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县历史沿革

                     王志超      

宝鸡县原治所宝鸡，解放后设于虢镇。传说，宝鸡在上古时，伏羲徒治陈仓，皇帝曾建都于陈。伏羲与皇帝于宝鸡置都城事，清乾隆《宝鸡县志》亦有引述。

考古学家认为，宝鸡及其周围，是姜姓部落活动的主要地区。相传炎帝神龙氏生于蒙浴，长于姜水，浴于九龙泉，是姜姓部落的首领。渭河南得到姜氏城（今姜城堡）又是姜姓部落的中心。传说神龙氏是我国农业、医药的最早创始人。他为了部落间的物资交换，曾教人“日中为市”。姜氏城可能是“日中为市”的地方。

夏、商（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公元前十一世纪）；宝鸡地区曾有一些奴隶小国。宝鸡一带为雍州陈国地，相传为皇帝后裔建。古共亶父，迁岐以后，居住在宝鸡渭河以北，千河以东，漆水以西，称国号为周。并于今岐山县东北、扶风县西北两县交界处建筑岐邑，到文王东迁丰邑至，一直建都于此。当时虢镇为文王母弟虢叔封地，称虢国，又曰西虢（西虢乃区别于周文王另一胞弟虢仲所封之东虢，今河南省汜水县虎牢关）。周族长期在这里经营生习，到了商末，势力发展到整个渭河流域，成为西方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西周（公元前十一世纪——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初宝鸡一带为散（又称矢）的封国，虢镇一带为虢叔封邑，称虢国，亦即西虢，后曰小虢，均为王畿之地。

东周（公元前七七零年——公元前二五六年）：周平王东迁，将岐以西地赐给秦襄公。秦文公十六年（公元前七五O年）以兵伐戎，戎败，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西为秦地。文公筑陈仓城（斗鸡台附近）。秦孝公设陈仓县（千河以西，今宝鸡市区一带）治所陈仓城内。秦宁公二年（公元前七一四年）到秦德公元年（公元前六七七年）在平阳（宝鸡县渭河北）建都三十七年，称平阳封宫。秦武公十一年（公元前六八七年）灭小虢，设虢县（千河以东，凤翔县南部），治所虢城内。

秦（公元前二五六年——公元前二O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国号秦，建都咸阳。宝鸡为陈仓县地，治所陈仓城。千河以东为虢县地，治所虢县城。虢县、陈仓县均属秦内史地。

西汉（公元前二O六年——公元八年）：汉高祖元年（公元前二O六年）在关中西部设雍国。太初元年（公元前一O四年）设右扶风。宝鸡仍为陈仓县地。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一九五年）封周绁为蒯城候，于陈仓城东，筑蒯城（今卧龙寺附近），虢镇仍曰虢县，均属右扶风。

新莽（公元九年——公元二四年）：宝鸡为右扶风陈仓县地，虢镇仍称虢县，属右扶风。

东汉（公元二五年——公元二二O年）：东汉初，建武六年（公元三O八年）六月撤销虢县，并于雍县（凤翔）管辖。宝鸡为右扶风陈仓县地。汉末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年），陈仓县为雍州汉安郡管辖。

三国魏（公元二二O——二六五年）：宝鸡为右扶风陈仓县地。太和二年(公元二二八年)魏明帝遣将郝昭守陈仓。原城称为上城。同年诸葛亮围之不利而退，遂在陈仓城东，筑石鼻寨，后改为武城镇（今卧龙寺东面之半原处，又叫武城山）。虢镇仍属雍县。

西晋（公元二六六——三一六年）：宝鸡为右扶风陈仓县地。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二七八年），分陈仓立蒯城县（即今卧龙寺附近）。属始平郡辖。不久蒯城县废，其地仍归陈仓县。虢镇仍属雍县。

十六国（公元三O四年——四三九年）：后赵建平二年（公元三三一年）撤销陈仓县其地分别划归雍县与千县管辖。前秦甘露元年（公元三五九年），符坚于三交城置武都郡。后又与武都郡置苑川县（治所三交城又称秦王寨，今固川佛岩崖附近）。

北魏（公元三八六年——五三四年）：宝鸡乃曰苑川县，武都郡移至虢古城，领苑川、南由（即今陇县南部，宝鸡县西部香泉一带）、平阳（太平真君六年即公元四四五年，在原眉县城县地设立）三县隶属岐州。

西魏（公元五三五年——五五六年）：大统四年（公元五三八年）分雍县南部设立洛邑县（今宝鸡县千河以东地区）。同时改平阳县为眉城县（今眉县、岐山县南部与宝鸡县东部）。大统十六年（公元五五O年）移苑川县治入陈仓古城，改曰陈仓县。洛邑、眉城、陈仓三县属岐州武都郡。

北周（公元五五七年——五八一年）：宝鸡仍属武都郡陈仓县地。天和三年（公元五六八年）于陈仓县设隰州，次年隰州与陈仓县，一并废除，其他并入洛邑县。天和年间在洛邑县（治所今虢镇）设置朔州，不久州废除。

隋（公元五八二年——六一八年）：开黄初废武都郡，开黄十八年（公元五九八年）恢复陈仓县。大业三年（公元六O七年）改洛邑县为虢县，虢县、陈仓二县均归扶风郡辖。大业十年（公元六一四年）于陈仓城西，渭河北岸筑留谷城（今宝鸡解放西路一带）陈仓县治所移于此。

唐（六一八年——九O七年）：初唐、盛唐时期，宝鸡仍曰陈仓县，治所留谷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二月十五日陈仓县改名凤翔县。传说陈仓山石鸡啼鸣，二月十八日又改宝鸡县（治所宝鸡城，即原留谷城）。贞观八年（公元六三四年）废虢县归岐山。天授二年（公元六九一年）复分岐山置虢县、皆为次畿，归凤翔府管辖。

五代、北宋（公元九O七年——一一二六年）：虢、宝二县名未变。五代二县属岐州凤翔府。北宋两县皆为次畿，属秦凤路扶风郡凤翔节度使管辖。北宋曾在今大散关处筑大散堡、松林堡。南宋绍兴十二年（公元一一四二年）和议成，辖和尚原（宝鸡西）遗金，县遂为金有。

金（公元一一一五年——一二三四年）：改秦凤路为熙秦路，县治名称沿袭宋制。大定二十七年（公元一一八七年）又为凤翔路总管府。宝鸡有陈仓山渭水镇——曰武城；虢有楚山渭水镇——曰阳平。

元（公元一二O六年——一三六八年）：宝鸡县署设于城内。元末至元年间（公元一三三五年——一三四O年）虢县并入宝鸡县，原虢县改名虢镇，为宝鸡县第一大镇。元初至元九年（公元一二七二年）凤翔路总管府改为凤翔府。元末于宝鸡南筑益门堡。

明（公元一三六八年——一六四四年）：宝鸡县仍属凤翔府管辖。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置陕西行中书省，九年六月改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景泰二年（公元一四五一年）扩建宝鸡城，城周二里七分。万历年间（公元一五七三年——一六一九年）建东西月城（即外城）。崇祯十三年（公元一六四O年）在城北半坡增筑风匣城（今宝鸡北坡，遗址尚在），并又增筑南月城，加筑水城（即护城河），引玉涧水绕流宝鸡城西、南、东三面，东流注入金陵河。虢镇于明隆庆年间增筑西城。

清（一六四四年——一九一一年）：宝鸡县属凤翔府隶陕西省布政使。当时为适应城市贸易需要，于城内东西街设市，每日集。当政者为巩固城防，在县城四周设东城堡、西城堡、南城堡、北城堡。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一六九二年）宝鸡县知县邓梦琴于虢镇东西城门外建牌坊，均题“武都故郡”四字。光绪二十六年虢镇城上增筑炮台十六座。民国五年重修。至此，虢镇城周二里，围长一千四百四十八弓（一弓等于五尺），高三长，顶宽七尺。城门四：东曰“华岳呈祥”，西曰“五峰拱瑞”，南曰“秦岭环翠”，北曰“周原启秀”。

民国（公元一九一二年——一九四九年）：民国初年把原设的虢川司，由太白迁到虢镇，改为宝鸡县虢镇佐衙门，设立县佐。一九二九年取消了县佐的设置。当时宝鸡县属关中道（治所长安）。一九三三年撤销道制，宝鸡县直属省辖。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八年，在凤翔设置陕西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一九三九年专署治所移至宝鸡城郊金台观。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四月二十四日解放虢镇，二十六日第一次解放宝鸡，二十八日撤离。此期间曾设立宝鸡县人民政府（治所宝鸡）。

解放后、建国初（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O年）：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第二次解放宝鸡虢镇，设宝鸡县人民政府于石羊庙武城山。十四日解放宝鸡，设陕甘宁边去宝鸡分区。分区置行政督查专员公署。是年七月十六日由原宝鸡城区及虢镇、蔡家坡地区，组设宝鸡市人民政府，于同年十一月五日，又将虢镇划归宝鸡县，蔡家坡划归岐山县。同时宝鸡县人民政府移至虢镇西堡，不久又移至虢镇城内“山西会馆”（即今县招待所）。后在“群众堂”新建县政府，即今址。

（此资料来自清乾隆二十九年和民国十一年两部《宝鸡县志》、《史记》，以及《宝鸡史志资料汇编》等）

 

附：虢镇历史沿革歌

 

虢镇历史沿革歌

虢城商末建，       时为虢叔邑。

        西周曰西虢，（注）  东周曰小虢。

        先秦置虢县，       西汉袭秦制。

        东汉并于雍，       三国魏仍之。

        西晋十六国，       均属雍县地。

        北魏郡武都，       西魏洛邑县。

        沿袭至北周，       隋复称虢县。

        唐宋仍隋制，       元末入宝鸡。

        称为第一镇，       明清未变更。

        民国至解放，       一直名虢镇。

        建国复为县，       治所在虢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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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西虢据《县志》载：为虢叔封邑。《史记》一八三页所注之《舆地志》云：“此虢，文王母弟虢叔所封，是曰西虢”。而《史记》一八四页又云：“……三年，郑伯、虢叔【二】杀子颓而入惠王……”。此页后注释【二】的《括地志》云：“洛州汜水县，古东虢国，亦郑之制邑。汉之城皋，即周穆王虎牢城”。两说不一，待考。

 

 

 

 

 

 

 

 

 

 

 

 

 

 

 

 

 

宝鸡县政协历届会议简介

杨志斌    赵积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宝鸡县委员会一至五届会议情况如下：

第一届（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

一届一次委员会议于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一日，在虢镇群众堂召开。共有委员三十二名。会议选举陈新华（中共宝鸡县委副书记）为主席，刘翰卿为副主席；姜纯儒、严华、杜少卿、李笃生、李本益为常务委员。

一届二次会议，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在虢镇召开。会议增补委员十二名。

一届三次会议，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虢镇召开。共有委员四十五名。一届四次会议，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在虢镇召开。会议增补卫立、王建若、邓培祯、李兆铭为常务委员。

第二届（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

二届一次会议，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三日，在虢镇召开。共有委员六十七名。会议选举刘立波（中共宝鸡县委书记）为主席、杜少卿为副主席；王国华、邓培祯、王唯一、李笃生、姜纯儒、刘坚志、张玉美、苟衍堂、李兆铭为常务委员。

二届二次会议，因区划变动，扯县并市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六日至八日，在宝鸡市政府礼堂召开。共有委员一百七十名。

第三届（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

三届一次会议，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宝鸡市文化宫召开。共有委员一百九十名。会议选举薛志仁（中共宝鸡市委书记）为主席，何远平、高镒挺、张伯华、刘翰卿、杨紫梁为副主席；李琨玉为秘书长；高希齐、马鹤亭、魏甲合、阎成章、李汝霞、罗俊耀、吴维彬、侯忠汉、邹承禹、郑玉贞、魏仁成、郭英儒、郭来宾、曾尚贤、王昌烈、王国华、杜少卿、王唯一、张玉美、李笃生、邓培祯、马吴柑、高攀云、任志超、杜厚安、强寿天、程博、王祖儒为常务委员。

第四届（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

四届一次会议，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在虢镇群众堂召开（一九六一年九月恢复宝鸡县县制）。共有委员七十六名。会议选举周义稷(中共宝鸡县委书记)为主席，杜少卿为副主席；刘立波、卫立、王佩衍、王国华、刘翰卿、刘效国、刘锦荣、邓培祯、阎增信、师凤琴、李笃生、何德轩、段济民、张玉美、姜敏、赵积恭、容静轩、马良臣、陈仰健为常务委员。

四届二次会议，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二日至六日，在虢镇召开。参加的委员五十八人，列席二十一人。

四届三次会议，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在虢镇召开。会议增选许振湖（中共宝鸡县委书记）为主席；成大顺（宝鸡县县长）为常务委员。县政协下设秘书处、学习委员会，容静轩为驻会常委，王建若为驻会委员。

第五届（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

五届一次会议，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四日至十日，在虢镇服务楼召开。共有委员一百二十九名。会议选举田瑛（中共宝鸡县委副书记）为主席，刘效国、付执中、田生华、张义宽、焦恭为副主席；段济民、段兴奇、孙桂珍、石永昌、李子斌、牛法文、李雪玲、范振邦、师凤琴、李映霞、洪中奎、尚文玲、杨参政、李芙蓉、李真皓、孙麟田、焦儒、焦恭、容静轩、贾德生、释新朗等二十六人为常务委员。县政协下设办公室、学习委员会、文明史资料委研究员会。先后建立了两个学习小组。

五届二次会议，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虢镇服务楼召开。会议增补委员八名，选举王晓为秘书长。

五届三次会议，于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在县招待所召开。共有委员一百二十七人。

五届四次会议，于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在县招待所召开。因机构改革，会议增选董陆晓为主席，李培英、刘殿奎、马世林为副主席。任命王思周为办公室副主任。同时，成立了工商、科技、文教体育、卫生四个工作组。

 

 

 

 

 

 

 

 

 

 

 

 

 

 

 

 

 

 

 

 

宝鸡县“交农”斗争

片 断 回 忆

刘殿奎  俱志青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宝鸡县曾发生过一次轰轰烈烈地“交农”斗争（又叫拥城门，拥衙门），在当时震动很大，影响颇深。所谓“交农”就是农民为了抗粮抗款，向官府上交各种农具，这是农民反抗官府压迫的一种形式，目的在于豁免粮款。为了征集这一史料，曾先后走访了健在的、亲自参加这一斗争的郑怀瑞、张枝棠老人。根据他们亲身经历与目睹的情况，记述于后：

旧社会政治腐败，军阀混战，土匪蜂起，独霸一方，谁来就是谁的天下，随意派粮派款，苛捐杂税没完没了。民国二十一年年馑，天旱千里，赤地无收，农民没粮吃，粮款还照常摊派。例如第十三区，地亩一石粮，官府征收粮银四元五角，但层层摊派到农民头上就成了十五元。平时官府每年收粮秣一至三起，民国二十年收粮秣十三起之多，苛捐杂税压得农民抬不起头，直不起腰，贫苦交加无法生活，乞讨逃荒，饿殍遍野。

正在这时，听说渭南、咸阳、周至、岐山等地爆发了农民“交农”斗争。这个消息传来后，农村中纷纷议论，成了导火线。官府横征暴敛，官逼民反。宝鸡县“交农”以前，曾发生两次散干粮（用馍传递事情的一种形式）的事。据说开始第一个散干粮的人，在干粮内夹上纸条，上写有字，内容大意是年馑大，粮款重，少吃缺穿，活不下去，起来反抗。这个事弄不好，被官府发现是要关押、砍头的所以采取了秘密的办法，由发起人把烙好切成若干个小块的干粮夹是纸条，偷偷放进其他人家头门“锁关窝窝”（即插门的地方）。当人们发现自己锁关窝窝放有干粮时，就又立即烙干来，夹上同样内容的纸条往下传。后来给它添上了迷信的色彩，说是接到干粮不传，即有大祸临身的危险。人们为了“消灾避祸”，再困难也设法烙干粮往下传。不识字的光传干粮，不夹纸条。除此之外，也有用鸡毛转帖的。

据郑怀瑞（宝鸡县周原乡营子头村人，现年七十三岁，离休老干部）说：民国二十一年三月某天晚上，我就亲眼看见传来的鸡毛转帖，我村乡约寇东才通知我，让我负责营子头北社，集合队伍明日带上农具上县“交农”。天不亮我就把人集合带到指定的集中地点——王家村弥陀院。我们到后，西半区遵义、善庆两里（注）领头的吕清海向群众讲话，他说：“我们等东半区的人来了向县城出发，要守纪律，听从指挥。”等了一会儿，来人报告说，东半区领头的岳端端（慕仪乡第五村人）领着队伍向魏家崖走了。我们就拿着叉把、扫帚、牛笼咀等，拥向宝鸡。阳春三月，风和日丽，人们走得直流汗，到底店休息一会，又继续向前走。我们第十三区共五个里，去了约九千多人，沿途各地农民纷纷响应，也拿着各种农具随同我们拥向县城。到达宝鸡县城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东城门紧紧关闭，愤怒的人群吼声如雷，口号声，打门声，呼喊声，震天动地。城楼上的警察，荷枪实弹，对空鸣枪吓唬，窥视着怒不可的农民，更加激起了义愤，“交农”的人们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第十三区王家村黄忙武的父亲，年逾花甲，银鬓白须，他脱去上衣，手拍胸膛，挺立于群众的最前列，让警察朝他打。还有十几位年迈老人用头撞城门。晚上，围城的群众，把扫帚等农具点燃着，呼唤：“不开城门，我们就用火烧”，此时吼声响彻云霄，城外火光冲天，县府官员龟缩城内，不敢开门出城回答。第二天第二区约两千多农民也赶到县城，城郊农民也参加了这一斗争，市民纷纷声援支持。围城群众约两万人左右，县城周围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古云：“人心齐，泰山移”。这次斗争一直坚持了三天。第三天宝鸡县县长牛庆誉，怕越闹越大，不好收场，迫于无奈，请商会会长高希齐，绅士刘茂轩等出面调停。他们站到城头上说：“大家到东会场集合，今天给你们答复。”遂即开了城门，十多个身穿长跑大褂的“大人物”向大家自我介绍。然后他们欺骗说：“县长去西安开会，你们有什么要求和条件请留下，我们负责给县长转达，保证给你们解决问题。”这时蜂拥而上，几个领头的和年迈老人们气愤地说：“年馑这么大，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天又不下雨，政府不顾农民死活，里长、差人天天催粮要款，急如星火，绑人打人，逼得我们活不下去，只有饿死这一条路了。今天我们来把农具交给县长不做庄稼了，全叫饿死算了。要粮没有，要命一条。不豁免粮款我们就不回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和条件。”他们出面调停的几个人，面面相，无人敢于答应，只得灰溜溜的派人回城禀告县长。县长牛庆誉召集官员商议后，仍由出面调停的高希齐、刘茂轩等人向大家宣布：“经电请县长答应豁免民国二十一年这一年的粮款银子，请乡亲们回去。”老百姓听到免纳粮银的消息，就不再闹了，遂之纷纷散离回家，这场斗争就结束了。

“交农”斗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农民群众反抗官府的顽强精神，打击了官府的嚣张气焰，在当地广大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史料是根据郑怀瑞张枝棠等同志口述综合整理而成。）

 

注：“里”：是旧政权乡镇机构名称。日过去的十三区就有五个里，现在分为千河、慕仪、周原三个乡。

 

 

 

 

 

 

 

宝鸡县自卫团投诚起义经过

杨继厚  王建东

我们俩人原在宝鸡县自卫团任职，杨继厚任军需少校主任；王建东任第二大队少校大队长。现将自卫团投诚起义前后记述如下：

一、机构设置和人员

一九四八年宝鸡第一次解放撤离后，于七月成立了吗“宝鸡县保安团”。当时宝鸡为一等县，按甲种编制，辖四个大队，十二个中队，三十六个分队，一百O八个班，共一千余人。团部下设五个室（政工室、副官室与军需室、书记室、军械室），分别办理各项事务。还有传达兵两名，司号长一人，一个卫士班。每个大队设大队长一人，大队附一人，副官一人，上士文书一人，号兵一名，传达兵四名。每个中队和分队各设队长一人，特务长一人，号兵一人，传达兵二人。保安团先归陕西省保安处指挥，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归第十八绥靖区领导，改为自卫团。

    （一）团部人员编制

     自卫（保安）团官佐由上级委任，上校团长秦伯瀛，中校团附李伯恭，中校团附冒梦尘，少校团附郭绳武，彭延庆。

①政工室：少校主任李文博，指导员临时确定，多数未到差视事。

②副官室：少校主任高冠英、少校副官赵子清，上尉副官张宗孝，上尉副官刘清彦。其余副官安排编到大队部。③军需室：少校主任杨继厚，上尉军需贺洪科，中尉军需张发科，少尉军需李光祖，少尉军需齐志勋。

④书记室：上尉书记官周溦（子范），准尉司书王允中，上士文书方童科。

⑤军械室：中尉军械官孙纪屏（维汉），少尉军需车驶程，准尉军需封登科（后调第二中队任特务长）。

（二）个大队人员编制

自卫（保安）团下设四个大队，每个大队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辖三个分队。

第一大队：少校大队长魏德芳，上尉大队附齐德明。

    第一中队上尉中队长张发荣，

    第二中队上尉中队长白家春，

    第三中队上尉中队长陈友梅。

第二大队：少校大队长王建东，上尉大队附刘继尧，中尉副官冯子龙。

    第四中队上尉中队长李维新，

    第五中队上尉中队长杨向春，

    第六中队上尉中队长杨国梁。

第三大队：少校大队长李光显，上尉大队附高世权。

    第七中队上尉中队长李志德，

    第八中队上尉中队长杨建洲，

    第九中队上尉中队长李世德。

第四大队：少校大队长许幼卿（士明）。

    第十中队上尉中队长梁X X，

    第十一中队上尉中队长史钧鉴，

    第十二中队上尉中队长刘发成。

各大队副官、各中队分队长，特务长姓名均记不清。

二、自卫团起义前后

一九四九年五月宝鸡县保安团改为宝鸡县自卫团，至七月宝鸡第二次解放，仅只两个多月时间。解放前夕，县自卫团团部和部分大队中队官兵约六百名左右，跟随团长秦伯瀛西逃甘肃省天水县吴砦镇。随同西逃的还有宝鸡县县长杨培森。其余约四百人藉故未去。到吴寨后团部住在高仰之（高系吴寨知名绅士）家中。第四大队长许幼卿带兵驻凤阁岭车站，担任外卫；第二大队长王建东带兵驻毛家庄，担任警戒，负责渭河渡口，控制船只，盘查过往行人；其余大队和团部官兵均驻吴寨。派军需主任杨继厚和军需张发科去天水专区借来小麦两火车皮，停放渭滩车站，每日用小压车向吴寨运粮，以维持全团官兵生活。

自卫团逃往吴寨后，约半月之久，因无战事，粮草缺少，士气不振，人心惶惶。当官的进退两难，走投无路，徘徊不定；士兵三五成堆，议论纷纭，商量逃跑。正当此时秦淮（秦伯瀛之五弟）、秦进军（秦伯瀛之侄）二人（均系大学生、进步人士），受宝鸡市市长肖江洪之委托，并持有宝鸡地委书记吕剑人和宝鸡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董策成之函件，前来吴寨劝秦投诚起义，因县长杨培森不离秦之左右，则不敢直说。临走时将来意告诉担任警戒的王建东让其转达，将函件压在吴寨对岸山神庙中香炉下边。后由王建东派传达兵王起劲（现在宝鸡市外贸部门工作）将函件取回。当时王建东和杨继厚等人主张将杨培森缚绑解送宝鸡，以示投诚起义之决心。但秦和杨交情甚厚，犹豫不决，不忍为之，遂于当晚示意杨走脱。县长杨培森随即带领亲信十余人，十几条长短枪，由吴寨沟向南逃至双石铺，后转至太白投诚王润轩处藏身。自卫团长秦伯瀛在杨培森逃走后，大家一致赞同投诚起义。翌日即派第二大队附刘继尧（因刘年长老练，沉着有经验），随带士兵樊明玉，（金台区店子上人），渡过渭水去宝鸡商谈投诚起义之事。由凤阁岭车站往东走，到石家滩车站附近始与解放军十八兵团先头部队五三三团陈团长（陈带王连长和一连战士）相遇，讲明来意，经协商确定第三天双方在拓石车站会合。刘继尧返回自卫团向秦伯瀛禀报商议情况，秦当即命令准备开拔，马上行动，并令王建东控制电台和裴台长（因电台是十八绥靖区拔来的，委派姓裴为台长），以防不测。投诚计划安排妥当后，由团长秦伯瀛带领全体官兵按约定时间，双方齐集拓石车站，举行仪式，祝贺自卫团投诚起义。据回忆当时投诚起义的官佐有：宝鸡县自卫团团长秦伯瀛、副团长李伯恭、团附郭绳武、彭延庆；军需室主任杨继厚、军需齐志勋、张发科，书记室文书方童科；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队长张发荣，第二中队队长白家春；第二大队大队长王建东、大队附刘继尧、副官冯子龙，第六中队队长杨国梁；第三大队大队长李光显；第四大队大队长许幼卿，第十中队队长梁X X等。在祝贺投诚起义大会上，陈团长致贺词，秦致答词。会后自卫团由军需主任杨继厚将全团官兵姓名人数与枪械、弹药分别造册，移交陈团长接收。计缴电台一部，小跑两门，（八二炮、六O炮各一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二十五挺，各式短枪六十二支，各式长枪六百支（原为一千人枪，因临阵脱逃，或藉故未去者约四百余人枪），六O炮弹五十发，长短枪子弹五万余发，手榴弹四百多枚，望远镜三架，电话机七部，报话机一部，骡马七匹等。接收后，陈团长电告驻宝十八兵团总部，开一列专列，将我们自卫团全体官兵迎接到宝鸡，并派兵团政治部赵部长热情款待（在宝鸡市南门口，原河南农工银行大厅）。翌日赵部长举办宴会，参加者有宝鸡地委书记吕剑人、宝鸡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董策成、宝鸡市市长肖蓼（江洪），十八兵团五三三团陈团长。投诚起义的自卫团参加的有：团长秦伯瀛、副团长李伯恭、团附郭绳武、彭延庆、大队长王建东、许幼卿、李光显、军需主任杨继厚。会后上尉以下官佐、士兵开往虢镇原三一兵工厂学习月余，解放军十八兵团向南进军，解放四川，将老弱病残士兵发给路费、生活费资遣回家。少校以上官佐由宝鸡警备司令部集中学习，学了十几天时间，董副司令员给我们讲了一次话，他说：“西安设有三个招待所，专门招待起义投诚人员，在那里还能学习一整套新东西”。九月初宝鸡警备司令部将我们介绍到西安“西北军区招待所”（地址在西安市尚德路，原马鸿逵公馆），所长姓姚，河南人。在该所参加学习的约八十余人，大部分是投诚起义的团营长以上军职人员。宝鸡自卫团当时参加学习的有：副团长李伯恭、团附郭绳武、彭延庆、大队长王建东、许幼卿、军需主任杨继厚。在学习期间，我们在延安革命公园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庆祝活动，旧历年底学习结束，资遣回家。

 

 

 

 

 

 

 

 

 

宝鸡县参议会始末

容 宏

一、“参议会”成立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本质已被人民所识破上自中央下至地方的各级官吏，对于人民政治上的镇压和经济上的掠夺，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蒋介石的统治已完全丧失了民心，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统治愈来愈加拥戴在抗日战争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建立新中国，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巨大历史潮流。国民党政府为了竭力挽救其面临覆灭的局面，装腔作势，玩弄伎俩，妄图挽回民心。高唱什么：“人民参与政治活动呀”！“人民监督政府呀”！“民主自由的新生活呀”！等等，借以笼络民心。在各省、县成立了所谓代表民意的“参议会”。

“参议会”是民意机构，是代表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力组织。县“参议会”的参议员是各乡镇、人民团体（工会、商会、农会、教育会等）选举产生。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必要时召开临时大会。大会期间，县政府及其部门，如法院、警察局等必须向大会作施政计划和工作报告。如遇不合“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大会可以有权否决；如遇不合实际的报告，当会可以提出质询。参议员代表个地区、各人民团体群众的意见，对于应兴应革的各项事宜作为正式提案提交大会通过。俟后，交由县政府或其他单位执行。

“参议会”组织参议员分区分组对各乡、镇公所的工作，进行检查，其主要内容是有无长支滥派，贪赃枉法等不法行为。

二、参议会的活动情况

 1、参议会组成人员

 一九四九年九月，宝鸡县遴选了二十一名参议员，成立了“临时参议会”。其参议员是：张天儒、王右箴、杨芝宇、刘伯荫、王和亭、杨联甲、顾任甫、容儒、张屏轩、杨参政、王伯直、高毅安、李景天、李凤五、黄化庵。何铨、高希齐、李茂荣、鲁信、韩树勋等。会址设在宝鸡城内解放西路。议长张天儒，副议长王右箴，驻会委员五人，除两名议长外，有李伯荫、杨参政、张屏轩。工作人员有秘书杨芝宇、干事张楷、段荆璞，会计谭滋生，文书容宏、梁春轩，收发韩志孝。

 一九四五年四月各乡、镇召开乡（镇）民代表会，选出乡民代表会主席。八月举行民选，选举了各乡、镇长及县参议员。十月由各乡、镇推选的参议员正式成立了宝鸡县参议会，“临时参议会”即宣告结束。当时，宝鸡县共有二十一个乡、镇，推选的参议员是：

