用新技术，聘请专业技师，努力改进。如“哈德门”、“飞雁”、“蝴蝶”牌等质量优良，畅销省内外。

当时“协和”是以赈济事业办起的。“协和新”是南方（浙江）资本家办起的。“复记”是虢镇地方人士办起的。旧社会地方工业发展缓慢，经常面临破产的境地，而地方官府不但不扶持，相反政、军、警和地方劣绅，均向火柴厂伸手，借故勒索敲诈。厂里只好给这些人出售火柴，少收钱，即一箱价值二十元（批发价）的火柴，只收十四元，光办一个手续，不掏钱，转个身，一箱可赚六元钱。若一时应付不当，即大祸临身。真所谓“赚钱一串，神鬼各半”。直至解放前夕，生产停滞不前，面临崩溃境地。以上是虢镇火柴厂发展变化的梗概。一九五四年接上级指示曰：“近年火柴生产过剩，木材浪费较大，建议你厂转业。”他们遂将固定资产交董事会负责保管，一九五六年合营时，房屋由房管所改造，机器设备拍卖，交服务合营商店。厂内流动资金和人员安排如下：

棉布业：四千元，人员张申、刘铨。

茶叶业：三千五百元，人员李宗柱、王英。

浴  室：四千元，人员符瑞祥、王自忠、张依卿。

同心锅厂：一千元，人员王荣昌、曹建成。

其他人员每人补发两月工资，各自为主。

“复记”火柴厂从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