 县城镇：          任文华

 新市镇：          吴耕九

 硖石乡：          刘伯荫

 陈宝乡：          张维骏

 虢  镇：          严书鼎

 长春乡：          贺维诚

 阳平乡：          王云台

 蜀仓乡：          李鸿烈

 钓渭乡：          李含章

 潘溪乡：          景  珍

 终南乡：          宋鉴堂

 鸡峰乡：          郭天俊

 云栈乡：          李伯恭

 佛岩乡：          史正钦

 金陵乡：          张天儒

 蟠龙乡：          阎德卿

 西坪乡：          容  儒

 马迹乡：          赵锦涛

 千水乡：          王右箴

 周原乡：          张屏轩

 人民团体如工会、商会、农会、教育会等推选的参议员十人，有张楷（字端吾）、韩树勋、高希齐、强寿天、祝正凡、姬子明、李仲毅、杨参政、鲁信、杨芝宇。

 宝鸡县参议会，共有参议员三十一人，未设驻会委员，工作人员有秘书王英州，干事张端吾、容宏，会计谭滋生，文书梁春轩、王丕昭，收发韩志孝，事务葛藴玉等八人。

 2、参议会的活动情况：

 宝鸡县参议会正式成立以后，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召开了大会。会议主要弹劾了以下两案：

 （1）追查偷种鸦片，枪杀人命一案。经弹劾查证：

 一九三九年王奉瑞任宝鸡县县长期间，县政府秘书田桂林与国民兵团副团长郭殿政同谋，暗示终南乡乡长何起荣在深山老林之中大量偷种鸦片，被终南地区青年王世英、郭崇德发现，对此不法行为多次向县政府反映无效，继而向省方控其罪过。后来省政府派余惠田委员来宝鸡检查，查出烟苗后，田、郭见事败露，唯恐祸及于己，便密令终南乡乡队附赵宗周将乡长何起荣枪毙。后恐赵泄其密，即以赵宗周杀害乡长何起荣一罪，将赵拘捕送凤翔枪决，杀人灭口。

 （2）追查变卖壮丁，贪污私分一案。经弹劾查证：

一九三九年期间，国民党政府因抗日战争前线伤亡重大，饬令各县大量征集壮丁予以补充。宝鸡县政府当时派常备队队长郭士信、符子庆，及县府指导员梁维藩等多人，分赴各乡镇征集壮丁，搜查逃兵。那时官府名为征兵，实为敲诈勒索，他们借此机会，变卖壮丁，贪污款项，大发其财，坑害民众。当时征集壮丁的办法是轮签号，先由兄弟四个、五个的去一个，继由兄弟三个、二个的去一个，轮到谁家的签号，谁家就去一名壮丁。否则，用钱相抵，谓之“壮丁变价”，变价最高的三四千元以上。有势有钱的，以行贿送礼等消除签号，兄弟四、五个也不征丁；无钱者，独子也要鞭打绳栓被征当兵。更为甚者，征集壮丁的官员可以招纳一批地痞、流氓或者“兵釉子”，互相勾结，串通一起，诈骗钱财。谁家不愿让其子弟当兵，可以变价办法雇壮丁消签号。他们用豢养的地痞、流氓予以充塞，明顶暗放，轮番诈财。壮丁款他们私分后，过不了几天又找上门诬说雇的壮丁逃跑，还得讹诈一笔钱财。这样，他们从甲村到乙村，从丙乡到丁镇变卖顶替，从中敲诈勒索。因壮丁变价而倾家荡产的农户，在当时屡见不鲜。

 县政府变卖壮丁，酷害百姓的罪恶，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虽经弹劾查证，但在国民党统治下，官匪不分，官官相卫，也就不了了之。

 以上两案不难看出参议会只不过是徒有其名罢了。

三、参议会的本质

参议会虽然有其名，无其实，但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却起着“参议”作用，为其统治政权服务的。如在蒋介石“戡乱建国”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施行以后，宝鸡县立即在参议会内成立了以议长张天儒为主任委员的“宝鸡县戡乱建国委员会”。一九四六年参议会大会期间，由议长张天儒提出拥护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戡乱建国”主张，并一致通过由大会发出了关于“讨伐共产党的通电”。同时还组织地方武装对付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一九四六年我三五九旅部队开往陕北，途径终南山时，县长杨炳南和议长张天儒，亲赴渭河沿岸各乡、镇，指挥全县国民兵堵守山口河防，并分派参议员前往渭河沿岸各乡镇进行反共宣传，督促检查，严密防守，企图阻击三五九旅北上。

国民党政府企图凭借所谓参议会来笼络人心，维护其反动统治。但由于他们早已失去民心，于是，参议会这个所谓民意组织也就随着蒋家王朝的土崩瓦解，而结束了它的使命。

 

 

 

 

 

 

 

 

 

 

 

宝鸡县党团斗争

张屏轩   冯忠铃

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各级组织，按当时的规定，应为一家，不能分开。凡是年令在二十四岁以下参加组织的，一律办入团手续，所有三青团员只要年满二十五岁，就得转办入党手续，成为国民党员。但宝鸡县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自成立之后，始终是貌合神离。为了争权夺利，经常勾心斗角，明争暗斗。

一、党团合并情况

国民党宝鸡县党部是一九二七年由张亮程、王润轩二人负责筹办成立的。当时的负责人（按历任次序排列）张亮程、赵牖民、卞一帆、牛春韶、吕培源、韩志远、吴子超、谭雪尘、王新民、李含英、蔡鸣琦、马伯理。自一九四O年李含英任职时止，负责人均称党务委员。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七月解放，在蔡呜琦、马伯理任职期间，改称为书记长。

三青团宝鸡县团部是一九四O年由原志军筹备成立的。先后任三青团干事长的有原志军、陈宪章、黄映藩、熊超、李天存等。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看到共产党的革命势力日益壮大，而国民党内部则兄弟阋墙，互相斗争，摇摇欲坠。遂令各省、市、县党团合并，统一内部，合作反共。于是在同年八月省方下令党团统一合并。指派马伯理、李天存、王培英、谢鸿文、郝克远五人，为党团统一委员会委员，负责领导党团统一工作，并规定是年九月为统一时间，合并统一办公。同时决定县团部的干事会合并于县党部的执行委员会，干事改称执行委员；监察会合并于县党部的监察委员会，监察一律改称监察委员。县团部的人员、档案、文卷及房舍、公物等，统一造册，交统一委员会。

二、双方活动激烈

宝鸡县国民党、三青团组织成立之后，虽然不断地发展成员，但因开始人员较少，活动不多。自一九三五年牛春韶担任县党部委员后，活动就逐渐增多。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宝鸡成了南北交通枢纽，人口增加，工厂增多，国民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先后在县城、虢镇、周原、千水、阳平等二十一个乡（镇），成立了区党部；业精纱厂成立了省党部直属区党部；各中心小学、工商团体以及县政府一些行政单位成立了区分部或直属区分部，到处发展党员。有的是集体发展，一个不漏；有的背靠背进行，不通知本人；有的履行手续，举行仪式；有的不知不晓，不举行仪式，有的虚报成绩，献功请赏；有的一天之内、一月之间就可以发展好多国民党员，组织若干基层国民党组织。

自县团部建立之后，党团组织斗争初露锋芒，互相争权夺利，继而斗争日趋激烈。所以三青团也在国民党组织发展的同时，宝鸡县三青团也在各地、各单位积极活动，发展组织。三青团自一九四O年由原志军负责组织成立之后，直至一九四六年间，从上到下不断的发展扩大。接着李天存担任了干事长，谢鸿文担任书记，便大量的在各单位、学校中发展，入团人数因之骤增。因此，他们曾为争权问题，向县政府提出：全县学校校长，党、团要各占一半。从此以后，党、团斗争相当激烈。

三、斗争日益激化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宣布实施宪政，发扬“民主”，进行大选。乡（镇）选举乡（镇）长，县上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省参议员。在此期间党团斗争更加激化。上下活动，互拉势力，争权夺利，分庭抗理。国民党方面，省党部李犹龙、李茂棠、李含英和县党部张天儒、马伯理、王右箴，一致支持董辑五、李含英竞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省参议员。三青团方面，省团部的杨尔英、教育厅王友直与大中院校宝鸡的毕业生张文集等和县团部李天存、谢鸿文、韩振志等人，支持张文集、董杰竞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省参议员。

双方为了达到竞选目的，明争暗斗，互相攻击，设宴送礼，到处活动，斗争相峙。结果国大代表由省方指定宝鸡县选“民社党”王伯直。选举只搞了个形式，选民被迫投票，王伯直当选为国大代表。

四、终于分道扬镳

按规定党团合并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为正书记，三青团干事长为副书记。由于双方斗争激化，冰炭难以同炉，仅搞了一次党、团员甄核工作，就分道扬镳了。

一九四七年底至春季前，县团部原有人员无一人去县党部，均回家过春节。节后，李天存去武功县作嵇征处长，谢鸿文去虢镇三一兵工厂政工处工作。一九四八年春，省党部鉴于各地党团斗争激烈。遂实施党团分县制，即有的县划归党方，原团上成员一律退出；有的县划归团方，原党部人员均要退出。当时宝鸡县划归党方，因此原团部人员，均推出党部。此时县党部纯为原党部人员控制，书记长马伯理、副书记长胡明德、秘书李伯恭。一九四九年夏季，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宗山、副主任委员杨尔英（团方实权派），下令免去马伯理等人的县党部正副书记长与秘书的职务，指派李天存为书记长，谢鸿文为副书记长，冯忠铃为秘书。这时县党部又控制在原团方人的手里，三青团员无一人办理转党手续。名为县党部，实则大量发展三青团员，扩大组织，充实斗争力量，直到宝鸡解放才终止活动。

 

 

 

 

 

宝鸡县民众自卫团大队进犯

延安纪实

刘殿奎  杨参政整理

一九四七年二月，国民党政府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的重点进攻。蒋介石急令胡宗南调集敌军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向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犯，分两路向延安推进。从三月十二日到十八日，每天出动几十架飞机协同作战，滥肆轰炸，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胡宗南狂言：“三天占领延安”。

延安，乃是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其他战场进行人民解放战争。蒋介石进犯延安妄图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要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出西北，然后，他调兵进攻华北，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二是用以“刺激”已遭惨败，损兵折将，急剧低落的敌军士气，孤注一掷，继续把内战打到底。因此，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立即组织、整编敌军，会合地方团队进攻延安。

组织自卫大队

一九四七年三月，西北绥靖司令长官胡宗南和陕北省政府主席祝绍周，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即令陕西省第九区（宝鸡）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孙宗复，从速组织地方团队配合正规军围剿延安。专员孙宗复立即部署，号令组建。岐山、宝鸡、凤翔、凤县、千阳五个县各组织一个民众自卫大队（相当一个营），合编为第三纵队（全省共编九个纵队）；陇县、眉县、扶风、武功、周至五个县各组织一个民众自卫大队，合编为第四纵队。三纵队由宝鸡李树华任纵队长，四纵队由眉县郑季民任纵队长。各县民众自卫大队队长由各县县长兼任，大队附由县政府军事科科长担任。宝鸡县政府接到命令后，就立即组织起了“宝鸡县民众自卫大队”，队长由县长谢任难兼任（实则是军事科长李树华），大队附李耀东，参谋睾大飞，警卫队长冯子龙，军需彭X X ，副官张清银，书记张耀宗，司书张思贤，军医林登弟等。大队下编四个中队，设有中队长、中队附、司务长，四个中队长有王德安、宁靖丞、范焕章、白箭奎。每个中队有士兵九十人。中队下编三个分队，分队下设三个班，一个班编十个士兵。官佐由县政府委派，士兵由各保抽派雇用。还成立了通讯组和一个运输队，有驮骡三十头，每个驮骡跟一个脚夫，由各保雇用。全大队共有官兵四百余人。武器、弹药由县政府按人配发，并发给粮饷，拨给面粉五百袋。组建停当，准备出发。出发前，第九区专员公署、宝鸡县政府在宝鸡西关大操场，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大检阅，受检阅的有三、四两个纵队（四纵队先到宝鸡，住在宝鸡中学），所有官兵和驮骡运输队均参加。专员公署和县政府要员亲自检阅，声势浩大，耀武扬威，满以为此行胜利可期。

奉命进攻延安

当时，我军西北部队，只有两万余人，敌十倍于我，力量对比，异常悬殊。为了战胜敌人，我军继续执行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积极防御作战原则。在延安以南和敌人激战七天七夜之后，我军于三月十八日主动撤出延安，敌人以五千人伤亡的代价，占了延安一座空城。

正在这时，宝鸡县民众自卫大队奉命进攻延安。在检阅后的第三天晚上八点钟，两个纵队统由第九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第一科科长刘宗基带领，从宝鸡坐火车到咸阳转向“北同官”（今之铜川市）车站下车，晚宿村间，第二天开始步行沿咸榆公路北上到洛川。在洛川县附近村子驻扎半个多月听后待命。这时，洛川城内外及其混乱，军民拥挤不堪。城周围南、北、东的马路上，三五成群的汽车队，日夜不停的奔驰，装载着军械、粮弹、物资补充军队。在此期间，县参议会议长张天儒带领慰问团到前线进行慰问，他们胆小怕事，没感多停就回去了。官兵对这次慰问极为不满，有的想捎家书，但慰问团已杳无踪影。此后经鄜县、甘泉到达延安。这时延安已成了一座空城。第三纵队在延安北关住了两天，继续行军，开往蟠龙镇。到达蟠龙镇后，始知该地驻的是胡宗南的一六七旅李昆岗部队。

蟠龙镇被俘虏

敌人侵占延安后，得意忘形，气焰嚣张。实际上胡宗南占领空城延安，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毛主席高瞻远瞩，用兵如神。三月二十五日拂晓，我军在青化砭突然袭击，只激战了一个多小时，就全歼敌旅长以下三千人，活捉旅长李纪云，首战告捷，极大鼓舞了边区军民。四月十日，当敌军整编十五师一百三十五旅，由瓦窑堡南下至羊马河时，我军出其不意，一举歼敌四千七百余人，活捉旅长夏宗禹。羊马河战役结束后，毛主席又决策调敌北上，并切断敌人在蟠龙镇的补给。宝鸡县民众自卫大队到达蟠龙镇后第三天，即五月二日晚上十点钟左右，仗就打起来了。我军乘敌主力北上，后方空虚，集中四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县民众自卫大队的兵多半是抽派雇用来的，缺乏训练，没有经验，一打仗就害怕，吓的呆若木鸡，魂不附体，光是个跑。听说毛主席、周副主席在离蟠龙十几里的一个小村里亲自指挥战斗，令我军四日内攻下蟠龙镇。我军英勇作战，只打了三天，到五月四日晚结束了战斗，全歼守敌一六七旅旅长以下六千七百人，生擒敌旅长李昆岗，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在这次战斗中，想民众自卫大队中队长王德安，通讯组组员（姓名不详）二人被打死，其余官兵全部被俘（中队长宁靖丞、范焕章、白箭奎在打仗前去山西运粮，后亦被俘）。

粉碎重点进攻

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在陕北东扑西撞，到处扑空，人困马乏，疲于奔命。我军撤出延安四十余天，三战三捷，歼敌二万人，人心大振，士气旺盛。这一下可把蒋介石气坏了。听说此后，蒋介石坐飞机到延安亲自督战。在沙家店战役中，又歼敌一万余人，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掉了。至此，蒋介石在西北的重点进攻便彻底粉碎了，胡宗南被歼三万多人后，也撤出了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延安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毛主席的英明予见实现了。

   资遣返回家乡

各县民众自卫大队出发时，都知道进攻延安，但到了延安已是一座空城，只在那里住了两天两夜，经蟠龙镇打了一仗，死的死，伤的伤，全部被俘，那个狼狈样就说不成了。被俘前，国民党统治集团搞恐怖，反宣传，说共产党把被俘人员如何如何，人人恐惧，害怕极了。但是，恰恰相反，县民众自卫大队官兵被俘后，都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实行人道主义，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歧视，不虐待，管吃管穿，受伤的给治病，走不成路的给毛驴骑。经常给被俘人员讲党的政策，讲革命道理，和蔼相待，热情关注，实在太好了。部队首长还向俘虏宣布，愿干的留下，想回家的发给口粮、路费。自卫大队中，有十多人愿意回家（如张思贤等），解放军按俘虏政策资遣回家，农历五月初就回到了家。不愿回家的送到山西岢岚县集中学习。在学习期间，不但生活愉快，心情舒畅，而且还获得了新的知识，懂得了共产党的不少政策和许多革命道理，戳穿了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欺骗宣传。经过七个多月的学习，被俘人员于一九四八年陆续资遣回乡。在返回途中，由解放区一直护送到白区。进入白区后，对被俘人员沿路审问、监视，最后被解送到劳动营，关押七个月后，由县政府出证明才被释放。

回家后，被俘人员对共产党感恩不尽，向亲戚朋友、父老兄弟，讲述亲身见闻，进行广泛宣传，使不少群众对共产党有了新的了解，天天盼望解放军来，这对一九四九年宝鸡解放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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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材料由当年参加县民众自卫大队的李志德、张思贤二人供稿，整理而成。

 

 

 

 

 

 

 

 

 

 

 

第一日军俘

虏收容所在宝鸡

张尚仁供稿 王志超整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寇疯狂入侵我国，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先后在各个战场俘虏了一批日军战俘。国民党行政院军政部即令成立了两个俘虏收容所：第一日军俘虏收容所在陕西宝鸡县。第二日军收容所在云南昆明市。

宝鸡第一日军俘虏收容所，是在一九三九年六月成立的。所址在宝鸡县太寅村，占地太寅中心小学校舍（原大寺，又叫弥陀院），学校随即迁往小寺（大寺南一华里）。俘虏分几批押送，先由渭河北林村渡渭河押送一部分，后由宝鸡过渭河，沿河押送一部分。轻伤俘自行。重伤俘由轻伤俘背扶，个个焦头烂额，扶拐东倒西歪。狼狈不堪。

一、收容所的编制

宝鸡第一日军俘虏收容所，共有官兵三十余名（不包括看守军队）。其中所长一名，第一任所长汪大捷，东北人，留学日本，少将衔，任期一年多；第二任所长王培荣（籍贯、出身不详），少将衔，任期一年多；第三任所长马益祥，江苏盐城人，留学日本，少将衔，任期四年余，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收容所解散。所长下设编译员（亦称管理员），先后有王行理（出身、籍贯不详）、熊健（贵州人。留学日本，上校衔）、金志杰（辽宁人，留学日本，中校衔）、陈汉中（出身、籍贯不详），其具体工作是专搞翻译。上尉文书一名王力行（商州人），专门起草公文。司书一名杨思敏（太寅人，健在，六十多岁），誊清公文，膳造表册等。少校军需一名臧德修（江苏盐城人），主管财粮，副官杨修增等，负责所内杂务工作。杂务兵十多名，搞采购、磨面、做饭及向所外关押的俘虏送饭等。所内还有少校军衔的中、西医各一名，专门医治所内职员及俘虏的疾病。所内设有小卖部，专卖食品、酱菜等。

所长及职员的家属均住太寅村的民房。中校编译员金志杰，他的眷属在我家住四年多。他的女人戴冠英，中师毕业。我那时是个中学生。常同他（她）们交谈收容所内之事，故对一些情况记忆较清。

二、俘虏关押情况

宝鸡第一日军俘虏收容所从一九三九年六月至一九四五年，先后从华北、华中等战场上接收俘虏五百多人，几乎全是日本战俘。其中也有少数朝鲜人和台湾人。还有八、九名女俘，两名朝鲜籍，一个叫天子，一个叫水子。女俘在日军中称军妓，是专搞慰劳工作的。俘虏中陆军多，也有少数空军；官佐少，士兵多，兵种杂。文化程度高低不一，还有大学生。会说中国话的不少，有的中国话说得较流利。

对一部分服罪改造，遵守所规的男俘，关押在所内几座简陋的房子内。女俘住在农民家里，看管较松懈，她们还能游门串户，其中一个女日俘，名叫天中照子，年纪较大。她无钱时，还能在太寅的几家小铺子赊欠纸烟、日用品等。少数认罪不好，顽固不化的官佐和空军俘虏，集中关押在名叫“沟道”的窑洞里。日本飞机轰炸宝鸡时，他们不听看守人员阻挡，常从窑洞门窗相窥视。少数通中国话的官佐，在被俘前曾化装潜入中国各地，搜集各种情报。一九四二年冬，押来一名战俘，当我问时他说：“我在中国绥远皮毛公司任经理，大学未毕业即被征入伍。”并在日记本上作有一首日文被俘歌，他用日语念了一遍。然后译成中文。此人曾在我国东北活动多年。

对鼓动闹事、图谋逃跑、屡犯所规的少数男俘，分散关押在闹房里和五、六处窑洞内，严加看管。俘虏中曾有少数逃跑，他们通华语、晓地理。逃跑时，他们看太阳、月亮、北斗星，依秦岭东跑。逃俘被抓回后，从严惩处，立即枪决，由所长亲自执行。如逃俘中有一个叫四川柏翠的男俘，是个顽固分子。此人身胖、体方、脸黑、满脸金牙，熟通华语，称之“中国通”。被俘前曾化装商人，先后三次潜入西安、宝鸡等地，从事情报、间谍活动，在关押中逃跑，抓获后被枪决。在当地韩宗州家关押的几个男俘，其中一个是空军上尉队长名叫塚原利一，精通中国语，通晓当地方言，逃跑后抓回，被所长马益祥处决，在日俘所震慑较大。

对常犯所规俘虏，所长和编译员经常进行个别训话和审讯。但由于他们的侵略本性和受日本法西斯教育较深，多数顽固不化，拒不服罪改造。

女俘释放较早，不知其原因，只听说是上面调走了。

三、俘虏的生活待遇

俘虏的衣、食均由国民党中央军政部供给。夏天每人发一套灰粗布夏服和衬衣，冬天每人发一套灰粗布棉衣和衬衣，被褥每人一套，一年四季脚登“木屐儿”（木板所制的拖鞋）。春夏秋冬他们经常用冷水洗脸、洗身。俘虏生活统为大灶，平常粗细粮各半搭配，面粉一箩到底，比较粗黑，吃的菜多是白菜、萝卜、黑豆芽等，饭多是蒸馍和汤。只有在上级和有关单位来所检查时，俘虏们才能吃到一些米饭、面条、大肉等较好的饭菜。

对战俘的管理改造，一般比较松散。所内有作息时间安排，上午做工艺品及其它劳动，下午可以参加各种球类活动，很多战俘棒球打的很好。每天安排有学习时间，给他们上课训话。

俘虏中有的文化程度较高，很有学识。有一男日俘名叫五十市子级，是个大学生，知识比较渊博，爱好美术，善于绘画。有一朝鲜藉男俘，人称“柳先生”，年纪五十左右，住在所外，行动生活比较自由，看样子是一个中级以上的文职官员。此人为天主教徒，通晓英语，我村韩宗周还向他学过英语。每逢署夏，常和他的女人拿着书本坐在太寅河滩的石头上，把双脚浸在水里默不作声地看书。他俩口吃的是小灶，可是不会作玉米面饭，有时常为生活发熬煎。后来，他们和另两位朝鲜藉女俘天子、水子被宣布释放，有人说他（她）们回国了；有的说柳先生被国民党政府留用。

少数俘虏还常给收容所的所长及职员家属担水、劈柴、种菜、做杂活等。女俘有时还给所长家抱娃。每逢春、夏、秋季节，所内杂务兵常带少数俘虏在太寅村河滩捉鱼、摸鳖。抓青蛙、寻野菜。因看管人少，制度松散，俘虏就乘机跳跑。有一次一个杂务兵几乎被欲逃的日俘掐死。

收容所通过劳动教育俘虏，改造俘虏。按俘虏专长分编成队、组，有的从事编织，专织各种毛衣、毛裤、毛背心、手套、袜子等；有的从事木工和工艺品，做躺椅、筷子、筷子盒、木匣、手杖、木屐儿、麻将牌（赌具）等。工艺品做的精致美观，木匣上面刻有山水、人物、花卉、鸟类，还装着颜色。我家一个木匣子和我的私章、私章盒子，就是他们雕刻的，至今还保留着。有的从事美术工艺品，学书画，裱糊吊幔，用中文书写条幅，画山水风景，人物花卉等。但有的水平不高，近似模仿而已。

收容所为了推销这些手工产品和工艺品。特在宝鸡西街集贤照相馆（现市公安局斜对面），租借了一间门面，进行拍卖。所卖之钱归于俘虏。他们用挣来的钱，在小卖铺买香烟、旱烟和其它用品。

除此之外，收容所还组织俘虏在所区后山挖了五、六孔窑洞，为增加俘虏备用，当地人把这些窑叫“日本窑”。因土质不好，以后这些窑塌了。收容所交通不便，组织俘虏从巨家村至太寅村沿渭河边修了一条约十华里长的简易公路（现已改道）。还在收容所前的一块耕地上修了个面积不到一亩的游泳池。供日俘游泳。

收容所还经常对俘虏进行反帝、反法西斯“启蒙”教育。在汪大捷任收容所第一任所长时，就号召组织了一个反帝同盟——“大同学园”还有一首同盟会歌、歌词是：“广大世界里，人类幸福深，竭力共宣誓，同盟会日乐。中日民族齐努力、打倒日本法西斯。喂！喂！日本的战友们，你们做炮灰，为谁，为谁，为谁，及时觉悟吧，藉此机会加入吧！加入吧！我们的同盟会。我们共同奋斗，实现世界大和平”。

所长汪大捷曾几次带领“大同学园”的盟员——日俘，去宝鸡演戏、唱歌，进行反帝宣传。住在宝鸡西街小学。演戏在宝鸡二马路大华剧院。这几次演出，在宝鸡各界人士中震动较大。

四、国际红十字会的资助

国际红十字会，是世界性的慈善福利组织，当时中国设有分会。该会对俘虏收容所非常关注，除每年组织一次检查慰问外，还派一个叫彭尔拉姆斯（瑞士人）的专职人员，常驻收容所监督工作。

红十字会曾给俘虏收容所拨了不少款，搞了一些福利事业。据我所知，修了一座“工”字型礼堂（中为三间，四角四个套间），油漆木地板，木墙围，墙壁粉刷得都很讲究，作为俱乐部。还购买留声机一台，唱片六十多张，木排椅三十多个，手摇缝纫机一架，大风琴一台，安哥拉兔子几十只等。但由于层层克扣，修建偷工减料，质量很差，房屋裂缝，屋顶漏水。

五、看守所俘虏的军队

俘虏收容所的看守军队，由国民党中央军政部调遣。收容所建立后，即调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特务团（驻防西安）一个营的兵力和从西安派的一个宪兵排（以后被调走）看守俘虏。看守军队调换过几次，先后看守军队有三个营，营长、营部均住我家。第一次的营长叫邱锦芳，湖南人，中校。第二次调防后的营长周X X，山西人，行伍出身，少校。最后调来一个营改为监护大队，队长冯建华，河南 城人，行伍出身，中校，看守时间较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北平，熊斌（曾任过陕西省政府主席），出任北平市市长，将冯建华继军队带往北平。

看守军队的一切供给，由军政部负责拨给支付。可是，他们驻扎在太寅后，经常在当地勒索钱财，抓伕派差，三天两头让当地乡村派许多牲口到晁峪的段家磨等地，给他们伐木料，砍柴烧，除自用自烧外，还驮往宝鸡市出卖赚钱。看守军队在我们太寅一带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宪兵班班长周振华是个流氓，曾把我们村一名妇女勾引拐卖在外地。营长邱锦芳，人称“土匪营长”（据说是雄斌的外甥）和其连连长张三虎狼狈为奸，拦路抢劫，敲诈勒索，大干坏事。抗战期间，私人办的大记、大成、同城等公司驻在宝鸡，承修宝天铁路，修铁路的大量物资、运输车辆、职员、工人、经过太寅，邱锦芳默许张三虎等，以检查为名多次拦路抢劫大批物资钱财，老百姓染的土布、做的布鞋等，也被拦路抢走。

看守军队作恶多端的行径，引起了当地和各方面的不满，民愤甚大。收容所、几家修铁路的公司和地方乡村，多次上告军政部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乡、保长林复秀等，被传去西安法庭作证。此后，邱锦芳、张三虎，被胡宗南（胡当时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枪毙在西安，遂平民愤。

六、战俘遣返、收容所解散俗话说：“十年军需一夜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夜晚，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祖国大地，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随着抗战的胜利，国民党政府下令谴返战俘。死亡后装进棺材内，连同棺材立起照像，存档备案留作交换战俘时使用。除死亡外，尚有日俘二百多名。日本官兵在战争中被俘，回国后要受刑罚的。听说除极少数有特殊专长，被国民党政府留用外，其余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下旬，取道林家村火车站，送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转辗遣返回国。收容所随之解散撤离。

 

 

 

 

 

 

 

 

 

 

 

 

 

 

 

 

 

 

 

 

宝鸡县兵役概况

周 澂

解放前，我在宝鸡县政府兵役科当过科员，对旧社会兵役实施中的种种弊端，目睹耳闻。根据自己的记忆略述如下：

民国初年，各军阀和各地政府继续沿用封建社会的募兵制，即需要兵员时，就张贴榜文、布告，在街市上插旗招兵，用金钱招收愿吃粮当兵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搞“假抗日，真反共”，一方面，消极抗日，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陷，财政经济危机另一方面积极调集围剿我抗日八路军。因而兵源枯竭，补充困难，国民党政府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改募兵为征兵，颁布命令执行，遂之，宝鸡县政府成立了“社训总队”，教官陶毓经、继任王济民。

征兵的原则是“三平”，即平等、平均、平允。具体规定是：三丁抽二，两丁抽一，独子不征，精神病患者和剥夺公权者自当除外。规定年令为十八周岁至二十五周岁的男性公民，以后又延至三十五周岁。凡符合此规定者，不论是谁，都有应征服役的义务。

当时，从上到下有一个完整的组织机构。中央由军政部主管，省设军管区，分征募、补训两个部门。省以下按地区设师管区，亦设两个部门。县政府设兵役科，承办兵役事宜。宝鸡县兵役科于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成立，属凤豳师管区管辖。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兵役科改为军事科，科长李树华，继任王斌舞。

兵役实施办法由县政府兵役科承办，组成工作队下到各乡（镇）,普遍调查适令壮丁，列造名册，按年次逐年递退升补。调查后编号存案，待配赋令下，即按乡（镇）大小，壮丁人数的多少，按比例分配，依号抽签征集，拨交接兵部队。

宝鸡县的壮丁抽签曾搞过三次。第一次是在县长王奉瑞任内（民国二十八年），由兵役科长王新民在西坪、蟠龙、马迹三个乡试办；第二次仍在王奉瑞县长任内，由兵役科长郭殿政负责，在全县抽签征集；第三次是在董学舒县长任内，由军事科长李树华负责在全县进行。在这三次中，前后两次声势浩大，所到之处，招待铺张，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大发横财。如科员金克平在第一次征集中贪污一千余元，临告结束弃职逃跑。第二次科员张治远因受贿逃跑。第三次组长郭师信，在陈宝乡受贿被当地告到第九区（宝鸡）行政督查专员公署，专员温崇信命令县长董学舒查处，董县长派我到鸡峰乡婉言将郭诱回，管押七十天后释放。

这三次所征兵丁，都交给了接兵军队。交接中恐其逃跑，一路之上，用绳子捆绑，拴成一串，形同囚犯。吃不饱，睡不好，脚踢拳打，拿鞭子抽，实实难忍。

由募兵制改为征兵制，开始壮丁按签号应征，无话可说。其后由于旧政权的种种弊端和抗战日趋紧急，兵员补充日益增多，便出现买卖壮丁，抓丁拉夫。那时雇用一个壮丁要花几十石麦子，贫民百姓谁能雇得起，只好被抓去当兵。分派到各乡（镇）、保、甲的壮丁，抽不出的就按户按人平摊，雇人顶替。拿不出钱的就捆绑拉走，弄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家破人亡，民不聊生。旧社会“有钱能买鬼推磨”，有钱有势的就雇人顶替。宝鸡“天成德”经理杨振海，家中被派一名壮丁，花了很多钱雇了一个人顶替，才了其事。所雇之人，多是烟鬼、赌棍、兵痞、二流子。这些人以“卖壮丁”为业，把卖壮丁视为“生意”。他们用钱贿赂接兵之官长，买通各个“关节”，上下串通，互相勾结。有的卖过三、五次以至十来八次，从中捞取大笔钱财，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接兵官佐受了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接暗放”也做起“生意”来了。凡遇所谓“逃跑壮丁”，接兵军队照例过文到县追缉，县上即令乡、保、甲追查、补额。找不到人就又雇买或按价交款，以此敲诈勒索钱财。所缺兵丁，则由接兵军队途中拉丁抵补，遇见青壮年就抓，百姓畏兵如虎，人人害怕，家家恐慌，弄得路断人稀。

随着征兵制的实行，机构也有所变更。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省以下师管区撤销，改为团管区。县政府兵役科改为军事科（包括军用代办所）。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军事科裁撤，归并国民兵团，县长王奉瑞兼团长，郭殿政、李树华先后任副团长，下设征募、补训两个部门。

民国三十四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兵团、军事科等机构随之结束，改建为宝鸡县保安团。

 

 

 

 

 

 

 

 

 

 

 

 

 

 

 

 

 

 

 

 

宝鸡飞机场建修前后

张振川  杨国栋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北后，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从芦沟桥反动攻势，妄图独霸中国，使之成为殖民地。他们派遣大批飞机在我国到处狂轰滥炸，不可一世。当时国民政府出于应急，积极部署在宝鸡修建一个军用飞机场。陕西省政府令宝鸡县政府负责修建。

强占良田   残害百姓

宝鸡飞机场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开始修建的。机场地点选择在宝鸡北面之陵原。该地地势险要，土地平坦，乃产粮之地。机场选定后，县政府派员强行划线，长宽各一千米，面积一千五百亩（未含其它占地）。那时国民党政府是不管百姓死活的。划线后，明令宣布：机场新划土地一律占用。老百姓一看占用了他们的良田，生活无着，叫苦连天，即找官府说理。官府置之不理，即令民工铲除禾苗，填平沟渠，开挖基础。后来百姓多次上告，时隔六年之后，于民国三十一年每亩仅付给贬值法币四十元。

工程开始，在全县二十八个乡（镇）征派民工六千多名。县长钱范宁、科长张孔修、政警队长陈某亲临现场指挥，随带二十多名警察，雇用“监工”五十余名，手执皮鞭（称打人队，均系城里的二流子、恶棍）监督民工干活。工地不管食宿，民工自己带馍啃着吃，买点水喝，夜晚露宿工地，过着非人的生活。当时两名年老的民工因忍受不了这种冻饿，在一个晚上逃跑后被抓回来，鞭打绳栓，游行示众。当晚这两位老人被迫自杀。所谓民工，实际上是苦役。监工头强迫民工白天晚上干活。一天十几个小时。机场所用的沙、石均由十几里以外的原下沙滩畜驮、人背上原，汗流浃背，痛苦难忍。

一九三八年春天，省政府建设厅派一个姓王的，人称王委员。他来后改变策略，不搞硬的来软的，不准监工打人。民工人数大为减少，每个乡一次派民工二、三十名。干活有质量要求，做土方按平方米计算，企图活搞定额。每天做活的多少，付给几角钱报酬。这样以来，民工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工作进展也比较顺利。

几经扩建   劳民伤财

宝鸡飞机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四二年修了四年多时间，几经扩建，给老百姓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开始修飞机跑道。这条跑道从飞机场的西北向东南长一千一百米，宽五十米。由一个基建公司（名称记不清）负责承包此项工程。合同规定：全部深挖一公尺，用石头浇灌铺道。但他们在修筑中，与官吏勾结一起偷工减料，捞取钱财。修的跑道两边深一公尺，用石头灌浆铺垫，中间只铺了一市尺沙石，质量很差。他们从这一项工程中贪污了一笔巨款，装进自己腰包，无人过问。

一九四一年七月间动工修建“界畔壕”（当时老百姓称马海壕）。在飞机场的四周挖一条宽两米，深两米的壕沟，作为围墙，隔绝外入。重要的地方有铁丝网和哨兵。为了防御日军空袭机场，在飞机场北边约一华里处，又修了一个停机坪（俗称飞机洞），打了三孔大土窑，长宽约六十米，飞机进去后用绿色帆布伪装，现今尚留机洞三处。

一九四二年二月间在机场的东南角又延伸跑道，长宽各五百米，占用良田三百七十五亩。

增设人员   戒备森严

宝鸡飞机场经过四年多时间修建后，为了保障机场安全，在机场的东南坡修建约二十间房子，设立了航空站，执勤士兵三十多名，日夜巡逻，守护机场。日本投降后，又增加了守护士兵三十多名，合计六十多名。在航空站的上面，另建宿舍十二间，供飞行人员休息。附近的村庄里，经常驻扎一连军队保卫机场，戒备森严，人畜不得入内。

 

 

 

 

 

 

 工  合  在  宝  鸡

杨参政

一、中国“工合”成立经过

“工合”就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和我国国内民主进步力量相结合，为反抗日本侵略，发展民族经济的产物。它的成立和发展，得到了坚决抗击日寇侵略的中国共产党的热情鼓励和支持。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的国际友人埃德加·斯洛（美国人）、路易·艾黎（新西兰人）和我国进步爱国人士胡愈之、沙千里、章乃器、徐新六等人鉴于沿海工业城市的相继沦陷和作为抗日后方的西北、西南地区工业落后的情况，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发起组织“工合”，设想以合作社的方式，组织流落到内地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失业人员、难民，从事军需和民用工业品的生产，以支援抗战的需要。为了便于“工合”在各省开展活动，“工合”的发起人多方联系，以取得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在当时抗战气氛的影响下，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勉强同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由他担任理事长，艾黎担任技术顾问负责筹备组织。“工合”遂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在武汉正式成立。同年十二月，在重庆建立了“工合”的组织机构，正式成立理事会。宋庆龄为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为理事长，理事中有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还有在重庆的共产党人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以及各界爱国知名人士。同时，“工合”先后建立了西北、川康、东南、西南办事处和各地事务所。

艾黎等人在筹办“工合”运动中，得到了当时在武汉、重庆工作的周恩来、博古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艾黎还三次到延安，两次到新四军活动地区，得到了毛泽东、彭德怀、贺龙、叶挺等领导的热情鼓励和指导。陕甘宁边区和新四军所在地都设有“工合”事务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工合”一直开展得卓有成效。

“工合”组织，在国内发展的同时，还与国际上反法西斯国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宋庆龄担任了设在香港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在许多国家都设有“工合”推进委员会，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了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大力支持。

二、西北“工合”在宝鸡的发展

一九三八年，“工合”在武汉成立后，艾黎接受周恩来、博古同志的建议，运用他本人的影响，设法使三个在汉口的棉纺厂迁到西北；一个迁到宝鸡，其余两个迁到西安附近。同时，指派“工合”的发起人之一卢广绵（“工合”组织部长兼西北办事处主任），乘火车到宝鸡。当时，宝鸡为陇海线的终点站，由于日本侵入华北，潼关以外的工厂纷纷内迁，失业工人、难民、伤兵成批涌向宝鸡等地，市面商品非常紧张。卢广绵等认为这里的地理、交通、人力、市场都是开展工业合作社最理想的地方。随即在宝鸡着手建立“工合”西北办事处，不到半月时间，就组织了十几个合作社，打开了“工合”在西北发展的局面。

三、“工合”宝鸡事务所成立后的情况

“工合”西北办事处成立之后，紧接着在同年八月下旬成立了“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马长海。事务所成立后，一面进行合作社的组织和指导工作，一面培训技术骨干。由于各界人士的大力赞助，“工合”在宝鸡发展很快，不长时期就拥有一百零八个生产合作社，生产了一部分军需品（军用毛毯、被服）和生活用品，解决了军队和市场的需要。从此以后，到一九四五年，这七年时间里，成为“工合”的兴盛时期，各种合作社蓬勃发展，甚为活跃。

1、宝鸡、虢镇、马营均设有弹毛厂和纺毛站，益门镇设有织毯厂。先由弹毛厂把原毛弹成绒毛，再由毛纺站纺成绒毛线，然后交给织毯厂织成毯子。产品由事务所按签订的合同调拨。原料如羊毛等，由“工合”西北办事处设在青、甘、宁一带的“工合”事务所采购，派汽车队运输，在虢镇“工合”仓库存放。宝鸡事务所指派王志杰为经管人，候定远为经收人。原材料到库后，即分发各弹毛厂进行生产。

2、温水沟采木合作社

采木合作社，以采伐木料、加工枕木为主，兼烧木炭。枕木用于铁路修建，木炭用于发动汽车。该社负责人有王伯珍、刘华亭、候定远。生产资金由“工合”贷款，租用山林采伐。这个厂对开发本地资源，为交通事业服务做出了贡献。后来由于林区道路困难，产品价低而中止。

3、宝鸡城内开办有织布铁器、织袜、印刷等各类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开始是“工赈”性质，后来逐渐添置设备，积累了资金，办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工厂。以上各厂和各类合作社的劳动力均是失业工人、难民、伤兵以及当地贫苦农民。从而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和工作问题，深受劳苦大众的欢迎。除此以外，还办起了“工合”小学、医院、金库和联营供销处等。

四、抗日胜利后“工合”的调整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物价跌落，使一部分合作社停止生产。在此情况下，“工合”宝鸡事务所对各合作社进行了调整。将原来一百零八个合作社，按行业合并为二十三个。其中四个皮革生产合作社合并为一个，成为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皮革厂的一个大厂。通过调整，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调整后二十三个合作社共有工人五百多名，每月产值达一亿六千万元。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工合”的干扰和破坏，一些负责人被迫辞职，各地蓬勃发展起来的“工合”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五、“工合”遭受严重破坏

“工合”组织在抗日战争期间，把动员民众力量，阻止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推动国民党抗日作为主要任务，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为发展内地的工业生产，改变落后面貌创出了路子。“工合”的每一步发展都经历了和国民党当局的斗争。国民党当局除在经济、资金上限制外，还采取种种手段对“工合”工作人员进行迫害。

一九四一年农历五月，宝鸡县政府指令军统特务逮捕了在马营“工合”纺毛站工作的地下共产党员章若雾（女）、李怀信、李维州、乔积玉和工作人员李华（女），关押于西安劳动营，使“工合”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一九四三年秋，陕西省政府指派特务趁“工合”负责人艾黎、卢广绵不在宝鸡的时候，搜查了他们的办公室和住处。这就充分暴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反动本质。

 

 

 

 

 

 

 

 

雍兴公司虢镇业精纱厂

高镇芳供稿   俱志青整理

雍兴公司业精纱厂位于虢镇惠家湾，南临铁路，距城二公里，厂地面积一百三十亩。是当时虢镇地区最大的轻工业厂子。

（一）建厂情况

业精纱厂属雍兴公司领导，老板是大资本家宋子文。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秋，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利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沿海一带和抗战地区工程纷纷向内地迁移。业精纱厂由山西迁来虢镇，厂址设在北街“山西会馆”等处。当时是手工业生产，设有手摇机二十多台，一台机子五十个纱锭。卷棉间一个，约二十个工人，专作清花供应纺纱。

随着生产的发展，在城内租房已不适应需要，此后就在惠家湾购地建厂。民国三十年（1941年）秋迁至新厂，那时该厂拥有资金十五万个银元，在工业落后的虢镇来说，可谓首屈一指。厂址新迁后，由土变洋，更新设备，从手工业生产发展到机械化生产，淘汰了手摇机，安装上英国造的新式铁机子五台，每台有四百二十个纱锭，还增设了动力车间，使用上了锅炉。民国三十二年又从蔡家坡购来六台国产铁机子，每台四百个纱锭，虽然质量差，但还可使用。前后共计十一太铁机子，四千五百个纱锭，工人一千一百多人，内有女工三百多名。

厂子由经理王瑞基、厂长李广生负责管理，成立了工会，主席李景红，继任李荣昌。厂子下设人事、财务、生产、基建四个科；分设清花、纺纱、织布（两个车间）漂染、动力六个车间，每个车间设有主任、带班工头。设炮楼三个，警卫人员二十多名，分为三个班，日夜站岗，工人凭证出入，出厂要搜身，搞得很紧张、很森严。

（二）主要产品

起初纺出的纱，粗细极不均匀，只能织包皮布和十八磅的布匹，与农村土布厚度相似。但质量比土布结实，价值较洋布便宜，农村人争着购买，小胜量大而快。当时虢镇地区没有发电设备，后来该厂增设了动力车间，利用锅炉发电生产，安上电灯照明。生产品种增加为两种：一种叫做洋布（平布），商标“鸡牌”；另一种是粗毛呢子，称“人字呢”。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是这个厂子的兴盛时期，产值和产量都有很大的增加（因该厂被水毁，资本无从查考）。据健在的知情老人吴子祥、高容，工人王存录、杨天居等谈：“当时业精是机器生产，布的质量好，价格便宜，把手工业织布厂都给挤掉了，布匹销售还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群众反映业精纱厂在虢镇实在是揽钱哩！”这说明当时业精纱厂生产形势很好，盈利剧增。

（三）罢工斗争

生产不断发展，盈利剧增，相应的应当改善工人生活。但资方一贯利欲熏心，花天酒地，不顾工人死活。一九四七年五月在工会主席李景红的领导下，工人团结起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福利。厂方不但不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相反叫来军队，架起机枪，企图以武力镇压工人运动，强迫复工。但工人不畏强暴，坚持斗争，后经多次谈判，只答应给一件衣料，即每人七尺布，工人方才复工。

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工人月资不够全家糊口，忍饥挨饿，无法维持最低生活。于是在工人李荣昌、吉志义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二次罢工运动。这次工人要求：①配发实物面粉；②工资不要票子，改发银元；③修澡塘。厂方请来县长和军队，软硬兼施。先用武力镇压，不行，随后就来软的，“个别谈话”，分化瓦解，企图涣散工人罢工斗争。但工人众口一词，不屈不挠，不答应条件绝不复工。最后不得不答应每人每月发一袋面粉，修了澡塘，才复了工。后来开除了吉永昌，将荣昌关押了一个多月。

一九四八年虢镇第一次解放时，经理、厂长、职员惊恐万分，企图携资逃跑，厂内顿时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自动组成纠察队，维持秩序，日夜巡逻，守护工厂，使土匪抢厂未遂，避免了损失。

一九四九年四月间，解放大军西进，经理、厂长又企图逃窜，被工人纠察队及时发现阻拦，未能跑掉。不久虢镇解放，该厂即由驻军实行军管，后交由人民政府接管。正当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努力恢复生产之际，暴雨成灾，工厂被淹。一九五O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晚，虢镇北原和惠家湾一带急雨狂风，汪洋一片，加之原上的洪水顺沟急流而下，水量大，流速快，铁路路基高，漂泊的麦草、杂物堵塞了桥洞，水无出路，回旋上升，霎时惠家湾、高家堎低洼地带，全遭水淹，不到一个小时，业精纱厂竟被冲毁，房塌物漂，财产损失惨重，淹死冲走七人。水毁后，该厂东迁，分别归于咸阳西纺一厂和蔡家坡西纺二厂。原厂址先为西北运输公司所占，后为西北工人疗养院，现为西北冶金修造厂。

 

 

 

 

 

 

 

 

 

 

 

 

宝鸡渭河大桥始建和抡修

张振川    杨国栋

宝鸡渭河大桥（现称老桥），位于宝鸡城南一华里处。这座桥在旧社会是我国西北公路通往四川、甘南南部的交通要冲。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前，这座桥是用木桩木板搭成的，仅能通过一辆汽车，车辆过桥，行人只能侧着身子小心而过。记得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中旬，渭河暴涨，木桥桩全部被冲垮，顿时交通阻塞，两岸来往困难。过一次河需乘两次船，为争先过河经常吵架斗殴，群众怨声载道。

一九四七年三月宝鸡渭河大桥开始动工修建。这项工程由当时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七区公路工程管理局承担施工，进行修建。这座桥为钢筋水泥结构，桥全长为五百七十六公尺，宽八公尺，共有七十二孔，历时两年，施告完成。

桥建成后、投入使用仅四个月，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国民党胡宗南、马鸿逵军队在扶眉战役中被击溃，逃窜宝鸡。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敌军在逃跑时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夜用炸药炸毁大桥中间七孔（长达五十六公尺），从此交通陷于中断。同年七月宝鸡解放后，人民政府紧急动员抢修大桥，从当年十月十五日开始，经过五十多天的奋战，到十二月十日竣工，至此川陕公路畅通，过往行旅莫不称快。

附：碑记

※     ※    ※

渭河桥兴建记

渭河大桥乃西北诸省通蜀之津梁，利济物资，取便商旅，不待言也。曩以邦国多故，为权宜记，遂于此洪波巨流中仓卒架木桥为梁以渡。质料匪坚，遑论持久，每值讯涨，辄遭湮圮，交通梗阻，行役兴差在前。绾本区路政者，为图免后患，遂倡议建筑永久桥梁。比以工坚款巨，暂尼未举。三十六年三月奉部令准行，于是开始鸠工庀材，经一寒暑，迨三十七年九月华甫受命继任之初，鉴于兹事体大，乃卒厥心力，冀收事半功倍之效，爰成立桥工处，任刘君承先主其事，梁君锡伯、戴君竟佐之督率策励，昼夜赶筑；用材记：钢筋四百吨，水泥五千桶，惟其间屡厄于时事，工款，气候，运输等倍历艰困，施工仅及半载，终使此公路史上之空前巨大建筑，克告厥成。脱非力并工兼，何足臻此。窃维我国家当时事蜩螗、民物交困之会，排除万难，竟此伟业、胥为人民计也。华甫以唯尽其筹维课责之力而已。桥凡七十二孔，长五百七十六公尺，宽八公尺。平视若雁序之分行，远瞧如匹练之飞渡。古人云：“长桥卧坡，未云何龙”，引以喻此，庶几近之，是为记。

 

 

交通部

        第七区公路管路局局长吴华甫识

公路总局

        民国三十八年三月

                 （魏耀华抄录）

 

 

 

 

 

 

 

 

 

 

 

 

 

 

 

 

 

 

 

解放前虢镇商业发展概况

张振川  王聘三  亢子华

虢镇古称虢县，解放前为宝鸡之首镇。位于川道，条件优越，主产粮棉，物产丰富。北与凤翔、岐山接壤，西与宝鸡相连，东与蔡家坡毗邻、南与渭水相依，陇海铁路横贯其间，公路连接，交通便利，因而成为川、甘、云贵和东南各省物资出入过往的必经之地，商户云集，商业兴旺，市场繁荣，亦有小商埠之称。

宝鸡旧日陈仓，虽为县城所在，但经唐宋兵燹，其商业发展缓慢。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陇海铁路修至宝鸡以后，才渐繁荣起来，当时宝鸡划分为十三个区，千河以西（包括宝鸡）称为上八区，千河以东（包括虢镇）称为下五区。从自然条件看，上八区与下五区基本相等，但按纳税负担来比，上八区仅占全县百分之十八，而下五区——虢镇，却占到百分之八十二。由此不难看出虢镇的工农商诸业之发达均较宝鸡为甚。

虢镇商业兴盛时期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以前为虢镇商业兴盛时期，城内街面及西关一带，街房店铺鳞次栉比，计有行店（过栈行）二十三家，粮行四十二家（后改为八家粟店），药材店铺二十六家，百货棉布店铺四十三家，盐店十五家，油店四家，杂货辣子店十一家，食品糕点铺十二家，纸烟店两家，烧坊十五家，铁器铺十家，炉园一家，锡铁铺、萝笼铺各两家，鞍常铺四家，木器、油漆铺五家，木材行五家，肉架子四家，酒馆两家、饭铺三家、酱醋店三家，文具店五家、钱铺八家、当铺五家（大当四、小当一），共计大小店铺二百余家。每逢集日（双日集）街道行人拥挤，上市土特产品特多。木材（檩、椽、板等）约一、二百驮左右，棉花二、三百包，粮食四百多石，烟叶二、三十担，辣椒一、二十担，芦席五十至一百卷（每卷10页），牲畜猪羊一百多头，柴草、木炭二百五十多担（背），摆摊设点的小商贩和熟食小吃一街两行，市场比较繁荣活跃。

虢镇是个货物过往必经之地，过栈货物，源源不断，川流不息。东方各省运往四川、云贵等地之物大都在此落庄换驮；南方四川、云贵等省出来的各种商品、物资又在虢镇卸驮装车。在此期间，虢镇每天约有三百多头驮骡和一百多辆马车装卸货物。当时的丰记、益记商号，由四川驮出的红白糖、卷烟等货物，其先头已在虢镇落脚卸驮，而其后尾才从益门镇出口，驮队之长，货物之多可想而知。那时虢镇较大的商号有：丰记、益记、永久、隆升、诚盛、裕祥、裕兴等。其中最盛的是裕祥店，日纯收益红利平均约五十两银子。为此，曾有人编了一个顺口留：“能立裕祥店，不坐宝鸡县”（指县长而言）。这足以说明该店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之景象。

清末民国初年，大烟盛行时期，驰名东方各省的“西砖”（即块状大烟），就是虢镇的产品。当时虢镇地区种植大烟较多，各家作坊每天有二、三十张晒烟盘制作“西砖”。每日运往东方各省的烟土，少则二、三百箱，多达五、六百箱。

虢镇木器油漆亦驰名东方各地，每年约卖出千件以上。驰名中外的凤县党参，大多在虢镇落庄，河南郑州“裕盛和”号，每年在虢镇加工出口党参千余箱。宁夏、庆阳的甘草，黄陵一带的黄芩，二华（华阴、华县）的连壳，河南灵宝的大枣等药材，大都集结虢镇加工包装运往云贵各地。贵重药材入麝香，每年进出约二三百两，牛黄一百多两。

虢镇商业的兴盛和市场的繁荣，招来了不少山西商人，他们来虢后多数经营日用百货，态度和蔼，待人热情，服务周到，深受群众欢迎。由于这里生意兴旺，山西人也就越来越多。最盛时期山西商人占虢镇商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曾在虢镇北街（即今县招待所地址）修建了山西会馆。

虢镇商会组织情况

随着虢镇商业的发展，管理商业的机构——商会遂之成立。据说，清末民国初年，虢镇就有了商会组织，管理商务事宜。民国十五年以前，商会是商号的经理，作为会员。每年由各行业在会员中提名商会候选人。将所提之候选人列在一起，交由较大的行业，挨户在候选人名下盖商号公章，以盖章多少确定商会会长一人、付会长一至二人（即常委理事委员），驻会理事委员和监察委员各一人，共五人组成商会理事会。商会内还设立专职理事一人，文牍一人，会计一人，出纳一人，内外勤三人，办理商会日常业务。商会下设各行业公会理事会。行业公会有行栈、烧酒业、药材、花布百货、油、盐、印染、木材、木器、铁磁、杂货、饮食十二个。并在虢镇三街（即东、西街与西关）四堡（东、南、西、北）设有乡约、保正。商会与行业公会理事会每年改选一次，可以连选连任。民国十五年以后，由盖章选举改为票选。每年改选期间，由县政府民政科科长临场监选。选举结果报县政府备案。各行业公会选举结果报商会备案。先后任商会会长的有李子奎、高登魁、董义丞、李统、贾玉泉、何德轩、李含昌等。商会职员按月发给薪金白洋十至十五元，内外勤每月发给五至十元，伙食费均有商会供给。虢镇商会的成立，对促进商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虢镇商业衰落阶段

虢镇商业崛起前后，出现了不少投机商，空卖空买，把持市场，影响商业正常发展。加之苛捐杂税繁多，赋税过重，致使一些商民无法从事经营。再则军阀割据，土匪纷起，刘长江、王振江等人先后驻扎虢镇，明派粮款，暗拉“票子”，敲诈勒索，胡作非为。商号经理一旦被绑架，就得几千块银元，才能将人赎回。诚盛西经理赵三忠就是一例，被扯票后，花了两千块银元，才被赎回。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小商户停业，大商号也怕被整垮。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陇海铁路通车，多数商号迁往宝鸡，虢镇商业遂之衰落，生意逐渐萧条，市面很不景气。

 

 

 

 

 

 

 

 

 

 

 

 

 

 

 

 

 

 

 

 

解放前宝鸡西山地区几个集镇

的集市贸易简况

王文仁

解放前山区凡是设集镇的地方，地势稍开旷，人烟较集中，并且都有段史话的传说。

香泉镇：曾有石碑记载（碑石原在街南头，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坏），为古时南由县旧址，街镇在两个山河的汇合处，南北川道约二十多里。东有牛头山作屏障，西北通五味峡去大水川，西二十里到赤沙，是个“五花头”地方。每双日逢集。是历代基层政权组织所在地。这里山岭重叠，交通不便，加之过去兵荒马乱，集市萧条。而且当时的苛捐杂税多，人民负担重，街上没有什么生意门面，生活必须品奇缺。如食盐是从甘肃返来的青海盐，价钱昂贵，贫苦人吃不起。山里人背百十斤硬柴，只能换到五、六两至半斤盐（十六两称）。穿衣就更困难了，十岁左右的孩子穿不上裤子是很普遍的。多数人家“一炕滚”，全家盖一床破烂被子。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集市逐渐活跃起来，山外小商贩陆续来此摆摊出售小商品，当地半农半商的小生意也搞起来了，并有粮食、牲畜集市。粮食集市比较大，每集上市粮食较多，市场交易仍沿用十八寸斗，每斗合四十斤，以十进位的石、斗、升、合、勺来计量。由“斗行”捉斗，也叫“斗纪”，按粮食多少折收方的“合子”。当“斗行”的人在县上交纳了行捐，才能当“斗行”经纪。

买卖牲畜有“牙行”经纪，同样先交纳行捐才能当“牙行”经纪。买卖牲畜，双方不直接言价，由“牙行”在袖筒捏手指合价，双方同意买卖，不交现款，由“牙行”担价，说定两集或三集，牲口没有大毛病，然后在“牙行”手里取款。这种作法，卖方不能及时拿到现款，或得不到全价，“牙行”从中捣鬼作弊，因此买卖双方都不满意。以后政府取消了此种作法，改由卖方要价，买方还价，“牙行”从中评价，合理交易，双方付给少量“牙佣”。

其它行业也有了发展。有两家中药铺，几家杂货铺和染坊、油坊、酒坊等，群众买东西就方便多了，对山区人民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

赤沙镇，因沙子为赤色而得名。据传说为古“沙土国”。东有灵宝峡，南依方山原，放马沟，北接香泉镇，西进落花沟，通往甘肃，是驮盐脚户必经之地。赤沙街道较长，聚居着百十户人家。起初集市的发展与香泉一样，双日逢集，市面萧条。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宝天铁路修建开工后，因驮运货物，来往行商，外地小商贩随之增多，集日摆摊设点，没集天串乡，以后开起门面，买卖棉花布匹，各色杂货。中药铺由两个增加到四个，药源皆来自宝鸡的诚顺合、荣盛生，凤翔陈村的生堂药店。凤翔陈村驮来的烧酒（白酒），逐渐代替了当地的“明溜酒”（用玉米制作）。同时，从甘肃张家川迁来十几户回民，开设牛羊肉馆子和两三个脚落客店。从此赤沙成了回汉两族人民聚居的集镇。

当地人民生活最迫切的是油盐，除食油自产少部分外，食盐全靠甘肃驮贩来的青海盐，批发各商号，加价另售。联保制建立后，由联保主任王凤岐在商人中集股办起了“同心公”盐店，经理张举成（凤翔人），控制食盐经销。驮盐只能批发给盐店零售，别人不能经营。

粮食集市，由“斗行”交易，改成粟店，并将原来折“合子”改成收佣钱。在此期间，曾使用过一段新市斗（每斗十四斤半），后来又改为四十斤斗。

牲畜集市，仍有“牙行”经纪，将原来的“牙行”袖筒里捏手交易，变为双方明言要价还价，“牙行”从中评价，生意成交，双方给“牙行”少量牙佣。

通洞镇、原叫通洞峪。（即今通洞乡）。传说这里有一个石洞，北通陇县南乡的黄花峪，因此得名。该镇在解放前隶赤沙所属，地势狭窄，紧靠山河，南北山麓相距二百多米，顺河约十多里，就到宝天铁路。西进长涧沟，通往黄家什字、凤阁岭（现今凤黄公路）。街南翻越铁渠山（又叫通洞梁）到石家滩火车站，交通比较便利。

该镇虽小，但毗连甘肃，二、五、八逢集，赶集人较多。粮食牲畜、土特产品、生猪交易活跃。赤沙粮店、盐店在通洞设有分店。在宝天铁路修建开工期间，镇上驻有几家包商，柜头采购农付产品，山区人民经济生活比较活便。药铺、染坊兼卖各色杂货，脚店客店经常客满。

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即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前后，码头（今坪头乡）王有团（地方民团头子）派团队驻扎通洞镇，开设土（大烟）店，经理王振江（山西人）。凡由甘肃来的大烟挑子，皆在该土店落庄，然后由该店转运到宝鸡太寅秦X X 的土店出售，从中攫取暴利。

城隍庙：原属香泉镇管辖，相传为古时香泉设县治时所修（旧址尚在）。地面不大，四面环山，沿沟岔山坡住着一些人家，是去宝鸡、凤翔等地过往的地方。起初没有集市，二十三年、四年该地蔡德江当上民团团长后，将城隍庙改为福德镇，强迫百姓供料兴修了福德镇街房、戏楼，重修了城隍庙。街长只有二百多米，两头修建了过楼。背靠山跟，面临河畔，两排街房，中间街道仅两丈多宽。除驻蔡的团部外，街房所剩无几，开设有杂货、染坊、药铺、客店等，曾唱戏立集市为单日集。但赶集的人寥寥无几，没有什么集市贸易。除早晚过路客商外，平常街上没有几个人，非常冷清。

解放后这几处山区集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修通公路，新建了百货商店、粮站、邮电所、医院、食堂、缝纫部、理发店、旅社、文化站等。已成为山区人民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

 

 

 

 

 

 

 

 

 

 

 

 

 

 

 

 

 

 

 

 

 

 

 

清代、民国宝鸡县教育概况

杨参政

我国向称文化古国，历史悠久。追溯学校教育起源就很早了。古时学校可分三等：一是帝王所设的“辟雍”；二是诸侯所设的曰“泮宫”；三是地方所设的曰“庠序”（殷曰序、周曰庠）。辟雍、泮宫均为王室贵族子弟求学之所；庠序虽为地方所设，可是受教育者多是当地权贵之家的子弟，平民百姓的子弟仍属寥寥。

明清时代，府、州、县学设教官，府曰教授，州曰学正，县曰教谕（亦称学里老师）训诲所属生员，管读书之人。县学的生员又称庠生。一县之内有邑庠、郡庠之别，在县学考中的叫邑庠，在府学考中的叫郡庠，均有府、州、县学的教官主考，考生分配有一定的名额。可惜宝鸡地方志向付阙如，加之地处散关要隘。历代兵家常争，唐宋兵燹濒仍，明代以前方志散失无存，无法嵇查。只知明代宝鸡有“庙学”，详情亦无法可知。从清康、乾年间，宝鸡县教育始有略考。

一、清代宝鸡县教育

乾隆四年知县乔光烈令各乡设“社学”，并在县署“佑德观”内讲学论文。这个讲学论文的场所就是宝鸡“鸡峰书院”的前身，直至乾隆十四年邑令周天生创建“鸡峰书院”，邑人张钟英任主讲。乾隆五十七年知县徐文博捐资购得“党氏”废宅，创建“金台书院”。

嘉庆八年知县何其英拨给金台书院土地二百一十一亩，作为学田，其收租银作为士子“膏火费”（即学生伙食费）。先后在金台书院任主讲者有邑人强铎、强振志。据杨子梁所编《乡土志》记载，在强振志之前尚有张学泗、容养正、王遇隆、黄景梅等人。

光绪十五年知县黄肇宏，创立“宝贤学社”挑选八名秀才肄业其中。光绪二十八年废科举。光绪三十一年知县蔡宝善改金台书院为“高等学堂”。光绪三十二年知县杨宜翰扩充高等学堂，择乡间较优之私塾为“初等学堂”，就是后人所说的“义学”，又叫“官学”。入虢镇火神庙有一所义学，靳鸣图任教师，渭河南还有一所义学，赵宗鼎任教师。

二、民国成立后宝鸡县教育

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宝鸡首创人蔡宝善，积极推广者杨宜翰。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国，首先把县主管教育的行政机构改为劝学所。把高等学堂改为高等小学堂，后称高等小学。民国九年创办第二高等小学于虢镇，遂将县立高等小学改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民国十三年创立第三高等小学于马营。民国十四年杨虎城将军驻虢创建“渭滨中学”。民国十五年改劝学所为宝鸡县教育局。民国十六年省立二中迁虢，民国十七年招生开学，在校学生二百名左右。民国十八年该校迁至凤翔，原虢镇校址办县立中学，校长韩树勋、教员有王建若、杨联甲、王紫京、王子清、王幼诚。民国二十一、二年宝鸡城内东街设通俗讲演所，杨子梁任所长。民国二十二年在贾村杜家凹村成立私立崇文小学。民国二十五年在周原乡俱家村、蟠龙乡大槐村、马迹乡陵厚寺、阳平镇、磻溪乡潘溪宫、云栈乡太寅等处增设中心小学。民国二十六年建立私立蔚文小学、复兴小学。二十九年创办宝鸡县立中学，民国三十一年附设简师班。民国二十九年实施新县制，全县原二十八个联保改为二十一个乡（镇），各乡（镇）中心学校，保设保学。民国三十年在乡（镇）中心国民学校或某保国民学校。截止民国三十五年全县有乡（镇）中心国民学校三十四所（陈宝、虢镇、鸡峰各三所，县城、新市、长寿、神农、金陵、千水、周原各二所，其余乡、镇各为一所），保国民学校二百六十所。民国三十三年中正小学成立。地址在宝鸡谭家村。

民国三十五年私立建华中学成立，翌年中和小学成立。三十七年县立师范成立，接着、工合、中州、齐鲁、河北等小学以及铁道兵、荣军、惠工、扶轮等小学相继成立。

抗日战争期间，外地迁宝之学校有河南大学、焦作工学院、黄河水专、商邱高中、大华中学、省立西安二中、陆军测量学校、励行中学。

为了对解放前宝鸡县教育发展概况有个轮廓了解，特将宝鸡县教育行政机关负责人、较早的几所学校负责人和社会教育机构及负责人列后：

（1）宝鸡县行政机构负责人

民国初年至民国十年前后，宝鸡县劝学所所长为王西渠、杨仁山。民国十五年至二十一年，宝鸡县教育局局长先后有何雪堂、顾仁甫、赵贵卿、张子才。民国二十二年裁局并科称教育助理员，至民国二十五年先后教育助理有张天儒、杨参政、张相温、杜光祖。民国二十六年改为第三科。民国二十九年又改为教育科，至民国三十五年，先后科长有杨参政、张群英、何明初、胡明德。民国三十六年县府秘书梁炯兼教育科长，梁兼科长前省教育厅委派李侃为科长（未到任）。民国三十七年至宝鸡解放，科长先后有韩振洋、孙习善、秦淮。

（2）宝鸡较早的几所学校负责人 宝鸡县高等学堂，于清光绪三十一年由书院改办，地址城内考院，校长王紫京，教员李紫垣。民国初改高等学堂为高等小学堂，地址城内文庙东。民国九年又改称“宝鸡县高等小学”，校舍后被甘军占驻，遂移至长寿山，此一时期校长为谭善述、何雪堂。民国十五年学校遭劫后搬回原址。校长先后郭灵甫、张子才、王御学、王伯恩、杨芝宇、黄绳宗、王建邦、何子和、张群英、何明初、强治洲。民国三十七年临时改为实验小学，先后校长有李侃、杨全绪。

第二高等小学，于民国九年创办至民国三十八年，校长先后有李紫垣、严酉山（民国十三年）、王子恩（民十五年）、王诗庵（民二十年）、郭子藩（民二十一年）、马旭天（民二十二年），杨参政（民二十二年秋季）、李含英（民二十三年）、范秉义（民二十五年）、邵诲庵（民二十六年）、严哲生（民二十八年）、王宗海（民三十四年）、李湘文（民三十五年、三十八年）、蔡培文、邵育（民三十七年）。

第三高等小学，于民国十三年创立，至民国三十八年，校长先后有杨仁山、李居仁、徐士杰、张群英、李伯玉、倪宗宽、贾均、姚德骏、刘叔武、车衡、王登甲。

宝鸡县立中学，创建于民国二十九年，先在八角寺开办。后移城隍庙，最后迁至西关新建校址（即今宝鸡中学）。开始杨参政代理校长，后为校长。民国三十一年校长温初芳，民国三十三年校长朱映兰，民国三十五年校长尹培业，民国三十七年最后一任校长韩振志。

宝鸡私立建华中学，第一任校长杨参政，直至解放后，一九五一年校长刘钊。一九五二年由宝鸡县政府接办，改名为“宝鸡县立中学”，一九五三年校长任光烈、一九五五年校长张贵昌，一九五六年迁至石羊庙（即今石羊庙高中），校长仍为张贵昌。

宝鸡县简易师范，民国三十六年创办，校址渭河南桑园铺，解放后停办。首任校长杨参政。民国三十七年先后有王丕贤、常思杰。

三、外地迁宝学校及负责人

大华中学，民国二十八年迁宝，驻八角寺，何大忠主办，名誉校长黄自芳，后并入县立中学。

惠工中学，系迁陕工厂联办，校址十里铺，校长先后有黄自芳、周之规、濮源澄。

陕西省立西安二中，由西安迁宝后，校址先在六川店，校长侯良弼。后移石羊庙，校长李步霄。最后迁至虢镇城隍庙。民国三十五年下半年迁回西安。遂即成立虢镇中学，校长朱映兰。

河南大学，由河南开封迁宝，曾在卧龙寺、底店、姬家店住过。

商邱工学院，由河南省焦作迁宝，驻虢镇南门外。黄河水利专科学校，迁驻宝鸡西赵家坡，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

青年职业学校，迁驻宝鸡益门镇。

陆军测量学校，于民国二十九年前迁驻六川店。

四、宝鸡县社会教育机构负责人

通俗讲演所，地址在宝鸡城内东街，所长杨子梁。

虢镇阅报室，于民国二十一年设立，负责人先后为王一之、马旭天、王宗海。

阳平阅报室，于民国二十七年设立，负责人王建邦。

宝鸡县民众教育馆，于民国二十八年前设立，馆长张定五、马伯理。县民教馆，原设立于宝鸡，以后于民国三十年移至虢镇，馆长先后有任子昭、程子万、郝克远。

宝鸡读书馆，设宝鸡旧县府大门楼上，馆长王伯恩。

宝鸡较早的文具铺“秉直堂”此后刘兰亭开设协兴书局，用石印机印刷，王鸿基开设复兴书局，先用圆盘机后用四开机印刷，书局均代售课本。随后开设文具店的有张希平、何子和、黄子云、赵显邦、程宗道、刘德福等，亦代售课本。虢镇有贺寿卿开设的启文书局，（后改名文化服务社）、大华书店和邓映林的文具店。

 

 

 

 

 

 

 

 

 

 

 

 

 

 

 

宝鸡县解放前体育概况

卢新民

旧中国长期以来，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军阀混战，国穷民弱，备受凌辱，被讥讽为“东亚病夫”体育事业极不发达。辛亥革命后，学校才增设体育课。民国十年，开始办运动会。现将解放前宝鸡县体育发展概况略述如下：

民间武术

辛亥革命前，宝鸡县体育事业基本没有开展。民间武术在一些地方初兴，举重、习棍、练拳逐渐得以发展。

县属十一区何家村，曾有少数青年集体练武。所聘之教师王德录，武艺出众，被称为“拳术家”。他手扬锁子石（80斤左右），单手向空抛扔，背身接传，一上一下，如玩轻物，似空中飞石。

县属十二区贾村原民间武术广为开展，尤以广福村，南皋村为最盛。广福村张子慎，曾任县立第一高小教员，常给学生讲授学拳练武方法，以强身健体。在此影响下，该村习拳练武已成风气，不少人学会了武术。

金河乡洪水沟村董青山（现为县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自幼习拳，武艺超群，先后教徒弟三十余名，被称为“西府拳术家”。解放后，曾多次参加省、市、县武术表演，博得群众好评。他虽年近八旬，但身体健壮，继续培养下一代。

慕仪乡康世杰、蜀仓乡东崖村拳师赵德政及徒弟翟永茂、沙东江等武艺出色，在群众中颇有名望。

总之，辛亥革命前后，民间武术比较兴盛，广为流传，以后有了枪炮，民间武术就逐渐少了。

学校武术

辛亥革命前，宝鸡县学校未开设体育课，体育事业处于停滞状态。从民国初年开始，学校增设了体育课。民国十年至十五年，增设了秋千、跳板、木马、劈刀等体育项目。民国十六年至二十一年，中学开设了武术课。民国二十二年，学校才开展篮球、排球、足球、网球、田径等体育活动。民国三十一年，台球、乒乓球、棒球始传各校。民国三十四年，西安二中（校址在虢镇）高中增设了军训课程，设有军事教官，学习军事知识，进行射击、实弹演习等，从此以后学校体育活动才逐渐开展起来。那时，有许多体育爱好者，为发展体育事业做了有益的工作。据座谈回忆，当时体育爱好者有：

王紫京（宝鸡县杨家沟乡人），宝鸡金台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时，任体育教师。

杨联甲（杨家场人），高级警察学校毕业，曾为宝鸡县第一、第二高小武术教员。

张子才（宝鸡市敦仁堡人），西安师范毕业，任宝鸡县第一高小体育教员。

王世英（宝鸡县周原乡南王村人），民国二十一年，曾为宝鸡县第二高小学生教武术。

关禹成（宝鸡县蜀仓乡人），原系冯玉祥学兵营学员，曾任虢小体育教师。

温崇信（第九区专员公署专员），热爱体育，支持体育事业发展。

陈凤生（东北人），曾参加过全国运动会，担任宝鸡县运动会总裁判。

田景福（宝鸡青年干事），曾担任宝鸡县运动会裁判。

李景天（宝鸡县马营乡人），宝鸡县童子军团长，宝鸡县运动会工作人员。

孟紫萍（河南人），《通俗日报》社社长，曾任宝鸡县运动会裁判。

郝克远（长安县人），省立宝鸡民教馆馆长，宝鸡县运动会工作人员。

史本坤（三原县人），宝鸡县中体育教师，曾担任宝鸡县运动会裁判。

比赛活动

随着体育事业的逐渐发展，参加体育活动的人不断增多。为了促进体育运动的蓬勃开展，解放前以学校为主，相继举办了几次运动会。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四日儿童节，在县城东门外举办了篮球、足球、排球比赛，县城附近各学校均参加，时间一天。

民国三十年，陕西省第九区（宝鸡）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温崇信在宝鸡县中操场，主持召开了中小学体育运动会。参加单位有：宝鸡县中、惠工中学、第一高小、第二高小、蔚文小学等。武功农学院也派代表队参加。各学校参加的学生军着童子军服，比较整齐。比赛的项目有：球类——篮球、排球；

田赛——标枪、掷弹、铅球、跳高、跳远等；

径赛——一百米、四百米、八百米、4X100米接力、爬山；

武术——劈刀。

这次运动会规模大、组织严，由专员温崇信亲自领导，并聘请了总裁判、裁判和许多工作人员。在这次运动会中，宝鸡县中学生杜含文（马营人）获一百米、四百米赛跑第一名；蔚文小学学生张宝财（张家崖人）获爬山冠军；宝鸡县训所中队长张发荣获赛跑第一名。蔚文小学在运动会上集体表演了劈刀，武艺精湛，名震全县。

民国三十三年第九区专员公署专员温崇信在全县中小学教师暑假训练班结束时，召开了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棒球、网球等。此次运动会虽然规模不大，内容不多，但对推动所有学校重视体育课，开展体育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通过上述几次运动会，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对体育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增多，比赛项目逐渐增加，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了体育事业的发展。

 

 

 

 

 

 

 

 

 

 

 

 

 

 

 

 

 

 

 

 

宝鸡《西北晨报》

和新闻记者公会

杨参政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陕西省第九区（宝鸡）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凤翔迁至宝鸡金台观。专员温崇信鉴于宝鸡一带没有地方报纸，遂与当地教育界人士商议创办报社，以启迪文化，发展教育，移风易俗。商定报名为《西北晨报》，随即开始筹办。成立董事会，确定经理，筹建社址，办理立案手续。

董事会董事长温崇信，董事有张天儒、王右箴、张群英、强哲生、高希齐、张寿天、王鸿基、杨参政、张治洲、秦伯瀛、张屏轩、蔡呜岐、郝克远、王静涵、淦靖南等。为筹措经费和报纸发行便利起见，增聘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属各县有名人士为董事，如凤翔的贾宗义、候俊猷、岐山的王鸿骞、侯方伯，陇县的李虎臣、朱静斋，武功的蒋友樽，眉县的温洁甫，扶风的张鹤鸣、王映兰等。确定经理杨参政，社长兼发行人王静涵，付社长兼总编辑淦靖南，会计张敏之、保管贾培，工房负责人王鸿基等负责筹建，呈报立案。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经上级批准，遂建排字房、铸字炉、印刷室（由王鸿基办的复兴书局代印）以及校对、发行、电台等室，招聘工作人员和工人。当时编辑有丁宣育、梁凤，记者韩文慧、贾培，拟于一九四四年元旦出报，嗣因筹备未妥，推迟到是年四月一日出报。《西北晨报》为四开版，日印三千多份，主要发往各县教育机关和学校。

一九四五年温崇信离去，报社人士亦有变动。董事长由继任专员孙宗复担任，经理由李家钧、秦伯瀛相继，发行人换成张天儒。社长兼总编辑由陆军特种兵宝鸡联合分校政治教官张兰舟担任，排字房负责人由跟随孙宗复来的赵泮山继任，张敏之调为编辑。

一九四六年社长马光勋兼总编辑，后由张敏之专任总编辑，赵泮山升任经理，韩振洋为编辑。社址移至城内南门口。

一九四七年党团统一后，专员孙宗复把《西北晨报》改名《统一日报》。社址又迁往西街城隍庙。社长张群英，经理由任祝三充任，记者有何柱国、贾培。副刊编辑王培贤。该报的发行有专署硬性分派各县，由于报费不能按时上交，日印份数遂减至一千二百多份，经理亲到各县催要，总是收不齐，后由专署副官郭朱丞去催，各县认为是孙专员派来的，就设法即时付清。

一九四九年七月宝鸡解放，军管会接管了《统一日报》。由报社经理任祝三办理移交手续。七月十七日改名《新宝鸡报》。当时工人有四十多人，仍用四开机印报。《新宝鸡报》社长兰钰兼总编辑，记者乔迁等，只办了两个多月，九月中旬就调迁青海，办起了《青海日报》。原报社地址现改为宝鸡印刷厂。

一九四四年至解放前夕，宝鸡除《西北晨报》外，尚有孟紫萍办的《通俗日报》，陈剑泉办的《新世纪晚报》（一九四八年八月出刊），河南迁宝鸡的《新都日报》（原在河南省洛阳），一九四四年九月在宝复刊，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迁回。

当时的报纸，对于人民的生产、生活、学习和文教事业的发展很少报道，只是转载些政治新闻，刊登些小道消息、街谈巷议，低级趣味的东西连篇累牍，充满报端。如某地杀人，某人斗殴等，以满足部分不事生产者的兴趣。一九四六年《通俗日报》刊出宝鸡中学某一事件，未把事实真像弄清，激起学校师生的强烈反对，遂前往报社质问，学生捣毁了《通俗日报》社，事件延续了一个时期，引起社会人士的质疑。

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宝鸡的几家报社成立了“宝鸡新闻报纸编辑人协会”，理事长杜健英，常务理事张敏之、宋子荣，理事有杜健英、张敏之、宋子荣、容毓成、梁凤五人，梁逸若为监事。

同年九月六日宝鸡各报、各通讯社的新闻从业人员近二十人，复以选举方式，成立了“宝鸡新闻记者公会”。理事长杜健英，常务理事张敏之、张兰舟，理事有孟紫萍、容毓成、王文超、梁之耕，会员有马光勋、张敏之、张兰舟、王念兹、李朝录、孙思让、韩文慧、赵泮山、牛启敏、肖风、孟紫萍、容毓成、梁子耕、王文超、刘灿南、刘雅亭、任静如、孙聿、杜健英十九人。

 

 

 

 

 

 

 

 

 

 

 

 

 

 

 

 

 

 

 

 

 

 

王建若先生生平及其著述

杨参政

引  言

先生姓王，讳丕基，字建若，宝鸡县杨家沟乡太公庙村人。幼读时。资性笨，师曰：“天资笨不可怕，可怕者无恒心耳。”王先生在老师开导下，刻苦攻读，寒暑不间，但愈学愈困，莫明原委。及冠，读元初名儒吴澂①著作，深悟：“闻见将愈多而愈寡，愈有余而愈不足”之语，乃继续发愤，勤思敏求，终获得治学之法，且饶有兴趣，朝乾夕惕，遂成为关中国学有名之人焉。

余之先父育生公与先生二叔父紫京公系同学，过从甚密。一九二七年余亦慕先生之名，得在西安拜识，常以师礼事之。后又在宝鸡共事多年，知先生之为人。今先生与世长辞，恐其事迹，日久湮没，遂不揣冒昧，概述其略。但因知之不深，加之水平所限，不足以彰先生之才德，甚望深知者，予以正谬补充，不胜盼祷。

经  历

王老先生幼年随二叔父于凤翔县八旗屯刘家私塾求学，继又就读于凤翔名儒李正初先生，研经读史，虽三冬寒九，手僵肤裂，常以桃椿胶泥之，苦读仍不辍。一九一一年，考入陕西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以名列前茅，入国立武昌高师深造四年，因其成绩优异，应内政部国选，参加教育视察团赴日视察教育。回国后，即在西安教育界工作，各校争聘，桃李遍地。

先生曾任陕西省立第一师范教员，继任陕西省政府秘书，兼教育厅秘书。随后在西安八个中级学校执教。胡笠僧督豫时，任警察厅厅长。一九二七年任乾县县长。是年下半年先后任民政厅、财政厅秘书、主任。一九二八年任临潼县县长，陕南公债专员兼银行协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O年，任西北民军司令部民政处处长。一九三一年，任陕西省教育厅视察、秘书。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如教育厅秘书。一九三七年前后，如省立西安二中教员。解放后至一九五七年先后任省立虢镇中学校长、教员。一九五O年兼民盟宝鸡县小组组长。县政协成立后，为县政协委员。一九五七年错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同年在县文化馆工作。“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被遣送回家。一九七九年予以彻底改正，落实了政策。一九八O年十二月，县政协恢复，为政协委员。王老先生遇事直言，平易近人，因此有“仗义执言老人”之称。

著  作

王老先生毕生好学，知识渊博，治学谨严，对国学造诣甚深。尤其擅长诗词，所著《国学卮言》②与《觉非堂诗存》，脍炙人口。兹就其两部著作内容，概述于下，以见其聪颖异常，才思横溢。

（一）《国学卮言》，内容包括小学③、经学④、史学⑤、子学⑥、文学⑦、诗8、楚辞⑨、赋⑩、骈文11、词12 、曲13、小说14 等。先生认为国学分类有五：（1）汉刘歆歆15之七略16，为中国目录学之祖，班固17之艺文志18，魏微19之经籍志20，均由此而生。（2）魏荀勖21之四部，及四部名称由此而始。（3）晋李充22之四部，经、史、子、集之次序由比而来。（4）南朝宋王俭23之七志。（5）南朝梁阮孝绪之七录24。

王老先生为便利学生研究，参照班志所载，分小、经、史、子、文五部：

1、小学部：说明六书25之名称、区别和次序，研究小学应读之书十六种。

2、经学部：将经学定义，经目分别，经学要点，十三经26名称及注释者、治经次第，经学分论要点，都一一指明，他说：“此籍为治国经世之本，经学随时而变体，朱予重训诂27之学，训诂亦有变迁，读古书不明书训不可，泥古训而施之于今也不可”。先生将古文学家和今文学家作以区别，对历代治汉学家之时代、姓名、著述、列表说明。

3、史学部：将史之本意，史之解释，史之起源，史之分类，都为详解说，并指出二十四史28之名称及作者，编年史之分类和要目，记事本末之略目和作者，并说古人读书，有提钩玄之法，力不足读全史者。读《温公通鉴》及《马氏通考》，亦足以通古今矣。

4、子学部：子学意义，子学家之区别，诸子来源，不仅说明九流十家出于何说，代表者何人，而且将老子影响，儒墨异同，儒家之性癖，都详为介绍。

5、文学部：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文学概论，即按体裁分类，又以文学之形态、时代之先后分类，给人以系统概论常识。

王老先生对于诗之论述更为详尽，将诗之研究、分类、韵律、流变等都有具体解释。他介绍楚辞，从明名起源、主要篇目和屈原关系，都扼要说明。赋之研究，自意义、起源说起，并将诗与赋不同之点，作以分明介绍。骈文分为三体，特别说明古文与骈文之盛衰时间及其原因。先生说词的别名、起源、词家之祖、大盛时期，虽寥寥数语，说得至为透澈。他对曲也颇有研究，说曲由词变来。曲与词之别，在组织上，曲有科与白，而词则无之。在音调上，词谱与曲谱完全不同，其分类有三：即散曲、杂剧、传奇。有北曲与南曲之分，并指出创造人与代表作。说二簧起于湖北黄陂黄岗二县。昆腔起于江苏昆山。他对小说研究也较深，说小说起源于上古之神话传说，在分类上有内容、文体、篇幅形式、来源之别。说到沿革，则谓汉谈仙鬼，六朝谈神怪，唐渐达绚烂之境，有列传、剑侠、艳情、神怪之作，宋为章回小说之滥觞29，为以后白话小说之始。元至明清长篇小说大兴，并指出著名书名。先生解释文言从文王演易30，周公作象，仲尼系之以辞而起，并说是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他纵论古文之体裁名义，他主张学文不必作古人之奴隶，惟求明白晓畅，尽人可知而已。他说刘勰31之《文心雕龙》，创论文之体，锺嵘诗品，创诗话之文体。先生对李、杜诗之特点，韩、柳文之差别，清代古文之流派以及古音韵之变迁，都作了详尽阐述。

王老先生著《国学卮言》时，从提高学生学术修养角度出发，意在开拓其眼界，扩大其认识，端正其思想，对泥古保守者时作，议非对力不足读全史而愿通古今者指出捷径，对国学所属范围各家史实，力求简明正确，对其命名必须根究由来，对其分类必须取各家之长，众议不废，已见不专。

（二）《觉非堂诗存》，是王老先生少壮时期作品，共计诗六十三首，后附一篇“匪巢写真”散文，出版于一九六三年。其时因社会不安，兵燹濒仍，遗失不少，未能将先生之诗全刊，即在少量付梓篇幅中。亦能看出其才华。其诗委婉含蓄，风格清新，富有鲜明生动之艺术形象。语言尤其优美洗炼，明白如话。但因先生所处社会动荡不安，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其诗表现感情沉痛。到解放后新中国成立，先生由衷喜悦，思想开放，其诗亦雄浑豪壮。因此说先生之诗以解放为界，有前后期不同。前期充满社会黑暗，国事日非之感，多忧国伤时之作，表现对国家命运，农民生活关切；后期“三山”推倒，人民执政，先生向往光明，热爱自由，可惜这一时期作品因十年浩劫，率多损失。前期忧国伤时诗，有《感时》：“匪是官兵兵是匪，兵和土匪心如虺，哀哉！茅檐畏首复畏尾，神州处处风鹤惊32，良家夜夜防山鬼，不见英雄挽狂澜，惟闻妇女哭不亿33，嗟乎！天不洗兵战不休，禹域黔首能余几”！此系少年时期所作，当时干戈遍地，民不聊生。又《读岳忠武王集》34二首，第一首：“盘马弯弓起相台，忠肝义胆真其才，两言国治千秋仰，三字狱35万古哀，和议终王后累，战功偏惹贼臣猜，最关成败伤心处，一日金牌十二来。”其二首有……“道济长城36由内怀，伤心坠泪古今同”之语。此系一九二一年以前作品，虽缅怀岳忠武王，亦有借古讽今之意。《红梅》：“血染枝头点点新，早从雪里暗偷春。本来也是清高品，一抹胭脂便误身”。《白菊》：“最怕胭脂染，独留真面真。吾行安吾素，不近热中人。”时两首绝句，表现了先生刚直不阿，我行我素的性格。

王老先生热爱古代赤心为国之忠臣将相，痛恨劳民伤财愚民之帝王，对行为卑鄙，影响团结之事，猛烈抨击。读以下几首诗，可知梗概。

《五丈原怀古》

旗鼓堂堂出剑门，天戈指出气先吞。

两朝身作三军帅，一夕星沉五丈原。

司马曾甘巾帼辱，卧龙那负鱼水恩。

纵然渭岸留余恨，功罪还须仔细论。

《秦始皇之墓》

徐市37海中采药期，正是始皇治墓时。

祖州倘得长生草，却是骊山葬阿谁。

《过夏姬墓》38

夏姬早伴巫臣游，逃晋奔吴事可求。

  未见株林39归玉影，柘林埋骨更悬疣。

《汴垣闻陕军败绩》

   潘杨湖畔41几蹉跎，铁塔繁台42次第过。

但见残兵填洛水，更无猛将挽银河。

    茅津43船户谱新曲，崤底44农民唱挽歌。

是岳是关难区别，王侯失败泣铜驼。

先生经过宦海沉沦之后，痛苦愈深，对旧社会到处虎豹遍地豺狼，不得不生渴望自由之心。一九二七年他曾任乾县县长，仅仅八十五日，为了救护革命青年，遭豪绅猜忌，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便挂冠至西安，《乾州纪事》：“长乾八十五，见绅如见虎。人道为官荣，我言县作吏苦。”《乾州偶成》：“游罢汴州到此州，此州不与汴州侔。汴州终日无多事，多事此州不自由。”以上两首诗，可见先生憎恶黑暗，渴望自由的心情。

翌年先生主宰临潼，所遇风险更大，从《临潼吏议》、《狱中》二首和《狱中寄友》诗中，可以知之。《临潼吏议》：“宦海波涛险，惊风卷浪沙。无端市来虎，有迹幻杯蛇。45因果凭谁论，恩仇空自嗟 。何时登彼岸，演易问梅花。” 《狱中》二首之一：“来去匆匆事已奇，当头一棒更姿疑。只缘气盛身犹健，还为恩深命转危。老母六旬窥画饼46.娇儿八岁望糇餐。折腰到此真堪悔，况惹他人故故嗤”；之二：“误落泥犁最下层，衣冠破锭发蓬松47。抱关48岂合为贫仕，闭户原同入静僧。茫茫苦海终须渡，彼岸遥悬一颗灯。” 《狱中寄友》诗中：“…杨雄识字还投阁49，屈子多才亦问天50。逐客51岂无秦相谏，释囚宁让晋候贤。”

  一九二九年王老先生任陕西公债专员兼银行，由大散关入，从子午口出。在出山途中被匪绑票，入山三月余，冒险逃脱，几至丧命，沿路见闻和所历危险，据说都有诗作，大半遗失，从所存数首中，说明情况，兹照录如下：一、《夏旱》诗中有……“一雨辄经数十日。一晴重阳到端阳。河流降落沙迹显，草木凋残麦苗黄。天步艰难国步困，民粮短缺军粮荒。……”；二、《栈中遇负粮者》：“眼见负梁又负薪，关中草木不知春，而今事业夸慈善，饥溺52伤怀有几人”。（两首是在一九二九年赴陕南时天旱年饥沿途所作）。三、《子午遇险》：“行年三十五，持节出子午。芒鞋踩馋石，曲径绕水浒。鸟向树端啼，风从崖下舞。飞瀑落琼瑶，怪石蹲豹虎……，关山濒陟降，韬略几吞吐，不料骓不逝，惨败成俘虏。衣履凭君劫，锱铢资君取，四面尽楚歌，英雄难用武……”，此系出子午口被匪绑票情景。四、《匪巢忆家》：“满山风雪打松花，不见张安不见家。客睡何曾眠得着；遥知闺梦到天涯。樵径风凄寒透衣，茅坪云暗雪侵帏，个中消息疑鱼雁，梦里团圆说瘦肥”。此系描述在匪巢思念家乡的情景。五、《自遣》：“误入亡羊路53，忧疑睡不眠。千岩万壑地，一日四时天……”。此诗描述匪巢在千岩万壑中，一日经历春夏秋冬四季天气，其令人难堪可知。六、《纪梦》：“王孙客夜忆家门，噩梦惊来欲断魂。醒来呼天天不语，空留枕上泪伤痕。”此系先生在匪巢中忆家做梦后呼天流泪、脱身不得的情景。七、《脱险至殿紫村》：“得失原来同楚弓54，阮生55何必泣

途穷。而今豁目还狂笑，失马焉能限塞翁。”此系三月后冒险逃出匪巢，犹如塞翁之马失而复得，放眼狂笑大喜情况。八、《周至县置酒》：“吾戴吾头竟出山，杜鹃声里忽开颜。故人怜我惊慌甚，笑把金遵叙旧欢。”此系出山至周至，遇友人孙坦夫县长，置酒相迎畅叙旧欢情景。九、《到家》：“跳出樊笼返故乡，一家骨肉喜洋洋。亲朋一例具羊酒，共道萱堂鬓已霜。”此系归家后，家人亲朋团聚欢庆情况。

一九三一年，当间岛56问题发生时，先生恨日侵华，写武休57关诗：“鸭绿江边倭寇游，燎阳烽火照神州。勾心斗角方酣战，何事关名号武休。”

一九四三年，关中大涝，田苗受灾，城乡人民交困，先生有《苦雨》诗：“今年雨量太得多，遍地潢潦街成河。粟红贯朽坚壁倒，翻盆破块仍滂沱。前庭漂流高凤麦，甸人58胡取三百禾。潇潇凄凄复滴滴，毕竟天意又如何。

以上是先生在解放前忧国伤时之作。

解放以后，王老先生亦有不少浑厚豪壮，思想奔放作品。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人民军队。例如一九四八年《解放秦岭》：“野战军人不为家，一心要放战场花。大王岭上鸣刁斗59，和尚原前起鼓笳。月落散关犹聚米60，雨淋斜谷尚量沙61.解除痛苦加温暖。箪食壶浆众口夸。”《解放兰州》：“马蹄踏破六盘山，闻道将军已斩关。提挈后方佳子弟，因风飞入玉泉山。镇远桥上眼界开，黄河滚滚抱城来。红军奔放如潮涌，三马同巢何益哉。”一九四九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诗：“马恩列斯毛，革命理论高，人民能开国，工农善操刀。”

王老先生才思纵横，笔下敏捷，不独表现在诗歌上，还表现在其它方面。如有人与他同行，请他拟一付结婚喜联，先生便冲口而出：“喜歌桃禾未一句，爱赋鸡鸣第三章62。”有一次除夕日与一农民在窑洞中谈天，农民求他在窑门上写春联，他便挥笔写：“上下皆是地，寒暑不由天。”横额：“冬暖夏凉”。在西安时，一友人遭丧事，先生去吊唁，闻风水先生讲迷信，回家即拟《讽刺风水先生》诗一首：“风水先生惯说空，指南指北指东西。山中尽是王侯地，何不搜寻葬乃翁。”

王老先生喜读史，对地方志亦常浏览。一次见到宝鸡的《邓志》和《强志》，他即发现问题，赋诗一首，在诗中指出错误：“邓志多夸张，强志少发扬。仲叔虢君字，封爵周武王。郑桓灭东虢，虢叔殉国亡。犬戎乱周室，救周赖秦襄。周报襄公德，赐地秦西疆。平王迁洛邑，西虢徒上阳63.仲叔东西误，强志考未详。”

王老先生擅长散文，他所写的“匪巢纪实”一文，简练生动。他以前资性笨，后来开口成章，下笔如神，据先生说：“读书要苦学多读，多读才力厚，才力厚，性灵出。”因而显得思敏笔快，先生诚可谓实学之人，弥留时还喃喃读着八十多岁所作之诗：“心脑欲烈，身在神不在。伏胜64年九十，犹把经书传。我年不及他，何自竟弃捐。”先生虚心向学，壮心不己，于此可见。

先生生于一八九一年十月，逝世于一九八三年二月，终年九十三岁，同窗凋零，门生参差，唯先生独享遐龄。中共宝鸡市委统战部、宝鸡市政协、中宝鸡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及先生生前好友赠送花圈挽文，于一九八三年二月八日在杨家沟举行隆重追悼会，先生可含笑九泉矣！

注释：

①吴澂——元初著名儒者，字幼清，江西崇仁县人，曾任江西儒学府提举、国子监司业、翰林直学士等职，后专讲学、从学者甚多。

②卮言——即支离破碎之言，是作者对自己著作的谦词。

③小学——在古代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汉代为文字训话之学的专称。隋唐把小学的书籍分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三类，清废科举制后，设有近幼小学。

④经学——研究经书，为其作训诂或发挥其义理之学。

⑤史学——研究历史的科学，唐代设立三史科，应举人要学习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

⑥子学——研究六经以外著书立说或一家言的学派，如儒家、兵家、法家、道家、释家、小说家等书，都称子学。

⑦文学——指文章博学，孔门早有文学科。唐初州县置经学博士。唐德宗改称文学。

⑧诗——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有六体，即风、雅、颂、赋、比、兴。

⑨楚辞——骚体类文章均称楚辞。如东方朔的七谏，刘向的九叹等，都具有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风土色彩。楚辞名称，西汉初已有。

⑩赋——古诗之流，如汉赋。

11骈文——即四六排句的文章，始于汉魏，盛行于六朝，讲对仗、重形式、多堆砌词藻典故。

12词——意内言外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是长短句押韵的诗体，由五七言诗和民歌变来，形成于唐代，到宋时盛行。

13曲——由词变来，有科（动作为科）有白（言语为白）有谱。因其发展地区不同，有南北之分。约分三类，即散曲】杂剧、传奇。到元代发展到高峰。如关汉卿能作能唱。

14小说——起源于上古神话，到汉谈仙鬼，六朝谈神怪，唐代有列传、剑侠、艳情、神怪之作。唐代发展很快。到宋有章回小说，元至清有长篇小说。

15刘歆——汉刘向子，与其父总校群书，父死，歆继承父业整理六艺，编成七略，对经籍目录学作出贡献。

16七略——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术数略、方技略。

17班固——汉扶风安陵人，父彪，超、昭之兄，父撰汉书未成卒，固继父业，被人告发私改国史系狱，弟超上书辩白获释。明帝使其终汉书，历二十余年，八表及天文志未竟，后随窦宪征匈奴，帝与宦官合谋杀窦，固被洛阳令捕，死狱中。

18艺文志——班固著，是记传体史书中的目录，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录等。

19魏征——唐太宗时宰相，常对太宗进忠言，太宗纳之，任人唯贤，朝政清明。

20经籍志——魏征著，是史志中叙录书籍的部分，如隋书、唐书等。

21魏存勖——三国魏存勖分书籍为四部，甲部六艺小学，乙部诸子兵书术数，丙部史记及其他记载，丁部诸赋图赞。

22晋李充——重分四部，以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定为经、史、子、集。

23王俭——南齐琅琊临沂人，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

24七录——南朝人阮孝绪著，是七略七志以后的一部图书目录专著。分内外篇：内篇为经籍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外篇为佛录、道录。

25六书——汉代学者分析小篆的形声义而归纳出来的六种造字条例。即指事、象形、声形、会意、转注、假借六种。

26十三经——儒家奉为经典的十三部古书。汉代把诗、书、易、礼、春秋立于学官，称五经。唐合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为九经，开成间刻石国子学，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到宋代复增孟子，到明合称十三经。

27训诂——教训正俗，训设义理，道物之貌以告人，通古今异言使人知。

28二十四史——传记体的史书。唐有三史、宋有十七史，明有二十一史之目。清乾隆四年又增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合称二十四史。

29滥觞——起源于司马氏，愿意指江河发源之处水极少，只能浮起酒杯，后指事物之起源。

30易——即易经，是我国古代有哲学思想的一部占卜书。儒家的主要经典，通过象征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的八卦形式，推测事物和人事的变化，以阴阳两气的交感作用为产生万物的本源。

31刘勰——南朝人梁，著有文心雕龙，论文章之体制及其工拙。

32风鹤惊——是一种非常害怕的声音，感到十分恐慌紧张，来自符坚攻晋失败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典故。

33瘱——哭余声也。

34岳忠武王——即岳飞，南宋抗金将领，河南相州汤阴人，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下狱杀害。后谧岳忠武王。与三国关羽并庙祀，称“关岳庙”。

35三字狱——秦桧害岳飞，韩世忠诘问秦桧，秦答曰“莫须有”，即也许有大概有的意思，后人谓岳飞冤案为“三字狱”。

36道济长城——檀道济，南朝宋高平金乡人，晋末参刘裕军事，数有战功，裕建立宋王朝，以佐命功封永修县公，宋文帝伐北魏，三十余战多捷，因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文帝虑身后难制，杀之。收捕时，道济脱帻投地曰：“乃怀汝万里长城”。后人成语中有“自毁长城”即指此典。

37徐市——即徐福，齐人，秦始皇想长生不老，徐上书说，蓬莱仙岛有仙人居。秦始皇遂令徐市数百人去求仙。

38夏姬墓——为春秋时陈国夏姬子徵舒的封地。在河南西华县夏亭镇北，夏姬葬于此。

39株林——古陈国地，在今河南西华县。诗经陈风株林篇有“胡为乎株林，从夏南”。

40柘林——旧郡县名，故治所地在今河南唐河县西。

41潘杨湖畔——潘杨湖珍珠今河南开封县。故北宋宫午朝门内朝王路之两侧，东曰潘湖，，西曰杨湖。杨湖水清为杨业故宅遗址，明其忠清之象。潘湖水浊，为潘美故宅遗址，明其奸浊之象。

42铁塔繁台——铁塔在河南开封县城内，高十三级，回壁砖皆琉璃窑制，每砖栏内镌佛像一至五尊，工质坚制，赭绿相间。繁台在开封县东南，本是梁孝王吹台，后因繁姓居住，遂以姓呼之。

43茅津——在山西平陆县西南二里，对岸是河南陕县，今名大阳渡，秦伯伐晋自茅津济。

44崤底——即崤函，也叫函谷或崤山，贾谊文有秦孝公据崤函之句。

45杯蛇——来自杯弓蛇影典故，晋乐广有一次请客吃饭，挂在墙上的弓照在酒杯里，客人以为蛇，回家就病了，后以此比喻疑神疑鬼枉自惊扰。

46画饼——画饼充饥，徒有虚名，无补于实用，来自三国志魏卢毓传“选举莫取有名，名为画地作饼”。

47蓬松——指头发杂乱。

48抱关——守门卒，击柝以惊夜。孟子万章篇有“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

49投阁——王莽以符命事杀甄丰及其子寻，流放刘歆子芬，时杨雄校书禄阁，恐被株连，从阁上自投而下，几死。后事白得免，时人语曰：“维寂寞自投阁，爱清静作命符”。

50问天——爱国诗人屈原看不惯当时社会污浊，志不得伸，著问天篇。

51逐客——秦相李斯有谏逐客书。

52饥溺——自“禹视天下有溺者犹已溺之也,稷视天下有饥者犹已饥之也”而来，意谓对社会上缺吃少穿的人有几人怜念呢！

53亡羊——指迷失方向，典出列子“歧路亡羊”。

54楚弓——春秋时楚共王出猎，失弓，左右要找，共王止之曰：“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虽有所失而利不外溢，有“喜楚得楚弓，免被傍人笑”之语。

55阮生——即阮籍，他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苦闷傍徨，常感前途杳茫，有浓厚的消极避世思想，表现在《咏怀诗》中。

56间岛——在吉林和龙县东北光霁峪，前本名假江，为图们江北岸滩地，以其介于吉林、朝鲜、苏联之间，遂称间岛。

57武休——即武休关，在陕西凤县东南褒斜谷傍为长安去蜀之咽喉。

58甸人——古官名，索公田，左传：“晋候欲麦使甸人献麦”。

59刁斗——古军中用物，昼炊饮食，夕击夜行。

60聚米——汉马援征交趾时，武帝以马援年老地理熟劝阻，援以米示交趾地形，有马援聚米为山谷之语。

61量沙——即把沙当粮食量，故意大声报之，以迷惑敌人，檀道济领兵伐北魏，缺粮，道济在退兵中，用“唱筹量沙”之计，魏以道济尚有余粮未追，道济得全军而返。黄河人以安定军心制造假象迷惑敌方，常用量沙术语。

62桃夭、鸡鸣——诗经篇名，桃夭篇有“子之于归，宜其家人”句，鸡鸣篇有“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等句，说明婚姻美满夫妇甜蜜生活情况。

63上阳——在陕西东南，虢国都。左传：晋假道于虞以伐虢，后灭虢。

64伏胜——即伏生汉，济南人，秦时博士。始皇焚书，伏胜将尚书藏屋壁中，汉王朝建立后，伏胜遗书，仅得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汉文帝时，伏胜已九十余岁，文帝派太常侍掌故晁错从学，由伏胜女儿口授即尚书，立于学宫。

 

私立蔚文小学与

马旭天先生

景  行供稿   刘殿奎整理

宝鸡县私立蔚文小学，是抗日战争期间宝鸡颇有声名的一所学校。一九四五年这所小学被国民党政府接管，改名为虢镇第二小学校。它的创立是和热爱教育事业的马天旭先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马天旭，字含启，宝鸡县周原乡高里村马家山人。他毕生勤奋好学，毅力超人，热爱教育，治学严谨。一九三五年前他在虢镇小学任教。后来另辟蹊径，创新办学，得到虢镇地区各界人士刘翰卿、梁寿珊、何德轩、雷声卿等人的支持，遂办起一所“图书馆”和民众学校（即夜校）。办起后没有地方，就临时设在虢镇东街商号“永久店”的厅堂里。图书馆备有少量书籍报刊，供商人、市民自由阅览；民众学校，设备简陋，借用商人桌凳或由学生自备。开始只有二十余名学生，大部分是家境贫寒的子女。后学生渐增，又办起短期小学班。顾名思义很不正规，上未立案，下无基础，是一所很不像样的临时学校。当时教师只他一人，教学和一切事务由他承担。课程只教国语、算术、常识和珠算。体育课，因无操场，学生只能在街道稍宽敞的地方活动。民众学校与短期小学班，同用一个教室上课，白天小学班，晚上夜校。他精心备课，由浅入深，通俗易懂，深受学生欢迎。

由于马天旭先生治学有方，校风良好，使学生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在民众中影响越来越大，要求来这个学校上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又招收一些学生，增设了班级。原有教室容纳不下，马天旭先生就与各方联系，最后把学校搬到“山西会馆”（今之县政府招待所）。这里仅有几座空房，除此一无所有。他带领学生收拾了几个月，才象个学校的样子。

在山西会馆办学两年，良好的学风，名扬虢镇城乡，深得群众好评。学生由原来二、三十人，增至一百二、三十名。这一变化不仅得到了地方有关人士的支持和信任，而且引起了党、政、军、学、商各界的重视和关怀。教师随之增加，董以正、邵子秀、王用先等陆续来校任教。

一九三七年冬，日寇疯狂侵华，大片国土沦丧，山西危急，一兵工厂由晋迁虢，强行占据了山西会馆。学校被迫搬往南门外的火神庙，这是一所破烂不堪的庙宇。马天旭先生又一次同师生一道边上课边劳动，不分昼夜，不避霜雪，修葺房舍，整修道路，时经半年，面貌一新，校容整洁，呈现学校的样子。马先生办学的胆略、气魄，深得群众赞赏，社会舆论和影响进一步提高，他的信心更坚定了，决心更大了。经各方商议确定，把短期小学班办为正规小学，定名“宝鸡县私立蔚文小学”。筹集办学资金，成立了校董会，梁寿珊为董事长，刘翰卿任名誉校长，马天旭为校务主任。于一九三八年上报立案，批准为正规小学。

马天旭先生家有高堂老母、妻子儿女，但他以校为家，从不料理家务，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教育事业。他在办学中，注重校风，讲求质量，努力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一九三八年春私立蔚文小学成立后，随着教师、学生的增加，又将玉皇庙扩为校舍，教室增多，校园幽静，环境优美。时值抗日战争爆发，沦陷区逃难者扶老携幼纷至沓来，入学学生逐渐增多，一举达三百多名，已成为一所初具规模、课程齐全、校风严谨、学风端正，教师优秀、群众称赞的一所完全小学。

全校设六个班，一至六年级各为一个班，每班拥有学生四、五十名，课程由原小学班的四科，增至九科，新开设：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虢镇地区的董志诚、胡耀德、胡耀泰、付执中、范正英、高松如、李景峰、雷声卿、高茂魁、王天觉等先后来校任教。这时学校的校务活动，教学组织，校风校纪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呈现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蔚文小学与马天旭先生，把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爱国热忱放在首要位置，贯彻于课堂教学与日常教育之中。他对孙中山先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十分敬佩。对其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立场，“耕者有其田”、“废除封建剥削”的主张和“联饿、联共、扶持农工”的三大政策非常赞赏。他经常给学生讲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略，新旧三民主义区别和三大政策要义，激发学生革命热忱。马先生还重视培养学生参加学校各种活动。三年级以上各班，每周一次讲演会，每次三至五名学生轮流登台讲演。其时抗战时期，他们组织学生街头演说，以发表演说的方式，激发国人爱国热忱。学生梁启弟、付正祥（即付旰晴）等，皆在稠人广众，集会场所，从容不迫地慷慨陈词，发表具有说服力的演说，感人至深。

学校体育活动除篮球、排球、足球、网球等项目外，增设了“国术”组织从事武术训练。马先生常亲自传授“打拳”、“劈刀”、“舞棍”之法，使中、高年级学生掌握了拳、刀、棍的基本套路。一九三九年全县举办体育比赛，蔚小国术表演获冠军，学生张宝才在爬山比赛中获第一名，学校声誉大大提高。

蔚小文学与马先生，还善于提倡、引导、鼓励学生发挥专长。定期举办书法、美术展览和音乐文艺晚会，不断培养学生爱好。梁启弟、郭敏、樊敦孝等十多名同学被誉为“写家”；杨宗廉爱好美术，擅长画莲；朱彦斌善画马，马先生就予以重点培养，指导他们画莲、画马的技巧。同时还邀请当地驻军讲抗日故事，教唱抗战唱曲，组织喜爱演唱的学生，排演抗日救亡文艺节目，每逢节日集会实行公演，配合抗日，开展宣传。为活跃学校生活，每隔一段时间在校内举办游艺晚会，内容丰富多彩，有独唱、猜谜、讲故事、演双簧、吹口琴、拉胡琴等。

蔚小文学与马先生，还重视学生的劳动教育。他们把学校的几次搬迁修建，视为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教育学生不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少爷公子。一九三七年国民党军队一四O师七一八团驻防虢镇，团长李靖华驻南关玉皇庙（蔚小校舍）。在李团长的倡导下，军队同当地机关、团体合作，利用工余、课余时间修建了一个“中山公园”。堆假山，修平台，建花圃，筑鱼池、铺道路，砌围墙，栽树、种草、修建球场等，把荒芜废墟变成了虢镇有名的游览之地，游人络绎不绝。

为了密切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家长的关系，进一步搞好教学工作，学校于一九三九年春，举办一次极为隆重的“恳亲会”。校董会、校务会全体成员、所以师生和学生家长以及有关人士参加，座谈听取各界人士、学生家长和全体师生的意见、建议，并参观学生作业、手工劳作展览。通过“恳亲会”使学校进一步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师生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学校越办越好。

私立蔚小文学与马天旭先生，从办短期小学班开始到蔚小建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正规到正规，经历了一番曲折的斗争和艰巨创业的过程，为社会培养了一批人才。马天旭先生在办学、治学中，沥尽了心血，为教育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著名中医邓云章先生

魏耀华   邓绍常

邓先生名宗汉，字云章，一八九四年出生于宝鸡县晁峪镇。自幼聪慧，九岁读书，十三岁跟随其祖父邓德安学习岐黄之术，年弱冠而誉满百里，求诊者络绎不绝，成为闻名遐迩的著名中医。

邓先生于一九五三年参加革命工作，为民盟成员。曾先后任宝鸡县医院、宝鸡市中医院副院长；县、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因医疗技术出色，工作成绩显著，多次被评为县、市、省、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各级“先代会”。

邓先生勤奋好学，博通祖国医学典籍。诸如《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类经》、《瘟疫论》、《温病条辩》、《兰台轨范》、《医门法律》等医学典籍的主要章节皆能背诵，运用自如。由于他对中医理论钻研精深，故在中医理、法、方、药中，都有独创之处。他善于用“经方”，每个方剂药味多在十味左右，尤其在用药方面更具匠心。如宝鸡县副县长王子清（已故），曾患血尿症，经数医治疗无效，后邀先生诊治，问服何药？王出示秦医药方，视之谓猪苓汤方，先生详察其方用量失宜，随在原方改动了剂量，嘱服之，血尿即止，病情霍然。魏耀华一九五五年下乡进行普查工作期间，有天夜晚突然大便出血，量多吓人，次日即往卫生所就诊，打针吃药竟无一效。不得已回县求邓先生医治，诊问后，他笑着说：“一剂保好。”随处方取药，方中有一味黄连，嘱其微炒后同煎。当晚煎药，不料把黄连炒过了火，同煎服用，此晨大便下血即止，惟肛部奇痒，将情况告诉邓老，邓老即答：“你是把黄连吵过火了”。这说明邓老对药物性能掌握如此精辟，用药何等细微，一剂而获显效，使人敬服。此类事例举不胜举。

邓先生学古尔不泥古，灵活运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对脏腑经络病变机理造诣很深，尤其擅长于肝肾病的治疗。一九六O年慢性肝炎病甚多，他运用中医辨证施治，结合他四十余年的临床经验，采用茵陈嵩汤、逍遥散、一贯煎等加减，使各类肝病患者恢复了健康。

邓先生十分重视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在诊务之余写有：医学日记、脉学心得、用药心得、肝病治疗总结、医案、医话、验方实验录等资料，有些已在宝鸡市中医学校学报上刊登。现正着手整理成书，不久即可问世，贡献于人民医疗卫生事业。

邓先生热爱中医教育事业。他在宝鸡县医院任副院长期间，深感中医后继乏人，建议举办了宝鸡县中医学校，招收五十名学生，由他兼任校长并担任主要课程的教学工作。这些学生毕业后，已分配到宝鸡市各县（区）医疗单位工作，有些已成为中医骨干力量。先生在行医过程中曾先后带了十八名徒弟，按其年龄、文化程度，因材施教，教给徒弟以何为“体”以何为“用”，使他们在不同的条件下获得医学知识。特别是他那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给徒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向徒弟们推荐的书籍除“四大经典“及《本草纲目》外，还有：《脾胃论》、景岳全书》、《医宗必读》、《黄氏八种》、《陈修园七十二种》等等，他常给徒弟讲：东垣扶脾，重视内因，医理精湛；张景岳学识渊博，医理精深；李中梓重视脾胃，治病强调治本；黄元御主张五运六气与伤寒、脏腑、经络、营卫、气血、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等机体病变之关系，理论至深；陈修园著作，由浅入深，执简驭繁，对后世医学普及有功；诸此必须熟读熟记，这就给徒弟们指出了学习的要点和方向。“名师出高徒”。由于邓老教导有方，教出来的徒弟医术水平都比较出色。

邓老为人性情耿直、坦率、忠厚、纯朴，对徒弟和患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每当遇到学术上的争论，总是先听到别人的意见，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同道们商量，这种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态度，继承了古代医家先贤的遗风，非常令人敬佩。

邓先生热爱共产党、拥护党的“双百”方针。他说：“只有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祖国医学才能发扬广大”。他从事中医工作六十年，在为人民解除疾病痛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在继承与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工作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由于极左路线的迫害，邓老于一九六七年元月含冤逝世，终年七十三岁。一九七九年平反纠正。邓老虽然与我们长辞，但他的治学精神和在医疗事业上的功绩使人难以忘怀，他留给我们的医学财富，必将在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工作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著名秦腔演员黄金华

王兴、郑怀瑞供稿   王志超整理

驰名生角演员黄金华，离开人世已三十多年了。她超人的艺术水平，精湛的表演，洪亮的唱腔，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脑海间，浮现于人的记忆里。她曾为秦腔西府女扮须生的首创者，尤以《辕门斩子》、《周仁回府》等戏，著称于世。她短暂的一生，对秦腔舞台艺术的贡献颇大，名驰陕、甘两省。

生活所迫  步入梨园

黄金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生于陕西省宝鸡县周原乡王家村。她幼年丧父，家中只有母亲、兄长，义姊和她四口人。因家境贫寒，没有上过学，十岁时，适逢二十一年年馑，陕西关中大旱，庄稼无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其时，壮年人多出外逃荒，老弱者则守土挨饿。她家处高风旱原，灾荒严重。在万般无奈之际，姊妹俩跟着他的哥哥逃往甘肃天水谋生。她们到天水县城，其兄开了个茶馆，兄妹三人靠其糊口度日。茶馆对门，就是剧院，正值名艺人刘毓中等到此演戏。他们常去茶馆，喝茶饮酒，冬去春来，时间久了，黄氏姊妹与艺人们如渐熟悉。同时，她俩幼时喜蹦爱唱，刘毓中、孟广华等人发现黄金华天资聪颖，性格爽朗，是学戏的好苗子，后征得其兄的同意，姊妹俩遂步入梨园生崖。

勤学苦练  出露头角

她到“秦中社”拜孟志杰等为师学艺，老师发现她嗓音宏厚，圆润高亢，加之体格健壮，脸圆额方，就教她专攻小生。她在老师们的精心教诲下，严于律己，刻苦好学，毅力惊人，成长较快。约一年光景，即年登台演出几个折子戏，如《藏舟》中的田玉川，《断桥》中的许仙等。当时女的演戏寥寥无几，特别是女扮生角在陕、甘两省独一无二。人们均以稀奇的眼光，争看“坤”角演生角戏。从此，她就稍有点名气，日子过得还可以，就把在家乡的母亲接到天水，共同生活。这时她的义姊被其兄纳妾，改名黄金红（唱花旦）。不久其母返家，她和兄嫂三人，跟随天水的驻军曹团长去汉中演戏。

民国二十九年春，她兄嫂三人返回故里，先后在岐、宝、凤等地的戏班演出。同年古历六月二十三日虢镇火神庙会时，她跟“新民社”（宝鸡县虢镇）唱会戏，演出《藏舟》、《断桥》等折子戏，人们初次见到女的演戏，甚为罕见，争相观看，轰动一时，成为西府第一个扮演小生的女演员。

冲破封建  自主婚姻

十八岁时她在“凤易社”（凤翔县）学艺，与该社教练董玉民相识，遂之两人议婚，却遭到其兄的非难和反对（其兄想为她找一个有权有势的国民党军官）。不管怎样拦阻，但她意志坚决，毅然与董玉民结了婚。婚后她俩在凤翔无法站足，逃往平凉，搭班“平乐社”。苦难的岁月和不幸的遭遇，往往迫使人们产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信念。她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在许多男生角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她凭自己感人的表演艺术和悦耳动听的唱腔，以众所不及的优势，独树一帜。

名师传艺  功底到家

旧社会名流艺人，没有固定的班社，经常流动各地演出，她也不例外。她经常在西安、兰州、平凉、天水、宝鸡等地搭班演戏。有一次她在西安易俗社首次登台，戏报贴出，群众议论纷纷，争看女的演须生，当晚座无虚席，挤得满满的。但演出水平一般，当场还有叫倒号的，她内心非常难受。从此横下决心，自找门路，到处拜师、访友。如向刘易平学须生《辕门斩子》、《赶坡》、《打镇台》，向苏于民学《激友》、《游园逼宫》、《三岔口》等，向沈和中学《黄鹤楼》中的周瑜，《辕门射戟》和《白门楼》中的吕布，《回荆州》中的赵云，《白玉楼》中的张彦等角色，又和名演员孟遏云、华美丽结为异性姊妹，经常琢磨演戏技巧，勤奋好学，广采博收，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同时她为了演好男角戏，平时衣着男装，步仿男行，声习男音，发留大背头，打扮得不象个女的。

俗话说：“唱不唱三分样”。她扮演男角神情专注，一丝不苟。健壮魁伟，台风庄正，况且能文能武，足凳靴子，铠甲挂身，跟斗劈叉熟练自如。她扮演《辕门斩子》中杨延景深受观众欢迎，扮演《三滴血》中的李遇春、周天佑等文雅书生，嗓音圆润，吐字清晰，风情俱佳，扮相逼真。

由于她从良师益友中学得精湛的技巧，吸收了丰硕的艺术营养，掌握了舞台艺术本领，因而她演的角色人物，栩栩如生。观众说她演的《辕门斩子》、《周仁回府》，象魏明山的《斩韩信》，李甲宝的《搬石头》，宋尚华的《拷红》，脍炙人口。

建国后她曾给一些文艺工作者，叙述过自己亲身学艺的体会。她说：演戏这一行，要活到老学到老，吃大苦耐大劳。天不明起来喊嗓子，要“一声引出万鸡鸣”。接着踢腿、下腰，练跟斗、把子。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练功，不能间断。必须“夏练三伏不怕热，冬练三九不畏寒”。武生要穿靴扎靠（铠），劈叉翻跟斗。“台上一分钟，台下半年功”，一点不假。不仅练功练唱，还得懂点乐器，这样，动作、唱腔才能紧密配合。当一个演员必须将“四功”（即：唱、念、做、打）和“五法”（即：口、手、眼、身、步）练熟。练这些功法，步是根本，你要是站不稳，身上什么东西都不灵活。一出戏做不到四功、五法，观众就看你没功底。这些练熟了，就能做到功夫硬。

塑造形象  精益求精

黄金华的拿手戏有两个。她的第一个拿手戏《辕门斩子》，不知演过多少场，真可谓久演不衰。一个女演员唱须生有一定局限性，而她嗓音宏亮宽厚，颇接近男声，“以声定乾坤”她容貌体态扮成男角仪态大方，与男性很近似，这是她演《辕门斩子》的特大优点。另一点声放得开，显得气势逼人。这对体现三关总镇杨元帅的风度气魄，十分必要。一、二两帐中，无论渲染斩子的激愤情绪，或与八贤王据理辩驳，各不相让的场面，表演得惟妙惟肖。尤其是在一、二、三帐中，母子、君臣、翁媳的特殊人物关系，表演的情感神态迥然不同，体现得充分，刻画得细腻。

另一个拿手戏就是《周仁回府》。她演这出戏可算是集各家唱腔之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她演的周仁稳重而不呆板，有血有肉，刚柔适当，栩栩如生是塑造了义气横生、聪明机智的艺术形象。该剧《悔路》一场，是周仁的独角戏，是全剧极其重要的一场。全场表演、说白、唱腔、伴奏、打击乐各个方面，结合得十分紧密。她的“摆梢子”功夫过硬，有上平甩、前直甩、跪步甩、左右分甩。她用得有力量，有速度，不散不乱，稳当利落。她在这出戏的表演上，层次分明，结构完整，声情并茂，扣人心弦，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当周仁想到以妻代嫂的计谋后，她用花音唱出一勾，既表现了感到慰藉喜悦之情，又表现了胸怀开阔的性格。在表演周仁进退两难，伤哀悲痛，复杂的内心活动时，说白与滚白的衔接过渡中，又有独到之处。她表演哭墓一场，在台上抱住墓碑哭唱，流出了晶莹泪珠，这种动人的场面，若不是她掌握了入角出角的技巧，对扮演的人物犹如自身就在其中。怎能落下泪来？她的哀情表演，揭示了剧中人物精神上的巨大创伤和万分的哀思，妻替嫂死，本身又挨打受屈，表演是那么真实感人，使观众看了莫不心情激动，以至于为之洒下了同情的眼泪。

朴实忠厚  乐于助人

黄金华之所以被人们至今怀念，不仅是的精湛的艺术表演，而且有其高尚的品格。旧社会她是个江湖艺人，并没有沾染一点嗜好和不良习气。她生活俭朴，衣着朴素，对人诚恳。不论到那个班社，没有名艺人的架子和特殊要求，并和同行能和睦相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她一生挣的钱不少，部分供养了老人，而将大多数被其贪得无厌的兄长耍赖要去吸食了大烟。她的幼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亲尝过酸甜苦辣的滋味，所以她常为人解难排忧，遇难相助，慷慨解囊。一次她的启蒙老师孟志杰有了困难，就主动拿出五十元，让其使用。凡相识者遇难，她也是如此，可见其忠厚程度了。

风华正茂  不幸病逝

解放后，她在三原分区剧团演出一年多时间。一九五O九月她以民间艺人的身份同马建翎、苏蕊娥等当选为文艺代表，出席了陕西省和西北地区第一次“文代会”，受到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柯仲平、杨明轩等同志的接见和宴请。一九五一年她参加新声剧团演出。一九五二年秋因生孩子在家休息。可是其兄吸食大烟，经济苛求，经常耍赖，伸手要钱，弄得财空囊尽，只得离家去剧团，参加演出。因产后虚弱，演的又是吃力戏，致成瘁痨之疾。病已成势，西安五一剧团为了抢救这位名演员，曾接送陆军医院治疗。在其病情日趋加重之际，五一剧团领导，心想录几张唱片，备作留念，可惜为时已晚，未能如愿。在她病情恶化，垂危之时，其兄前去西安医院“探视”。又伸手要钱，黄金华气怒交加抓住其兄的手指，狠命的咬住，心想咬断它，但已有气无力，迫使她断送了青春。

一九五三年十月她病逝西安，时年三十一岁。逝世后其夫董育民因囊中空虚，无钱安置后事。西安文联届的老师、挚友刘毓中、孟遏云、张新华、刘易平、苏蕊娥等深表同情，集资相助；西安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各捐助五十元安葬费，搬回灵柩，葬于家乡。

“难见演员生时面，空留幻想在人间”。黄金华短暂的一生，为秦腔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一九八二年《陕西农民报》曾报导过秦腔界按演周仁的著名角色，依次排列评定“黄金华为第五代周仁”。

 

 

 

 

 

钓鱼台春秋

胥  鼎

姜太公钓鱼台，位于宝鸡县磻溪里（里为旧建置），即今天王镇伐鱼河。相传此乃三千多年前，周文王访贤遇姜太公之地。

姜太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姓姜，字子牙，号飞熊，东海上人（今河南许昌）。系炎帝之裔，伯益之后。其先祖掌四岳，因佐禹平水土有功，被封为吕候。由于周文王在访姜子牙于渭滨时曾说：“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先君太公是指周文王的父亲季历），故尊姜子牙为太公望，所以有姜子牙、姜尚、姜太公、吕望等名讳。

姜太公少壮时家境甚是贫寒，曾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后来，他虽做过几天小官，但因纣王无道，故而弃官已避纣乱而居东海。晚年，他闻西伯侯甚贤，又能养老，遂移磻溪隐居垂钓。

《吕氏春秋》云：太公钓于滋泉遇文王。据《周志》记载，文王梦天帝服玄攘立于令孤之津曰：赐汝望。望钓于河，得玉璜，刻曰：刻者姬昌，日衣青光。按正韵，滋泉即磻溪磻溪别名。因此，有的曰滋泉为璜河，或谓璜溪。正如杜甫诗中所云：“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唐代著名诗人许浑在《咸阳城东楼》一诗中也写到“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溪”就指的是宝鸡县的磻溪。正因如此，《括地志》曾云：姜太公钓渭，鱼腹有璜，文曰：“周受命吕佐”。并云：“滋泉水源出岐州县西南凡谷”。磻溪据岐山不远，因此，姜太公在宝鸡县磻溪阴钓是无可非议的。

磻溪钓鱼台，位于宝鸡县东南秦岭脚下。远眺群山起伏，重峦叠嶂，气势磅礴，煞是壮观，近看奇峰耸峙，翠柏葱茏，依山傍水，含翠浮碧，生机盎然，绚丽诱人。自然山水构成了一幅耐人寻味的风景图画。使人清醒悦目，心旷神怡。

据钓鱼台碑碣记载，磻溪钓鱼台自唐设神修庙，此后，曾有三次大的重修。计有庙宇、祭堂十七处，殿、廊、楼、台共四十余间。有文王庙，太公庙、三清殿、望贤台等。

文王庙依山而建，其位居高临下，十分壮观；庙堂重瓦巍檐，楹檩斗拱，布局严谨，巧夺天工。

据汉书《地理志》曰：“虢，有黄帝子，周文武祠”。因年代久远，已不是原庙。现在的庙宇，系明清建筑。太公庙坐落在文王庙脚下，“丢石”之傍。据记载，太公庙初建于唐朝贞观年间，但现存的庙堂是明代嘉靖年间监察御史方新捐修的。其殿出檐斗拱，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庄严端庄。院内的四棵参天古柏，乃系唐代遗物，虽然树尖已因狂风而折，但任然枝叶茂盛，苍翠欲滴，从而更显得挺拔葱郁，龙钟多姿。姜太公居住的静室（石室）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拆除，但遗址尚存。山谷中的武吉洞，甚为清雅。据说樵夫武吉曾拜姜太公为师，学习武艺和六韬，后成为周朝的开国大将。洞内原存一根武吉担柴的六十多斤的铁扁担（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掉）。三清殿和文王庙隔河对峙，是结构严密、别具一格的一组建筑物。一九八二年政府已拨款修葺一新，但因天雨滑坡，三清殿又遭毁坏，正在重建。

入山不远处有一巨石，俗称“丢石”，乃“钓璜灵矶”，即姜太公得璜处。此称“宝鸡外八景”之一。巨石上巨下锐，长约三丈许，宽二丈五，高三丈余，重约四百吨，象莲座似的屹立在溪水乱石之中，貌如泰斗，雄浑可观。北侧有清代宝鸡知县徐文博书写的一公尺见方的四个大字——“孕璜遗璞”。其字刚劲有力，情深意足，众所赞美。

璜乃玉名，半壁之玉曰璜，宋书《福瑞志》曾云：吕尚钓得玉璜，其文曰：姬受命，昌来提，撰尓洛铃报在齐。姜太公既然钓鱼得璜，被姬家聘为军师，佐周武王钓鱼台合得天下。钓鱼台自然就是姜太公的发祥地，这钓鱼得璜便是他发祥的征兆。璞者石中之玉也。按照这个典故，后人书刻了“孕璜遗璞”四字，传而久之，言说此石有宝，有缘之人扔一石子能落其上，巨石可赐福得子。久而久之，致使巨石顶部碎石成堆了。

所谓“滋泉”，乃是巨石下边磻溪中的一处深潭。其泉方方丈余，上有两个二尺长、五寸宽，三寸深的膝痕，这就是当年姜太公垂钓时所跪的痕迹。钓鱼台的名字正是源出于此。膝痕旁边还有一道大拇指粗的笔直天然石印，传说这是姜太公当年放置钓竿的印痕，竿上还缠着一根细细的白色钓绳。因此，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写道：“磻溪中有泉，谓之‘滋泉’，泉水潭积，自成渊浊，即太公钓处，今人谓之凡谷。石壁深高，幽篁邃密，林泽秀阻，人迹罕及。东南隅有石室，乃太公所居也。水次有磻石可钓处，即太公垂钓之所。其投竿跪饵，两膝遗迹犹存，是有磻溪之称也。其水清冷神异，北流十二里注入渭”，由此看来，两膝遗迹远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就有，可见它由来已久。唐诗人李白曾在诗中写道：“君不见朝歌（今河南淇县），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正因为这种遗迹犹存，民间流传极广的“文王访贤”一事，可谓妇孺皆知。据说周文王访贤钓鱼台，请姜太公出山辅佐，姜太公坐在车上让周文王扯，谁料刚走了八百零八步，车绳突然断了，姜太公胸有成竹的说：“吾愿保你家江山八百零八载”。周文王听后想续绳再拉时，姜太公惋惜的说：“没用了，天意如此”。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说明了姜太公这个人在群众的心目中是个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正如宋代左仆射（宰相）叶颙赞曰：“白发苍苍钓渭滨，宅心非是为金鳞；丝纶昔日长多少，牵制周家八百春”。姜太公阴钓，应请出山辅佐，聘为武王军师，出师伐纣，兴周灭商，名垂青史，遂之磻溪钓鱼台也名扬天下。多少年来很多文人学士曾慕名相访，留下不少诗篇。宋代诗人苏东坡当年在凤翔做判官时曾历游过钓鱼台（苏于嘉佑八年，即公元一零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以久旱不雨，出祷磻溪）赋诗：“安知渭上叟，石迹留双骭”；“闻道磻溪石，犹存渭水头；苍崖虽有迹，大钓本无钩”。苏东坡颂扬钓鱼台，千古犹存，叹息滋泉无鱼可钓。后人曰：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恐怕只钓到一条大鲤鱼吧！

《说苑》中记到：“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浊，三日三夜鱼钓鱼台无食者，望即忿，脱其衣冠，上有农者，古之异人，谓望曰：‘子姑复钓，必细其纶，芳其食，徐徐而投，无令鱼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鲋，次得鲤。刺鱼腹得书，书文曰：‘吕望封于齐’。知望其异。”一日，西伯将猎，卜之，卦曰：“所获非龙非只，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行至磻溪，果然遇见了姜子牙。西伯问子牙：“叟乐此耶？”子牙说：“君子乐行其志，小人乐共其事，吾非乐于渔者也”。西伯听后大悦，急忙西伯通其姓名，说“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耶，吾太公望久也”。于是载与俱归归，立为师，官拜司马。当望和西伯西伯探讨建国方略时说：“王国富民，霸国富土，仅存之国富大夫，将亡之国富仓府”。西伯听后即答:“吾愿富民”。于是吕望发仓恤孤，伐纣兴周，被尊为师尚父，名垂奕世，果封于齐（据《宝鸡县志》）。《白孔六帖》上说：吕望垂钓渭水，得玉璜，遂为帝师。司马迁在《史记》里把姜子牙尊为齐太公。不仅如此，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O年），朝廷封他为武成王，把他与文宣王孔子相齐并论，可谓功高位显。明城监察御史方新曾高度评价姜太公。赋诗赞曰：“路入磻溪一径开，空树古庙锁苍苔；浮云冉冉述崖窦，流水琤琤戏钓台；世远山川仍旧迹，功高今古自雄才……”。

随着精神文明建设和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经上级批准，钓鱼台古建复修领导小组已立，复修工作正在进行。计划复修太公庙、玉皇宫，重建三清殿等古建群，绿化环境，整修道路，修建宾馆，开拓新的旅游区。

 

 

 

 

 

 

 

 

 

 

 

 

 

 

宝鸡八景

胥  鼎

秦山叠嶂——县南秦岭乃为先秦霸王之疆，古称峻岭千里，绝壑万仞，崔碧仓崖，锦屏环列，为宝鸡第一景。

渭水萦池——渭水自宝硖入川绕城而过，冬春长桥卧波，秋夏扁舟横渡，宝鸡方城若汉水金城之汤池，乃宝鸡一大观。（铁桥公路桥修成后此景无迹）

周原霁雪——虢镇北原，曾为太王作邑之区，周室兴王之地，其原高敞平衍，土厚水深，每当雪余一望，皓洁如仰昆岗。

鸡峰插云——县南鸡峰山，天柱叠立，玉笋排空，犹如湖南之九嶷移徒，似琼海之五指飞来。鸡峰山传说甚多，宝鸡县名由此而得。

硖石虹梁——宝鸡县硖石乡硖石河两岸，石崖对峙，断壁千尺；明代成化年间，王福信、李镇等同道士牛道源募捐，架砖石为桥，复道横空，形如偃月，遥而嘱之，宛然不霁而虹也。（宝天铁路修成后此景已毁）

陈仓汉址——西坪原麓有谷，东抵陈仓古城。其谷前凸后凹，中可容数千人。昔日，汉高祖在南郑拜韩信为大将军，使其由故道出陈仓而屯兵于此；还定三秦，势如破竹。所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此其遗址也。

瀑泉飞帛——此泉在秦岭煎茶坪头以西，其地山峰峭削，碧流涌飞而下，俨若嗽玉，宛似喷雪，音响凌空，惊耳骇目，乃宝鸡一景。

金阁流霞——宝鸡金台观，飞阁玲珑，朱栏璀璨；每当旭日朝升，夕阳晚照，则光流天际，彩彻云衢；疑是海市蜃楼，丹穴掩映。宝鸡金台观乃道家之名地。

附：宝鸡外八景

西岩佛图——西岩即今固川乡枋塘村北侧的佛岩。佛岩又称西武当，其地洞开危崖，石窍玲珑，悬楼飞阁，奇丽壮观。

响静洞天——即佛洞。其址在鸡峰山东南，每夏，人与鸡峰环绕相通，纳凉避暑。其地有明代宝鸡县令熊汝濂建的石坊，上题“响静山”。

磻溪古宫——即古磻溪。旧有道观，元以邱长春真人寓此，诏改为宫，其殿阁壮丽，环境清幽。

钓璜灵矶——在天王乡伐鱼河，即姜太公钓鱼得璜处，目今谓之“丢石“，上有宝鸡县令刘光烈题字”灵矶古迹“。

青峰禅院——即今天王乡岭南青峰山。此山自唐建禅院，香烟颇为旺盛，为关中之大丛林。

底阁叠泉——即底店武城山之西三叠泉。其水从石阶三滴而下，行道望之无不竞赏。

蓬壶仙观——即小蓬壶玉泉观。其址在虢镇东湾，此系重阳①、长春②二真人古寓；殿阁崇隆，清泉古柏，为西虢一大道场。

天台莲座——即天台山，地址在今宝鸡市南秦岭之中，其山行如莲座，秀丽壮观，故名。

 

注：①重阳，即元代李重阳，邱长春之师。

    ②长春，即丘处机，元代山东登州府栖霞县人。

 

 

 

 

 

 

 

 

 

 

 

 

 

 

 

 

 

 

 

宝 鸡 古 迹 歌

杨参政

岐阳山川宝鸡秀，名胜古迹遍此邦。

疱羲旧治①黄帝都②，姜水流域神龙乡③。

姜城堡有姜氏城，安徒曾经游华阳④。

感神生子曰炎帝，浴于九龙长于姜。

秦时建起常宁宫⑤，秦山胜景放眼望。

虢城虢宫岐虢界⑥，太公钓鱼天王乡⑦。

尹喜宅在益门镇⑧，平阳封宫在平阳⑨。

羽阳宫起秦武公10，铜瓦篆字识沧桑。

秦文魏将筑城二，上下故城陈仓双11。

祀鸡台12留凤女倾13，陈宝何幸弄玉伤？

栈道暗渡三秦定14，汉刘帝业实辉煌。

陈仓峪15大石鼻坚16，屯兵据魏两铜墙。

王乔修仙烟霞洞17，武侯屯粮颉头仓18。

磻溪前边农人渚19，姬姜相逢周业昌。

斯飞阁与翠麓亭20，遗址可寻事未详。

东坡过此有诗赞，断石奔河温石床。

黄牛21武城思宋将22，璘玠兄弟陈有亮。

英明一世馨千载，金人幻梦趋渺茫。

唐时杨炎功绩著23，租赋庸调均税创。

诗人惊讶卖酒楼24，酒楼难知有几幢？

唐宋兵燹久罹灾，屹立陈仓何久长！

升源渠经虢镇北25，刘钢岭筑患有防26。

僧舍曾阁曾氏建27，深谷留风终夜响。

元宪入蜀驻马射，射箭亭名迄今芳28。

青风台系处机建29，飞云漱玉清风凉。

磨性山下有莲池30，绿盖遮天蕴幽香。

天真洞在青风后31，长春道成敕封降。

混元洞中留二石32，真人磨性成滑光。

三丰修真有二洞33，一名飞升一朝阳。

成祖访封事有碑，碑在金台洞门旁。

崇雅避世意仙居34，风光树色山腹亮。

面对佛岩松风洞，咳嗽一声众山响。

※ ※ ※    ※ ※ ※

说到文物更引人，石铜陶瓷数无量。

贵宝石鼓35散氏盘36，石鼓旅行散盘亡。

旅者足至雍豫燕，亡者寇盗入外洋。

秦公镈出太公庙，陈列西安中外赏。

西高泉出周生豆，更使宝鸡名远扬。

铜禁两出斗鸡台，无价国宝中外尚。

民国掘出党贼卖，清代出土入外商。

前者损坏存天津，后者迄今无下场。

出土古物各地有，石器遍布宝鸡疆。37

民初文物十八件，鼎彝瓶碗均无伤。38

巩家泉出大铜器，39金台预展传四方。

戴家湾掘千余件，40贪婪党贼掳凤翔。

凤翔城破党贼死，文物多被私人藏。

回忆抗日紧张时，故宫国宝远川方。41

故宫宝有宝鸡出，亲人返里岂能忘。

曾在宝鸡宿几夜，装车卸车上下忙。

践踏损坏不忍睹，追根寻源怨老蒋。

胜利还都南京去，国宝是否还故乡。

※ ※ ※    ※ ※ ※

宝鸡胜景有八处，明清以来众赞扬。

秦山叠嶂烈锦屏，渭水萦池固金汤。

周原霁雪出奇观，鸡峰插云呈瑞祥。

硖石虹梁若偃月，陈仓汉址容千将。

瀑泉飞帛胜匡庐，42金阁流霞映夕阳。

天然风景胜名画，宝鸡千古披艳装。

※ ※ ※    ※ ※ ※

墓塚累累堪回首，黄帝之孙舜妻舜盲。

东周墓有三秦公，文宁秦陵武平阳。43

唐代三坟有女二，岐王杨氏十一娘。

新平原有冯娘塚，44陵原上边葬岐王。45

贵妃曾遭马嵬难，虢国自刎瘗陈仓。46

宋元明清六大墓，底店思齐大象庄。47

侍郎刘俊与张抚，两墓均在陈宝乡。

畏知墓建陵原麓，崇雅葬在西平乡。48

圣贤踪迹与古物，过去湮没今应倡。

抛砖引玉原本意，愿听高明正愚妄。

注释：

①疱羲——即伏羲，古时部落酋长，始画八卦，教民捕鱼、畜牧。《宝鸡县志》中有“疱羲旧治”记载。

②黄帝——即轩辕，易系辞下：古代五帝之一。中华民族的祖先，曾建都于陈仓。《宝鸡县志》有“黄帝都焉”之语。

③神龙——即炎帝，古部落酋长，长于姜水。姜水出于秦岭之大散关。姜城东有九龙泉，有“峪圣池”三字，即炎帝沐浴之地。

④安徒——神龙之母，游华阴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氏城，即今姜城堡。

⑤常宁宫——在虢镇南关，旧志传秦时建。自汉唐宋元明均重修有碑。

⑥虢城虢宫——虢宫秦宣太后建，在岐虢界。太康《地理志》云：虢叔之国，有虢宫当在西虢也。

⑦太公——即姜尚，周初军师，未遇文王前，曾钓于磻溪，即今之宝鸡县天王乡钓鱼台。

⑧尹喜——即关尹喜，曾为散关令，宅于益门镇，传谓老子西游，尹喜令之著书，《道德经》即老子书也。

⑨平阳封宫——秦宁公二年徒居平阳，武公元年居平阳封宫。平阳在岐州，封宫在平阳城内。《括地志》云：平阳在岐山县西南四十六里处。今之阳平镇。近据考古学家证明即今阳平镇西之太公庙。

10羽阳宫——秦武公作羽阳宫，岁久不知其处。宋元佑六年，有人掘得古铜瓦，上有“羽阳千岁”四字，始知为羽阳旧址，其地北高原、南渭水，面对群峰。

11陈仓城——上陈仓城，秦文公筑，下陈仓城魏将郝昭筑。今宝鸡市东二十里。

12祀鸡台——即陈宝夫人祠，在今宝鸡市东十七里。

13凤女台——在今宝鸡市东南六十里，原凤鸣里。传说秦穆公时，善吹萧者萧史，能吹萧引凤秦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为筑台以居，后二人随凤而去。

14栈道——在险绝地傍山架木而成道路，这里指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还定三秦事。

15陈仓峪——在今宝鸡市东十五里，新秦纱厂北，上有高原，下有峻坡，天然营垒，能容千兵，韩信曾于此屯兵。

16石鼻城——在今宝鸡市东四十里，为诸葛孔明所筑。相传孔明围魏将郝昭于陈仓，筑此城以拒魏兵。

17烟霞洞——在旧宝鸡县东南六十里磻溪之西，洞深有云气取名。后汉叶县令王乔曾在此修仙。

18颉头仓——在今钓渭乡为武侯屯粮处，实则假屯粮，而真慑司马攻蜀之心。

19农人渚——在磻溪前，即尚父遇文王处。

20斯飞阁——在旧宝鸡县西南。

21黄牛——指黄牛堡，在旧宝鸡县西南一百里，即今黄牛铺。拒金名将吴玠曾调兵分道而援黄牛堡。

22武城——指武城楼，在今宝鸡县石羊庙乡之底店，千河之西，宋将陈有亮守凤翔时所建。

23杨炎——唐代宝鸡石鼻城人，曾调整国家赋税，创租赋庸调均税制，其功甚著。

24卖酒楼——在陈仓市内，陈仓久罹兵燹，市中建筑物均毁，惟卖酒楼尚存。宋苏轼有诗赞曰：“晓入陈仓市，惟余卖酒楼”。

25升源渠——源出千水，自虢县西北流至六门堰东与成国渠合流西南出兴平县界。

26刘钢岭——在虢镇北，传钢为虢令时所筑，以防水患。

27僧舍曾阁——在虢镇渭河南，阁故曾氏建。苏轼以久不下雨，出祷磻溪，曾宿于此，流诗有：“深谷留风终夜响，乱石衔月半床明”句。

28射箭亭——在旧宝鸡县南十里，元宪宗入蜀于此驻马较射。

29青风台——在旧宝鸡县东南六十里，元邱处机所建，以其中引青风故名。后元朝皇帝曾敕封邱掌管天下道教。

30磨性山莲——磨性山在杨家沟乡北，为邱处机修道之处，其炼丹房之侧，水自原下东西两处出，交汇为园池，澄如玉镜，中有莲花，入其中可以忘暑，是真人澄心处。

31天真洞——在青风台后，邱真人修道地之一。

32混元洞——在磨性山下，系长春炼丹处，有升大二石，为邱真人磨性石。

33飞升、朝阳二洞——均在宝鸡金台观。为张三丰修真处，有名称祖访三丰制书，并敕封张三丰碑。

34意仙居——在旧宝鸡县西四十里之佛岩崖，党崇雅辞朝后在此避暑。

35石鼓——春秋战国间秦襄公田猎时，在陈仓山以石鼓记功，用该山大石凿为鼓形十，故称石鼓，上刻四百六十五字籀文，唐移凤翔，宋徒开封，南宋后，金人抬至燕地，后迁去，诸宝悉行，惟石鼓不动。元置文庙戟门下，清放至太庙中，今存故宫。陈仓至燕三千余里，二十余朝作客，故称石鼓旅行。

36散氏盘——据考古学家云，系大散关所居之散族遗物，上有散矢而族分田记载。

37茹家庄——在宝鸡市姜城堡南，益门镇附近。除市区外，宝鸡县三十八乡（镇）其中十八个就有新石器时代遗址。

38新庄——宝鸡西郊纸坊头，民国初年出土文物鼎、彝、瓶、碗十八件，县志有记载。一九八三年又发掘十三件文物。

39巩家泉——在虢镇东，掘得青钢器扁钟，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曾在宝鸡市博物馆（金台观）预展。

40戴家湾——在宝鸡斗鸡台东，民国十五年左右，党玉昆据凤翔时派员迫使群众大肆挖掘出不少文物。

41古宫文物——指北京清故宫。一九三三年日寇发动天津事变，华北局势紧张，故宫古物从北京开始启运，经过宝鸡运往西南后方，长途跋涉，十六个年头，中间经过轰炸、火烧、搬运损失很大，到一九四九年又运到台湾。这批珍贵文物有：绘画和书法真迹六千四百一十件；瓷器二万三千七百八十件；青铜器四千四百多件；玉器三千八百多件。

42匡庐——在江西庐山，风景甲天下。白居易《长庆集》中有“匡庐奇秀甲天下山”之句。

43秦陵——即秦陵山，在陈仓县西北三十七里，秦文公、宁公墓均在该山。秦武公葬平阳《史记本纪》。

44冯娘——即冯十一娘，墓在陈仓新平原。

45岐王——名李茂贞墓在宝鸡北五里陵原上。

46虢国——指虢国夫人杨氏。马嵬之难，虢国夫人与杨国忠妻裴柔等奔陈仓。县令率吏卒追之，弃马走林，虢国夫人杀子二，并柔与其女，后自刎不死，吏载置于狱而死，瘞陈仓郊外。

47思齐——元邠国公李思齐墓在底店北原麓。

48崇雅——即党崇雅，墓在西平原。畏知——即明末东阁大学士杨畏知，墓在县北陵原麓。

 

 

 

 

 

 

 

 

 

 

 

 

 

 

 

 

 

 

 

虢镇中山公园

魏耀华整理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一四O师七一八团驻防虢镇。在团长李靖化的捐薪督导下，利用整休时间，发动军队、机关、学校、商民投义务工，在南门外“常宁宫”（今县武装部、广播站地址）东侧的一片废墟上修建了一个“中山公园”。

园门朝西，两边青砖砌墙，留有孔眼，门楼上方刻有“中山公园”四个楷书蓝色大字。步阶入门，则见古柏成荫，绿柳垂丝，门内有一条向东的宽阔道路，两旁砖砌花墙，内植花木，每当百花盛开时节，游人来往其间，顿觉精神百倍。右边是一座假山，从小径可以攀登，徊环曲折，错落有致。山腰塑一龙王宫洞，造形优美，逸趣横生。山间布满青苔，山顶峰峦俊秀，长有几棵小树，亭亭玉立，时而随风摆动。步登山顶，远瞧青山叠翠，渭水泛波，俯视全园景色，令人心旷神怡。紧靠山之东侧建一平台，游人犹可从山腰过平台休息。

稍向前去是一幢两层楼阁，砖木结构，飞檐翘角，檐前悬一横匾，上书“中山纪念堂”，屋内悬挂孙中山先生遗像，（此楼后被蔚文小学占用）。

路之左侧为古建筑之“常宁宫”，此乃凤翔著名书法家窦应昌所书，笔力雄健。殿前数颗柏树参天，殿宇高大宽敞，房屋结构不同于一般古代建筑，解放前曾被军队占用办消费合作社。解放后经考古学家鉴定认为有很大的保护价值（现已拆毁）。

园内有一条南北通路，南端右侧有鱼池，池水清沏，鱼儿不时上下游动，周围置石凳，供游人观赏休息；池侧一片空地，绿草成茵，茸茸铺地，游人席地而憩。左侧为兰球场，供游人打球，靠南一幢五间土木结构二层楼房，上层作教室，下层为教师宿舍，房屋宽敞，光线充足，时而学子读书，时而老师讲课，为园林增添了文风意趣。通路北端右侧为花圃，内植各种花卉，周围树木葱笼，秋天果实累累，供人观赏。花圃稍北建有一直径约十米左右圆形地球仪，呈半球状突起，上用不同颜色小石子组成地图，工艺精细，蔚为壮观，游览到此者莫不称赞。再北去则是一片较大的低洼地，据说是民国十八年和二十一年荒灾，瘟疫灾害时期的乱人坟，后来经过整修成为平地，设有网球场，是游人锻炼身体和散步的场所。靠东一座方亭，曰：“胜利亭”。柱子楹联为：“悠然见南山渭水长萦奏塞曲，何当来此地黄河远上白云间”，书法雄健流利。游人入亭中，环顾四周，典雅幽静，依栏而坐，微风拂面，空气清新。园的东南方向一高丘上建一茅亭，上悬匾额“前瞻”二字，字迹苍劲有力。登临茅亭遥望可见太不积雪，俯视则见广阔田野，清水渠流水潺潺。此两亭乃为国民党炮兵五十六团团长朱式勤于一九四O年间兴工增建。

园的西北角乃是玉皇宫，造型美观，建筑宏伟，雕梁画栋，巍峨壮观。院内古柏多棵，惟有一株倾斜，长在殿旁，孩子们能爬上滑下玩耍。

当时这个公园的建成，为虢镇地区的人民提供了一个游览场所。可惜随着岁月的推移和风云变幻，公园的一切建筑都被毁坏殆尽。

此史料由李湘文供稿，严书鉴口述整理而成。

 

附：碑文

虢镇中山公园记

距西安事变逾月，成德随师入陕OO春王三月，陕局既定，我七一八团驻古虢国今之虢镇，昔属凤翔府县治也。出镇之南门，右有蔚文小学，具旷地已欲为公共体育场之设计，左为常宁宫，摹识宋天圣五年碑记，为秦时古宫，历朝饬修之，清乾隆重修碑记，志商周亦曾称重修，是庙为三代以上之祖业，信欤？又云：邱真人等仙人成道之所，此皆年远神话，实难凭藉考也。

今虽孤庙废圮，神像颓然，然半山十亩一隅，背城池、面秦岭、瞰渭水之映带，收阡陌之纵横，群山起伏，万马奔腾，西接斗鸡，思雄者霸；东望钓鱼，怀贤者王，此皆我乃文乃武之祖先，披荆斩棘创业垂统之遗迹。抚今追昔，游于斯者，能无有所感乎！惜兹来者，未知继崇圣境，享其乐土，使其数千年之史地，鉴于今天，彰之后世也哉。

适逢李团长靖化同志，履斯地、商之余，集会镇绅王一之商会主席也，刘翰卿蔚文校长也，及邵君诲安，何君德轩，王君德庵等，决用兵工辟斯地为中山公园，建中山纪念堂，肃瞻先总理遗容，感召后生，……启迪其民族意识，俾人杰地灵，取相得益彰之义。由此拖东折西，架二桥、筑台数，移花草满园，植树林行道，制字汇图，堆山潴水，军民合作，不匝月而花香柳绿，燕语莺歌，风气一新，游人如鲫，形胜更十倍于前矣。

此园之成就，固由我官兵同志，群策群力，昕夕从事与民攻之OO，然李团长之捐薪督导，刘君翰卿，王君一之等筹计赞勷，实成本园之终始，今与民成之，民亦乐止，余假修护宋碑之帽石，祝斯园与民日新；附为之记。

陆军第一百四十师政训处政训员步兵中校平江方成德谨识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望日

                        黔北娄俊敬书

 

 

 

                  （东堡朱治平抄录）

（此碑现存虢镇东堡第六村民小组场东）

 

 

注：碑文中划“O”的，系字迹被毁。

 

 

 

 

 

 

 

 

 

 

 

 

 

 

 

 

 

 

 

 

 

 

我亲身经历过的

民国十八年年馑

容克家

提起民国十八年年馑，都有谈虎色变之感。据当时一些老年人说：“近百年来，除过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就要算民国十八年年馑最严重了”。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整年天旱，秋夏两料歉收，小麦干种上，一冬没下雪雨。加之军阀、土匪割据一方，屡屡催粮要款，战乱频仍，无有宁日，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好多贫民穷户，背井离乡，逃荒甘肃、陕南等地，有的出卖妻子儿女，凄惨情景，到处可见。紧接着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又遭到百年罕见的大旱灾，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这年春天，我在宝鸡第一高小（即现在的西街小学）上学，亲眼看见宝鸡街道，老弱男妇，面黄肌瘦，拖儿携女，沿街乞讨，晚间露宿檐台，冻饿而死不计其数。据说县城西关挖一大坑，警察局将冻饿而死在街头的农民，雇人抬走丢在坑里掩埋。我经常在街道看见一人手里拿馍，稍不注意，就被饿急的人抢走边跑边吃。被抢的人随后追赶，抓住就得挨打。因此，他们眼看跑不掉时，就把馍扔到牲畜尿滩里或污水中，待追赶人看到馍已弄脏不再追时，转回拾起插掉泥垢又吃。街道卖小吃的，也常常被人抢走。正如人们所说，那时是“打着吃，刁着喝”，百姓在死饿中挣扎。

同年的夏天，常见有饿倒在地的人，苍蝇在周围盘旋，有的眼角边摆下一堆堆蝇卵。政府当局对此漠不关心，饥饿病死后，雇人抬埋了事。我有时在回家的路上看见奄奄一息的人无人管；有的尸体横在路上，无人掩埋；也有被狼和狗吃得残缺不全的尸体。此种情景，目不忍睹。正如孟子说梁惠王统治下的情景：“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当时我家有祖父、父亲和叔父在外教书干公，虽说待遇微博，经济方面总算比别人强一点。但家里大小二十五口人，平时储备粮少，吃饭也成问题。民国十八年春天，我因给学校交不起面（在校搭伙）而休学（当时休学的同学约在一半以上）。回到家里整天挨饿，除老人能吃点馍外，其他人每天只喝两顿稀糊汤，煮点野菜（苜蓿、蔓菁之类）吃，有时糊汤稀得碗里能看见人影。肚子饿得劳动不成，就设法买点油渣、麸皮混合一起烙成饼饼，把醋糟磨细，掺到面里做馍，每人一个或两个分着吃。我看到不少人家里吃树皮、草根、树叶、野菜，过着非人的生活。

这一年小麦从种到成熟，一直大旱，“赤地千里”，小麦长的和“猴毛一样”。成熟时节无法用镰割，只得用手拔，十几个人拔麦，一大晌每人还拔不满一背篓，一亩地只有十几斤收成，麦粒瘦得象茴香子一样。秋粮收成还算好，秋收后有些人得浮肿病死了，说是憋死了。距我家不远有一个容朋老汉，共有三个儿子，一个儿媳和几个孙子，因两个儿子吸大烟，把家里粮食倒卖光了，遇上灾年没粮吃，无人管老人，每天到我家门口要饭，不长时间就病饿而死，用席卷埋。尔后全家人逃荒甘肃平凉。我村的容得意给人拉长工多年，每年挣的工钱，在赌场里输了个一干二净，他女人在民国十八年夏收碾麦时还拎着小孩讨饭，全身浮肿，苍蝇跟着一大群，不久就死了。象这样因饥饿浮肿死亡的人不计其数。据我知道，我村在民国十八年逃荒在外的有容根义、容平玉等十几户，容根顺因生活所迫，到甘肃卖了女人和儿子。以上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只是很少一部分。据说那时，凄惨情景，全县各地到处可见。

 

 

 

 

 

 

 

 

 

 

 

蝗虫灾害

张振川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O年），当时军阀混战，土匪崛起，抢劫、绑架时有所闻，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不料入秋以来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灾害，危害庄稼，所过之处，秋苗被噬食殆尽。十八年年馑过后，人民渴望收点粮食维持生活，又被蝗虫毁于一旦，惨状目不忍睹。

农历六月二十日，由西安方面回来的人说，兴平武功等地田间有蝗虫为害。不几日岐山蔡家坡来人又说，他们那一带也有发现。没过三天虢镇地区蝗虫突起，相继原上原下，渭河南北“遮天蔽日”，遍地皆有。晚间，蝗虫飞进商民屋内扑向油灯，打的灯油乱溅。农村田间蝗虫所过之处，秋苗叶子被吃得净光，高粱、糜谷穗子大多被吃成空壳，颗粒落了一地。蝗虫为害给这一年秋粮造成严重损失。

那时候人们缺乏科学知识，亦没有科学灭虫方法，有些讲迷信的人跪在神庙里敬神烧香，祈求保佑无济于事。此后群众自发的想了些土办法，有的在地头挖个坑，拿上竹棍把蝗虫赶到坑中用土埋，有的用火烧。当时虢镇县佐董守仁曾组织二百多人上原捉蝗虫，动员亚子、杜赵、南王等村群众用手捉，在地头用火烧，敲锣打鼓驱赶。但因蝗虫成灾，这些办法收效甚微。恰好在捉蝗虫的第二天虢镇城里街道蝗虫数量增多，有人编了顺口溜，写好偷偷贴在西街戏楼墙上，上写着：“七月十三日，上原捉蝗虫，蝗虫赶进城，先找董守仁。”这说明蝗虫来势之猛，难以阻挡。

直到农历八月十五、十六两天，蝗虫才飞向天空，朝西南方向飞去，当时群众迷信传说“天收了”。后来听说宝鸡以西的刘家沟、硖石沟、六川等地，芦苇的叶子被蝗虫全吃光了。时至农历九月经过几次霜冻，蝗虫才冻死了，据说芦苇根下蝗虫尸体成堆。

 

 

 

 

 

 

 

 

 

 

 

 

 

 

 

 “转筋霍乱”在虢镇

流 行 惨 况

俱志青整理

民国二十一年发生的“转筋霍乱”，又称虎列拉（译音），医学上称谓“真性霍乱”，它是由苍蝇传播的一种肠胃道烈性传染病。我们曾访问了健在的知情老人高茂魁、张振川、郑怀瑞、严书鉴、刘凯、朱治平等人，提及“转筋霍乱”当年流行情景，无不谈虎色变，毛骨悚然。张振川回忆说：民国十八年、二十一年，连遭大旱，庄稼几料未收，饿殍遍野，又因连年兵燹，土匪纷起，实谓民不聊生。民国二十一年六月间，又接着发生了“转筋霍乱”，传染相当快，不几天就蔓延各地。此病是同年六月初，由河南灵宝贩枣的商人传入的。他们路经潼关休息，在饭馆吃饭，饭后觉着不舒服，吐了一地，引来无数苍蝇，傍晚潼关街上突然发生“转筋霍乱”，重则顷刻死亡。因来往行人，第二天就传染到西安。省城几家酒商，来虢镇万顺江烧锅联系买酒，顺便谈起西安此病传播情况，当晚俩个西安商人上吐下泻，三两天内就传遍虢镇地区。这种病传播快，来势猛，传到谁家竟无一幸免。虢镇方圆每天病亡四、五十人，开始病亡装棺抬埋，后来掩埋的人也大多得病死亡，吓得人们不敢接近病人，有的上街看病，途中死去，弄得家家有病人，户户有哭声，人们不敢探亲访友。六月底的一天，虢镇商会伙夫张德福，傍晚下棋时有说又笑，半夜得病死亡；虢镇西堡子杨忠死于地头，外甥高明兄弟俩（高家堎人），将舅父抬到北坡打墓时，突然上吐下泄不止，舅未埋葬，兄弟俩死在墓地。据虢镇东堡朱治平说“东堡郭积仓、任茂，全家各四口人，均病亡绝户；靳成娃家六口人无一人活命；靳福善从甘肃回家，当晚在堡子里的十字口和邻居闲谈，别人问他，你迟不回，早不回，偏要这时回来？他说，我是回来添数的，结果真的‘添了数’”。据高家堎高茂魁说：“他们村子的田来娃，高祁来，高东有等三户十一人均病亡，断了‘烟火’”。虢镇离休干部刘凯夫妇回忆：“民国二十一年瘟疫流行，大人得病死亡，婴儿无人照管死亡的不计其数。那时我已懂事，亲眼看到天天早晨从城里往外抬死人。当时虢镇就有两个万人坑，臭气冲天数月，人人胆战心寒。街道上的死人，商会雇人往外抬。后来抬不及，就用磨地的磨拉，用绳绑到死人腿上往外拉，都拉到‘万人坑’里去了。有的病倒街头无人管，躺到地上呻吟，有气无力不能动，也拉到‘万人坑’去了！这些人被拉去的时候还有口气，有的还哼哼着说，我活着哩！我不去，其状十分悲惨。瘟疫流行，恶狗得势。狗在‘万人坑’食人血肉，眼睛都吃红了，乡村路上不断发现尸体，有半截身子的，有的肚子被狗掏空，当时的惨状目不忍睹。”

官府昏庸，防治乏术。当时在虢镇行医的王惟一，睹此惨状不忍，曾欲请宝鸡县长余鸿升成立防疫组织，制止病害。余县长以政府无此项开支为由，应付塞责。王惟一、强和亭等人就自动组织防疫，终因缺医少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加之人们封建迷信思想严重，不相信科学治疗，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祁神送鬼，抽签算卦、写符贴符，消灾避难，求神保佑；有的人用纸糊的红裤子（红裤白腰）倒挂门上避瘟，家门上写着“江南蛮子要酒钱”，小孩子将红布条条缝在肩上以作避瘟。但瘟疫持续发展，不断蔓延流行，天天路上有遗尸，来往行人稀少，哭声遍野，人无宁日，这充分说明旧中国医学落后，人们封建迷信思想严重，致使瘟疫给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从当年六月发病，八月中旬盛行，延续两个多月。八月下旬气候渐凉，加之服用中药“雷击散”、“避瘟散”和西医的防治、瘟疫渐退，九月初瘟疫基本匿迹，死亡不计其数。当时曾流行这样一个顺口溜：

李四早上埋张三，

中午李四又升天。

刘二王五去送葬，

月落双赴鬼门关。

足见当时疫病流行之速，死亡之多，抚今追昔，悲痛万千。瘟疫绝迹，人民得救。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疾苦，加强防病治病，增强人民体质。随着医疗事业的不断发展，科学卫生知识的普及，全国霍乱疾病已基本绝迹，人民健康状况有了明显得到提高。

 

 

 

 

 

 

 

 

 

 

 

 

 

 

 

 

 

 

 

 

 

民国初年兵匪危害

宝鸡人民梗概

强 石 莲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以后，由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尚未完全实施，故在建元之初，军阀混战，互相残杀，人民大受其害。曾有人赋诗一首：“军阀争割据，蹂躏遍郊原，大者连州郡，小者据邑县。”这是对当时悲惨情景的真实写照。宝鸡地处西陲，遭受兵匪危害，时有所闻，烧杀掠夺，屡见不鲜。荒年、瘟疫、蝗灾，相继发生。从民国元年至十九年，国乱民穷，已达极点。

郭坚扰乱宝鸡

辛亥革命时，郭坚系陕西靖国军，自称师长，开始尚遵守军纪。但他的部下多系乌合之众，驻扎各地，免不了有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民国二、三年间，郭坚据凤翔不久，即派一团人马驻扎宝鸡，打出“陕西靖国军”的旗号，来此“安民”。初则尚好，督促各校开学，劝告商人提门。后来就开始干起坏事来了，抢劫财物，扰乱治安，使农民商人不得安然。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县西北王家扶托王正寅被拉去，几经烧烤，遍体火疮，勒索一斗多银子才将人放回。

民国七年十月十日宝鸡县县长杨介，亲率民团于十一月五日剿灭了八鱼原土匪李瓜儿，杀了秦王寨土匪冯中飞（绰号冯胡子），铲除了十几个土匪窝窝，从此抢劫之事征集减少。

管金聚驱逐郭坚

民国七年以前，宝鸡县城为陆军第十五旅守备。民国七年九月初七，滇军从马尾河出，袭击县城。陆军十五旅势孤，退守益门镇。滇军时间不长，离开宝鸡，沿渭河去天水。郭坚乘虚入宝鸡驻扎数月。后被陆军十五旅旅长管金聚派窦、李俩团长于十二月十五日拂晓，由益门镇兵分三路：西从太寅渡渭河经林家村、紫草原向东南攻；东从马营郭家崖渡渭河经店子街、金台观向西南攻，中间在姜城堡一带架设大炮轰击县城南门。两军对战半日，郭军部分被消灭，其余被赶出宝鸡县城，狼狈逃回凤翔。在此次争夺战中，人民受害非浅。后来陆军第十五旅改编为第四混成旅，由罗玉山任团长。不久又改为旅，罗升任旅长直驻到民国十年。一切支用，均由宝鸡县兵差局供给，从而加重了宝鸡人民的负担。

冯一安胡作非为

民国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冯玉祥诱毙郭坚于西安。翌年三月十五日派张自强团长来宝，收编香泉土匪李玉顺（河南人）调至千阳枪毙。五月二十日张自强又收编陇县民团强履之为骑兵连。张的一营营长冯一安不守军纪，勾结地方坏人，抢劫财物，为非作歹，直到杨虎城司令部驻扎虢镇，委任李天午为县长，清除了地方上的坏人，冯一安胡作非为才有所收敛。后来，吴新田由汉中出大散关，直逼冯一安随张自强离开宝鸡。

吴新田过宝援刘

前任陕西省省长刘振华二次祸陕，曾约陆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驻扎汉中）出兵大散关，为他撑腰。吴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由汉中出大散关，二十三日在宝鸡县南王村与杨虎城部队作战，两军对峙一个礼拜，吴军大败，杨军亦有伤亡。双方作战中构筑工事，催运粮饷，损坏庄稼，又劳民力。后又在毗连宝、凤、岐之老虎城打了一仗，不仅宝鸡县周原一带人民受惊遭劫，就是凤岐两县也受到战争影响。

贺玉堂非刑虐民

贺玉堂是陕西军卫定一部的一名团长。党玉昆（人称党拐子）是卫部的师参谋长兼团长。卫、党据凤翔后派贺驻宝。从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前后四个年头，苛政百端，刑名奇特，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如催烟款给区绅带枷，要粮给里绅带铐子；惩罚犯人用囚笼、刀刮之刑；打骂群众不分老幼；敲诈民财，欲壑难平。以致四境之匪，相率效尤。王友邦据吴山，常有易据赤沙，王东才据麦卷沟，张万顺据县功镇（均系匪首），白天黑夜轮番抢劫掠夺，士农工商均无生路。工商停业，百姓闭户，路断人稀，一片恐怖。

张维玺打开凤翔

吴山被甄寿山攻破之后，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八月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亲赴凤翔县，在城外部署围剿党玉昆（城内党玉昆所据），任命其部下张维玺为指挥官，攻打凤翔。党玉昆所部在驻宝期间，宝鸡民众惨遭蹂躏，深受其害。闻讯攻打党玉昆，宝鸡民众纷纷参加，大力支援。我的砚友贾功臣（贾在冯玉祥学兵营营长张维玺部下干事），跟随张维玺攻打党玉昆。那时凤翔县城池坚固，守军众多，难以攻破。经过周密布置，采取重重包围的办法，用迫击炮、野炮轰，挖洞埋炸药和用地雷炸，终于在民国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将凤翔东南角城墙炸塌，城中匪军全部被俘，党玉昆服毒自杀。

甄寿山组织西北民军

甄寿山，麟游人，辛亥革命时，在陕西参加靖国军，曾随张凤翙等推翻清王朝在西安的统治。靖国军伸展到宝鸡时，甄随宣抚招讨使赵皖江前来宝鸡作宣传工作。民国十九年，蒋介石异于巩固期独裁政权，不遗余力地消灭异己，对所谓杂派军队和地方团队，施用两面三刀诡计，使其自相残杀。他坐山观虎斗，得渔人之利。因而委任甄寿山为西北民军总司令。甄接到委任状后，立即收拢西北武装，并委任王伯直为西北民军驻京办事处处长。收拢武装令下，扶风杨万青，凤翔张应坤、刘得才，岐山王老汉（不知其名）、陈起武、毕梅轩、石子德，千阳张雄蟠（都是杂牌军）蜂起响应。是年二月三十日甄守山亲赴宝鸡，组织陇、宝农民自卫团，委任陇县赵子杰为西北民军特务第一团团长，强履之为第二团团长，宝鸡县王有喜为独立团团长。他们插旗招兵扩充势力，以凤翔为中心，西北民军驻扎凤翔一带。西北民军司令部设在凤翔，下设军需、政务等八个处。

当韩复榘倒戈投蒋后，冯玉祥军队大败。蒋介石为了实现其消灭异己的阴谋，又委任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将军在何应钦的授意下，把甄守山枪毙于西安新城。从此西北民军群龙无首，纷乱不堪。杨虎城即派李云溪、尚天柱、安方舟前往收甄部下，去后，被甄官佐杨万青等人杀害于凤翔，血祭甄守山。尔后，杨万青、毕梅轩、石子德、张雄蟠跑到甘肃平凉等地，刘得才等人经宝鸡、大散关跑到徽县，重操旧业，占山为匪，陕甘两省人民大受滋扰。

 

 

 

 

 

 

 

 

 

 

吴山匪首王有邦绑架

“一高”师生的经过

杨参政

宝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原址在县城西街孔庙东侧。当陈树藩、刘振华祸陕时，甘军孔繁锦进驻宝鸡，强占该校，多次交涉无效，致使学校无法上课，遂移至西郊长寿山庙宇。

一九二六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匪首王友邦带领大批匪徒闯进学校，在校师生除个别躲避、逃跑以外，其余全部被绑架，星夜带到匪巢吴山。土匪绑架师生的目的在于敲诈勒索钱财。地方教育当局和师生家长以重金求赎，只赎回少数人。先后在吴山死亡十三人，因患重病赎回后死亡二人，共死亡十五人。其余大部分是在国军和地方团队合力攻破吴山后，陆续脱险的。匪徒在逃窜时将一名教师、三名学生带往四川，直至一九四三年以后始返家乡。这一惨案，震惊了全县，穷家富户，人人惧怕，家家惊慌，几无宁日，弄得整个教育界惶恐不安。

我当时是本校学生，那日晚，县教育局长何雪堂之父（与我同村）有病，老师彭遵章让我连夜送回，未返校，幸免于难。后经询问遇难老师、同学和友人孙志成（陇县人，其子被王友邦拉票死于吴山）等，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前后情况知之较详。兹将经过分述于后。

一、王友邦盘踞吴山

王友邦，河南登封县人，一九二四年下半年与其同乡冯占彪来至陕西陇县一带，与八渡梨林川的苏克勤相识，苏私藏步枪一支，三人遂图谋不轨，暗中纠合不务正业的人，聚居吴山。后又串通吴山附近之高适瑞、明为富户干活，实则作奸犯科，打家劫舍，抢掠财物。久而久之势力渐大，就以吴山为据点，私造枪弹，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号称三千人马，遂成为吴山的“大王”。这些人马的供给，全由当地人民负担。

吴山，位于新街乡，是一个贫困的山区。王友邦自知靠吴山一带百姓供给其吃用是不会长久的，准备分头下山抢劫。但他孤占吴山，恐其围剿，因此，采取“近保远交”的策略，近不滋扰吴山一带老百姓，谓之兔子不吃窝边草。远交陇千之团队，多方拉拢，打通道路，互不干扰。而把宝鸡作为他们抢劫之重地，安插心腹，通风报信，如宝鸡城内张某被王友邦任命为营长，裁缝孙师（河南人）给作“底线”，经常与王友邦挂钩联系，提供抢劫线索。“一高”师生常在孙师裁缝铺做衣服，孙知道“一高”师生情况，随即向王友邦通风禀报：“一高”师生都是富户人家，有钱子弟。王友邦闻讯起了恶念。

二、趁节日劫掠“一高”

“一高”校址长寿山，很早人称牛头寺，是一庙宇较多之寺院。山上山下都有庙宇，每年有几次大庙会。农历正月初九为“上九会”，七月七日为“七月七”会，百里以外的人纷纷来此赶庙会。每逢初一、十五焚香拜佛祈福求佑之群众甚多。一九二六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匪首王友邦趁人们朝会之时，差众匪徒扮成进香拜佛之人，手持香表，口念弥陀，逢庙跪拜，藉以窥探出入道路和教员、学生住所，山上山下，寺左寺右，观察的一清二楚，并与长寿山不到半里的“胜金寺”所驻的国军进行拉拢，以防阻截。一切筹划安排妥当后，在当天夜率领数百名匪徒，从长寿山之北坡直扑下来，分三路围住了“一高”，一路由山顶而来，一路由腰门而入，一路由山门（即校门）而进，把学校北、西、南三面包围，（校东乃是深沟）满山遍野灯笼火把，匪徒蜂拥闯入校内，是时师生已就寑，校长郭灵甫尚未茹睡，闻讯即起，刚到腰门，匪徒冲进，躲之不及，即钻入钟楼内倒放之碑隙中，未被发现。教员司知卿因去厕所，看见校园异常，知其意外，躲入教员灶房与灶夫金存伏案下。教员张子慎在校东八角亭住，被匪徒追赶，陷入深沟，二、三名学生在宿舍闻声匿迹床下，除上述师生幸免外，当晚在校师生五十余人（那天是星期六，通膳师生二十余人回家），均被绑架吴山。其中教员由强鹤丞、张子才、彭遵章、新任管理员谭选魁，其余均属学生。

当王匪抢劫一高的夜晚 喊声震天，较远之太平堡、中堡子、玉涧堡、高升堡等地群众都被惊起。而“胜金寺”之驻军，负有治安责任，熟视无睹，未采取任何行动。匪徒刚走，幸免的教师司知卿和二、三名学生，立即报告驻军，要求迅速追捕，他们以“没有命令，不便行动”为藉口而拒绝。这就不难看出，旧社会兵匪乃为一家，千真万确。

第二天清晨我来校途中，风闻学校被劫，疾趋到校，校内寂然无声，只见教室残躯火把遍地，书籍狼藉，宿舍被褥横三竖四，不觉泪下。天大明校长进城向县教育局报告，我与幸免老师、同学巡视查核全校被劫毁情况，其时，教育局派人前来勘查了现场。中午有人来说，学校东崖下玉涧河边水滩中有人呻吟。我们急奔视之，乃张子慎老师，满身污泥，昏迷不省人事，即送其家急救（当时县城没有医院）。

三、用重金赎回师生“一高”被劫后，县教育局负责人将被劫惨状和勘察情况立即报告县政府。县政府召集紧急会议，商讨了补救办法：（一）报请省政府剿匪；（二）向占原址军队交涉腾出校舍将“一高”搬回；（三）采取有效措施，营救被难师生；（四）通知各地学校注意安全。会后，第一项即向省政府报了文，但当时政局混乱，未作答复，也没用采取任何行动。第二项几经交涉，驻军答应先腾出一部分房舍，以后陆续交还。当腾出一部分房舍后，在校几名师生用两个月时间才把全部校具搬回。惟第三项决议难办，历时两月时间，仍想不出营救办法。这时教育局、学校和被难师生家属都很焦急，到处设法探悉。当得知县城内张某和开裁缝铺的孙师可以从中说情以重金去赎的消息后，通过这两个人的关系，用钱赎人。当时匪首王友邦要价很高，把师生分为几等，有的要几丈银元（土匪把一百个银元叫一尺，一千个银元叫一丈），有的要得更多。县教育局在社会舆论、师生家属逼迫下，只得动用教育基金，这才将教师张子才、强鹤丞、彭遵章等先后赎回。其他师生因教育基金已用完，着其自行设法去赎。此后，除家庭有办法的少数同学被赎回外，其余均被囚吴山，不能得救。陵原乡何家村何生荣因赎其子何其仁，把土地全部当卖，一家十口忍饥受饿。学校管理员谭选魁在吴山攻破后，被匪首王友邦及匪徒逃窜时绑架到四川多年。第四项通知各校注意安全，只是一句空话。那时军阀混战，土匪蜂起，民团瑵扰，谁也无法保障学校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人人惧怕，学生无心就读。正在筹办的马营镇看河岭第三高小（今之戚家崖小学）因怕遭劫，被迫暂停。校长杨仁山提出把学校搬回县城，县教育局接受这一要求，遂将一、三两个高小暂时合并，两校师生在县城西街第一高小原校址复课。后来局势稳定后，“三高”才搬回马营镇。

四、出奇计攻破吴山

盘踞数年的王友邦，势力扩张，费用日增，于是扩大抢劫范围。西北至甘肃崇信、华亭，东至千阳，南之宝鸡，到处打家劫舍，抢粮抢钱，绑票烧烤，勒索财物，烧伤逼死者甚多。如陇县孙子成的儿子孙永福因无钱赎惨遭杀害；宝鸡何家村杨镐之父被绑票，因交不起勒索大烟、白洋而死于吴山；宝鸡“一高”师生被劫持绑架后，死于吴山者十三人。因此，数县呼吁，万民请愿，要求政府剿灭土匪。一九二八年北伐战争结束，冯玉祥部队驻陕，即令甄寿山带兵去剿。甄奉命于六月五日到达，观其山势险峻，防守坚固，只能智取，不易硬攻，出奇制胜，方为上策。因此，采取“麻痹方式”，立即集合部队大声训话说：“接上级命令另有防务，即日出发”，遂将部队带走。匪首王友邦得此消息后，又派人刺探甄兵行动，果然如此，便稍松懈。终于达到麻痹之目的。当夜甄军又急速转回吴山附近。次日拂晓，出其不意，由新街之官村向匪巢进攻，匪徒慌忙逃上山顶，企图负偶顽抗。甄军以大炮轰击，王匪不支弃山投降。吴山攻破后，王友邦众匪徒受编。被押吴山数年的无辜群众，始被得救，回到家乡。

五、悼念死难的同学

攻克吴山之前，一部分被赎回的师生说，吴山被押之日吃不饱，穿不暖、睡在石崖下，山涧中，阴湿寒冷，不见阳光，不时滴水，所有被押的人面如黄表，骨瘦如柴，经常提心吊胆。当时的师生家属上山赎人时，匪徒将“票子”吊在高树上毒打，有时磨刀霍霍假装杀害，有的割掉耳朵捎至其家，以逼钱财，如郭来义、齐家诚被土匪各割了一只耳朵。他们在吴山还亲眼看见，尸体满弃山谷雪中，目不忍睹，惨绝人寰。当时死难的同学，因事隔四十六年之久，有的姓名已记不清，能记得的有唐传书、茹维中、司尚德、曹鸿儒、李作舟、田让、李如桂、何崇藩、李遐龄、刘铨、宁世德、乔佩等。同学死难的消息传到宝鸡后，地方人士杨兆璜、强石莲等发出呼吁召开追悼会的启事。（原文见后）随在“一高”召开了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死难的同学。

参加追悼会的有各机关负责人、教育界人士、地方士绅、死难同学的家属和营救回来的师生。各单位送来了挽联，挂满了会场。王御老师特为死难同学拟了悼歌，歌词内容如下：

吾今日来追悼，心实悲伤！想起诸君，烈断肝肠！父老昆弟大失盼望，能不悲伤！能不悲伤！忆吾辈同窗观摩，仿佛如昨，言犹在耳，心岂能忘？谁不期君，品学兼优，将来成为伟器，荣耀梓桑！那料一旦长别永离，天各一方！痛心疾首，无可奈何怨彼苍，能不悲伤！能不悲伤！

这首动人心怀的追悼歌一唱起来，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大声憾哭，悲愤交加。

参加追悼会的各个单位都送来了挽联，死难家属亦有送挽联的，挽联挂满了“一高”校园。会完后，往来致哀的人，个个含泪低声念挽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唐少勋挽儿联、杨兆璜的真情实感联、杨震生的悲愤诙谐联。

唐少勋的挽儿联：十八年教养关心，书在架，琴在囊，偶睹物是人非，犹抛我两行眼泪。

六阅月冰雪饱腹，面如表，骨如柴，早知凶多吉少，难怪儿永离人寰。

杨兆璜的挽词：

白浪为虐，泮水池边中秋夜，黄金莫赎，吴山顶上梦里人。

杨震生（卫生助理员）挽词：

学讲卫生，身不生，惜学空务讲究。

山名长寿，人不寿，笑山有负名称。

参加追悼会的人，既忆自己，又想别人，听到歌声，看见挽联，人人心酸，个个堕泪，真是两山（长寿山、吴山）情景来眼底，万家忧乐在心头。有的为死难同学的家属解愁，说人生就是渺茫，前途不可预测。有的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作恶者最终将自食其果。追悼会虽然是一天时间，而给人们的影响却是很深的，迄今思之，那时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六、害人者可耻下场吴山被攻破后，王友邦之匪徒受编，撤离山寨，在宝鸡县城城隍庙驻了一个星期，恶性发作南逃川甘边境。逃跑时，将宝鸡县长蒲海帆劫持至甘肃碧口枪杀。王友邦逃到川甘边境无处栖身，贿求邓锡侯（四川军阀之一）收容，邓恐收之得罪冯玉祥，便乘鲁大昌（甘军中的师长）和他会面之际，顺便推给鲁大昌，鲁便接受，令王友邦众匪徒驻扎甘肃碧口，称之王司令。

鲁大昌部下有一名团长叫何处，（系甘肃武山人，曾在冯玉祥部队张维玺学兵团当学兵）受王友邦管辖。得知王友邦在陇千等地抢劫情况。且王友邦驻碧口后，故态复萌，在武都等地，抢劫拉票，酷害百姓。何处对王极为不满。是时陇县孙子成（曾与何一起当兵）也在何处栖身，要求何为自己的儿子孙永福报仇，遂收集控告王友邦的材料，趁鲁不在时，处决了王友邦。古人云：“杀人者人恒杀之”。这个恶贯满盈、罪有应得的匪首被处决的消息传到陇、千、宝，大快人心。

 

 

附：追悼会启事

 

呼吁为吴山死难的一高同学召开追悼会启事

吴县不幸，迭遭事变，前有兵扰，和有匪乱，四民忧虑，日夜难安。民十五年，中秋夜晚，王匪友邦，倾巢出犯，扎根吴山，祸及玉涧。长寿山前，一高罹难，绑架师生，五十有三，百般折磨，冻饿难堪。未及一载，死亡十三，六骨雪埋，七尺蒿填，生者仍拘，泪洒冰天。遥望家乡兮杳茫！盼马生角兮何年？悲连城之壁堕于地下，慨明珠之光毁于荒山。岂造物者之不仁，实匪心贪欲之无厌。银洋几丈不足，割耳逼赎实惨，见者肝胆俱裂，闻者泪流鼻酸，酷刑拷打，铁佛视之泪流，哀声乞救，金人闻之口颤。同人等义属同乡，情逾骨肉，何忍视之漠然！是以联名吁请追悼，既表生者悲痛之情，又明死者无辜之冤，向知吾县人士恻隐之心夙著，怜才之心同感，伏乞垂察，使追悼早日实现。是为启。

发起人：杨兆璜、杨育生、王月清、强石莲等

 

（此启事是从发起人之一强石莲处抄录）

 

 

 

 

 

 

 

 

 

 

 

 

 

 

 

 

土匪与民团危害地方见闻

王文仁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年馑以后，宝鸡西山地区土匪蜂起，百姓不得安宁。当时赤沙、香泉、坪头、拓石、凤阁岭等乡（镇），原属陇县上南区管辖，是该县西南的边远山区。南面与甘肃清水县接壤，距陇县城近则一百二十里，远约二百里。山岭重叠，道路崎岖，人烟稀少，居住零散。沿渭河线上，石崖碥峡，上为石山，下是渭河，过往羊肠小道，行人胆战心惊。这一带地方由于山河阻隔，交通不便，成为匪首“三张”即：张明、张举、张鸿德落脚的匪穴，危害时间较长，百姓受害极深。

张鸿德，甘肃徽县人，听说是甘军南大人部队下来的，大个子、长方脸，眯丝眼睛。他先在通关河村开了一年染坊，以后出家时大岭山老君庵当了道人，暗里与土黄山的张明串通，又招来通洞峪的张举。他们勾结一起，派人去甘肃两当县太阳寺，请来法师度法喝符，练起所谓刀斧不入的“硬丁儿”，入伙的人逐渐增多，自以为势力大了，就以土黄山为巢穴，成了“山大王”，明抢暗烤将近十年。方圆百十里以内的稍好家庭，都受过抢，绑过“票子”，把人拉去就用火烧、铁铣烙。有的拿钱赎回，有的被烤死。当时土匪横行霸道，百姓闻风即跑，人人谈匪色变，终日惶惶不安。因陕甘毗连，当时甘肃省驻防天水的陇县镇南守司令孔繁锦，多次派兵驻扎吴寨（镇名），坐镇剿匪，不但没剿了土匪，还吃了不少苦头，损失较重。从此土匪就越发猖獗，在这一带如有那个村子或个人不顺从他们，不给他们按时送交粮秣，就公开扬言要抢、掠、烧、杀。记得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的腊月二十七、八，一伙土匪闯进我家抢劫，将我二爷捆绑，派一匪徒手拿大刀看守。我二爷性情刚烈，将捆绑的麻绳挣开，夺过大刀去砍匪徒未砍死。其余匪徒一哄而上，将我二爷杀死。土匪临走时放火烧了我家和王国璋的房屋，把我五叔父拉到全义沟的蔡块山杀害，从此家破人亡，各逃性命。

后来冯玉祥的师长张维玺驻扎甘肃天水，派人前来将张鸿德等一百多名匪徒收编，委任张鸿德为营长，就地驻扎吴寨，派军需官吴世丰奔走吴寨与天水，几次调不动，还经常派匪徒出去明要暗抢，鸡犬不得安宁。此后张维玺派兵由秦岭南山绕道连夜包围吴寨捉拿张鸿德，被其发觉，带领匪徒翻越北城墙逃往大岭山，自知扎脚不住，从此散了伙。

接着甘肃省民政厅委派李教泽为三岔镇（吴寨改为三岔镇，相当县治）分所所长。到任后，即派便衣人员查访，陆续将凤阁岭一带民愤较大的土匪头目捉拿到三岔镇。三岔镇单日逢集，每次两三个绑到渭河滩杀了，最多一次就杀了八个，人头挂在高杆示众。同时天水将恶贯满盈、逃回老家———徽县、隐藏在亲戚家的匪首张鸿德捉住就地砍头的照片（系杀前和杀后的两张大照片），张贴在三岔镇的照壁上，大快人心，从此地方才平静下来。在“三张”危害时期，吴山匪首王2友邦的张致荣大旗插在赤沙的方山原，毛营长（名字不详，群众称之营长）的大旗插在香泉的主仆山，两山聚集有一二百匪徒。赤沙、香泉办起粮台，给张、毛两匪供给粮食，由百姓送上山。两匪在百十里的陕甘边境抢财主，扯“票子”，直到甄寿山剿灭了匪首王友邦以后，张致荣、毛营长也随之土崩瓦解。

时间不久，通关河、拓石、通洞等地又实行“三丁抽一”自办乡团（以后称民团），每处二十几人或三十几人不等，收集当地百姓土枪、刀、矛、斧为武器，防止盗匪，保卫地方。后来与坪头的码头村王有团合并一起，调到通洞峪（今之通洞乡）驻扎。

同时赤沙、香泉、坪头等地也先后办起了乡团。赤沙团长刘瑞，香泉团长蔡德江，坪头团长赵世英，各霸一方，扩充势力。他们私开炮局自造步枪，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厅堂宅舍，吃喝嫖赌，吸食大烟，大妇小妻，家用奴婢、“锅头”（做饭的）、长工多人，谓之“土皇上”。他们随意向老百姓派粮派款，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如粮秣、团费（伙食费）、枪支费、军衣费、鞋袜费、草鞋（麻鞋）费、柴炭、牲口的草料、大烟款（没有钱，就得交大烟）等等。所有这些都要摊在老百姓的身上，有权势的财主、富户分文不出。团丁、保甲人员下乡催粮逼款，不是鞭打，就是绳栓，谁还敢说个不字。穷人纳不起粮，交不起款的，他们就逼其卖房卖地。无房无地可买的，就被抓去吊打、关押，弄得家破人亡。在那时，乡团名曰“防止匪患，保卫地方”，实则“明团暗匪，躁扰百姓”。他们除了摊派粮款、敲诈勒索以外，团长还暗里派人化妆等路，搜过路行人腰包，抢劫钱财。老百姓说：“乡团比土匪还瞎三等。”

当时县政府的政令在上南区一带根本行不通。这几个乡团长谓之“土皇上”，谁人敢惹，就是县长也畏之几分。后来陇县为了保卫桑梓，安抚这些“山大王”，成立了县民团。全县共分十个常备团，仅上南区就有三个，坪头的赵世英（字子杰），为陇县第六常备团；香泉城隍庙的蔡得江（字润山），为第七常备团；赤沙的刘瑞（字子祥），为第八常备团。总团成立以后，他们就耀武扬威，更神气了。县政府几次调这些团长上县议事，一个也调不动。直到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秋季，县政府派民团总团长杨荻生，带领人马前来围剿，赵世英闻讯逃跑、蔡德江与弟蔡德元（人称二团长）躲避深山，刘瑞先藏身不见，后来硬着头皮见了杨荻生，奉送厚礼，杀猪宰羊款待全部人员，又暗里通知赵、蔡各备烟土、白洋、麝香、豹皮等等，从中贿赂，并请康升魁（人称康老爷）出面说情，酒肉款待几天，杨荻生才班兵回县。

这次围剿没有动“山大王”、“土皇上”的一根毫毛，反而老百姓深受其害。在万恶的旧社会，只要有点势力，都是官官相卫，只要能捞一笔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苦大众，却过着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生活。广大劳动人民日念夜盼，才盼到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全中国，将这里作恶多端的、吞食民脂民膏的“山大王”、“土皇帝”，予以镇压，除了民害，平了民愤，大快人心。

 

 

 

 

 

 

 

 

 

 

 

 

 

 

 

阳平镇警察所

敲 诈 勒 索 记 述

邵 育

阳平镇位于渭河北岸，东连岐山，北接凤翔。解放前，单日逢集，市场繁荣，是柴炭、粮食、木料交易市场。一九四六年宝鸡县警察局派张景田为该镇警察派驻所所长。警察派驻所按说应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但所长张景田到任后，却与当地地痞流氓、盗贼串通一起，狼狈为奸，胡作非为，敲诈勒索，酷害百姓。

重设关卡  害民肥私

国民党统治时期，苛捐杂税甚多。阳平镇集日上市交易的各种货物、熟食和柴、草，除应照章纳税外，还得在警察所设立的关卡另交税佣，他们指物诈财，勒索百姓。有钱的就放过，无钱的就押物抵“税”。卖柴卖炭的得抽下部分柴炭；卖熟食小吃的应先让警察饱餐；卖粮食杂品的得受其盘剥。各种货物、木料和柴草、熟食上市交易，都得经过警察所。否则，轻者加倍罚款，重则无代价没收。敲诈勒索的钱财都装进他们的腰包去了。警察所在阳平镇横行霸道，老百姓见“黑狗”躲之不及，人们看见就说“黑老鸦”来了。他们见啥要啥，见啥拿啥，见啥吃啥，谁敢说半个不字，稍有违抗，就是拳打足踢，轻则打伤，重则性命难保。天长日久，赶集的人少了。上市的货物日趋下降，商人门面生意萧条，小摊小贩七零八落，阳平镇上沉闷不堪，人民生活陷于困境。

收容盗贼  合伙分赃

阳平镇警察所的警察“心黑、眼红、手毒、指甲长”，只要能捞到钱，啥事都干得出来，犯法的事也干。他们与当地地痞、流氓、小偷串通一起外，还从外地收容了一些盗贼。其中有一个叫王呀，以偷牲口为业，方圆几十里搞得鸡犬不宁，他们把这个盗贼叫道警察所合伙搞起生意来了。盗贼在警察所的支持掩护下，胆子越来越大。东至蔡家坡，西至虢镇，南至太白，北至凤翔，到处进行偷盗活动。每天晚上偷盗一至二头牲口。凡是丢牲口的都要拿出牲口所值价款一半以上交给警察所。名曰：“办案费”，过上几天时间，他们给你指定地点，才可把牲口拉回。我家一头骡子被王偷去。给警察所花了八石小麦的价款，几经周折才从秦家沟赎回。我们这一带地方夜夜有丢失牲口的农户，天天有在阳平警察所赎牲口的农民。他们就是这样内外勾结，狼狈为奸，明偷暗抢、坐地分赃，名则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警察所，实则是与盗贼合伙分赃的交易所。

在警察所的包庇纵容下，旧社会阳平镇小偷越来越多。凡是到阳平镇行窃的小偷、只要在该所履行了登记手续，就划给行窃地区，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追究，警察所竟成了盗贼的庇护所。这帮子小偷在阳平镇闹得乌烟瘴气，见啥偷啥，就连农民的烟袋、火镰（打火用具）也头。乡间、村舍，夜夜防贼，弄得人心惶惶，民无宁日。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上了阳平街，谨防烟袋火镰被盗窃”。惯盗王呀在警察所的庇护下，竟就一名妇女拐骗，给他做了老婆。可见那时的社会治安情况混乱到何等地步。

栽赃陷害  嫁祸于人

当时，我任阳平小学校长，学校师生对警察所的作为十分痛恨。一九四七年冬，我们出于义愤，有意挑选了数名身强力壮的学生，上街给学校买柴买炭，正好碰上警察，他们挡住要抽柴抽炭，学生不允一哄而上围住警察讲理，而警察恶语相待，继则行凶，与学生厮打起来。所长张景天闻讯赶来，被学生揪住从大街扭送学校。这时警察所全部出动，气势汹汹，持枪向学校闯来，被百余名手持军棍的学生把他们挡在校外，不敢妄动。所长张景天被带进学校后，师生同其说理，他理屈词穷，难以下台，在我的劝解护送下灰溜溜的出了校门，撤回人马。

警察所长张景天打了败仗，吃了苦头，岂肯罢休。回所后阴谋策划，嫁祸于人，令其警察将所内碗碟器皿打个粉碎，撕毁蒋介石像和国民党党旗，搞了个假现场，节外生枝，急电县政府、县警察局，并随即派人上具面诉，诬告我带领学生闯入警察所无理横闹。县长杜得霖依情急令召我上县。我到县政府面见杜县长，将事情梗概一一据实详叙，列举了警察所的种种虐迹，才幸免无事。最后，杜县长责令：“所出之事，听后查处。对学生应加强管教，今后不能轻举妄动。否则你要负完全责任”，就这样打了个单面官司。此后，据说县政府曾派员查处此事，认为：“学生之举动未免过火，而警察之卑劣行为，有伤国体”。从而就不了了之。

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张景天输了官司，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密令他豢养的盗贼，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深夜，趁我未在学校，越墙而入，将我的被褥、衣物等件偷了个精光。为此事，我曾面诉县长杜得霖，杜县长还亲书手谕：“责令张景天三日内破案”。结果“贼喊捉贼”，屁事没顶。

以上是我亲身经历的旧社会阳平镇警察所的所作所为。在那个社会里，“天下乌鸦一般黑”，各处都一样。

 

 

 

 

 

 

 

 

 

 

 

宝鸡“道德学社”始末

宋足征供稿  杨志斌整理

“道德学社”是旧社会的一个民众团体。早在清朝末年，四川省威远县有个段正元先生，他专意讲授“道学”，提倡建立“道德学社”。民国元年，他到北京进行“道学”宣传，得到了当时北京一些文人儒士和道学爱好者的推崇，乃联名申请北京政府批准，在北京西单成立了“道德学社总社”。嗣后，逐渐发展到全国有些城市。如河南省有洛阳“道德学社”；湖北省有汉口“道德学社”等。该社当时还办有《道德专刊》杂志，进行宣传鼓动。

陕西省西安“道德学社”于民国二十二、二十三年在西安市案板街成立，推选李纪才为省社理事长。随之周至等县相继成立了“道德学社”。宝鸡“道德学社”于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由康裕如（河南偃师商人）发起，张韶先、张子才等人负责筹备，一面捐募资金，一面请西安“道德学社”的“学长”虎祖元、孙绳先等人讲学，扩大影响。同时，申请县政府登记立案。经批准后在宝鸡中原巷购买地基，修建礼堂、宿舍、灶房。于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七月正式成立了宝鸡“道德学社”，推举张子才为理事长，康裕如、王柏起、虎尧卿、容静轩、孙绳先、姚子厚、张韶仙为理事，主持学社的事务活动。

道德学社推崇儒学，宣传封建道德，以“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为信条，以孔孟之道修身齐家，力图挽回世运。在学社内倡导互相维护，排难解忧，募捐经费，扶厄解困，兴办慈善事业。一些市民、农民、商贩和部分绅士，工商界人士受其影响，纷纷参加，“社员”达数百名。

凡自愿参加“道德学社”的，要交纪名费，在“学社”礼堂尊师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礼，发愿立誓，然后发给一本北京总社印的《学道须知》和段正元亲自写的《三我》、《三我立道》等小册子，自学修行。

宝鸡“道德学社”在农历的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这三天举行集会，自愿参加。“学社”礼堂内不设神像，只供奉一个牌位，上写“大无为无所不为真主宰段正元师尊之位”。“社员”在段师尊位前行三跪九叩礼，焚香化表，或听讲道，或坐在一处自修学道。有时请外地学社的人来讲道。

“道德学社”提倡募捐办学，兴办慈善事业。从北京到各省、县的学社，大都办有学校，统名为“中和小学”。一九四七年，宝鸡“道德学社”兴办了“中和小学 ”。开始是学社子弟上学，学生也不多，讲一些《弟子规》、《女儿经》、《中庸》等。后来因社会上学生纷纷来校上学，逐步发展扩大办成了一所正规学校，设五个班，学生二百多人，有八、九教师，教学内容也作了新的更改。学校经费本着“不用国家一分钱，不募社会一文捐”的教规，由“社员”自愿捐助，学校费用全由学社开支。学社办事人员没有薪金，属义务性质，一切开支均由会计人员经手。

宝鸡“道德学社”，曾先后在虢镇、贾村、县功等地设立过分社。这几处“社员”不多，社址有的就设在社员家里。解放后，一九五一年私立中和小学由宝鸡市人民政府接管。宝鸡“道德学社”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被人民政府明令取缔。

 

 

 

 

 

 

 

 

 

 

 

 

 

 

 

 

解放前宝鸡西山地区

青红帮活动情况

王文仁

一九三八年，我任赤沙小学校长，由于年轻幼稚，对于当时五花八门的社会现象，难以辨认。一九四O年秋季有一天，赤沙镇镇长白子厚约我去县功镇参加“青帮”，自己出于好奇心理，盲目跟去。到达县功后，看见来自宝鸡的“青帮”师父李越村和秦伯瀛等一帮人，说第二天晚上在县功火神庙摆“香堂”磕头拜师。第二天我就去了，香案上插着“义重千秋”和X X 祖师爷的牌位，前去磕头拜师入帮的约有三、四十人。“青帮”是师徒关系，以“通、悟、学”三字排辈。“通”字辈是师父，只有李越村（口音是外地人）。“学”字辈称“悟”字辈为师父，称“通”字辈为师爷。这次新磕头是“悟”字辈，由“学”字辈司仪，依班辈次序磕头，磕了几十个头，每人交两元“功德费”，给每人发一个小册子，名曰《学道初步》，就算入了帮。第三天同白子厚返回了赤沙。

自己从事教育工作，自命“清高”，对此事实觉乏味，又感庸俗，以后对谁也未谈及入帮的事。过后才逐渐认识到，入帮拉派，完全是藉帮剥削，尔虞我诈，唯利是图，再无他意。例如当时宝鸡的秦伯瀛、张定五等人，利用帮会关系，上捧下吹，招摇撞骗，横行一时，人所皆知。抗战时期外地流落宝鸡的各色人物众多，身份复杂。又因铁路修建西展，宝天线上的帮会活动猖獗一时，特别是“红帮”活动，较为突出。据悉红帮是弟兄伙，称江湖上的头子为“大爷”，最小的叫“老么”吃的最开。入帮仪式叫“开山堂”，听说帮规很严，只要一入帮，就称哥拜弟，一切不论你我，很讲“义气”。并对一切事物另叫名称，有所谓“海底”（暗语）等。如在某些场合相遇，出示手势，答上“言子”（暗语），即认为是自己人，盛情接待，远接远送；对方如不表示，答不上“言子”，就会横遭冷遇，甚至将所带财物留下。

在宝鸡铁路的红帮头子叫郑汝平，自称是“西华山山主”，在建河车站，挂一“中原垦殖社”牌子，又称“小梁山农事试验场”，场长郑汝平，副场长徐家朋（山东人），实际上只有几个工人（都是帮会的）。他们以“开山堂”收弟兄为主要营生，只要有点名气的人入帮，就称之“新衣大爷”，也叫“坐地大爷”。以后如有兄弟投上门来行个礼节，口中有词：“兄弟多在家中务农，少在江湖领凭，只知江湖贵重，不懂江湖礼仪，如有不到之处，请大哥海涵”。这一下就得满招满应，临走时还得装上盘费。“山主”走到那里，如遇上自己人就得送礼物，方显得有义气。

旧社会的帮会，虽说是秘密组织，其实政府从不加过问。在某些情况下，还起着包庇纵容社会上盗贼团伙的作用。

解放初期，在西山地区及宝天铁路线一带，由梅树成（河南人）纠合的“忠义军”，张金（坪头人）串通的“仁义军”全是些“红帮”兄弟，地痞流氓，到处抢劫，扰乱社会秩序，鸡犬不得安宁，人民痛恨至极。解放后经过镇压反革命，取缔了反动的会道门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