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在宝鸡县政府兵役科当过科员，对旧社会兵役实施中的种种弊端，目睹耳闻。根据自己的记忆略述如下：

民国初年，各军阀和各地政府继续沿用封建社会的募兵制，即需要兵员时，就张贴榜文、布告，在街市上插旗招兵，用金钱招收愿吃粮当兵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搞“假抗日，真反共”，一方面，消极抗日，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陷，财政经济危机另一方面积极调集围剿我抗日八路军。因而兵源枯竭，补充困难，国民党政府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改募兵为征兵，颁布命令执行，遂之，宝鸡县政府成立了“社训总队”，教官陶毓经、继任王济民。

征兵的原则是“三平”，即平等、平均、平允。具体规定是：三丁抽二，两丁抽一，独子不征，精神病患者和剥夺公权者自当除外。规定年令为十八周岁至二十五周岁的男性公民，以后又延至三十五周岁。凡符合此规定者，不论是谁，都有应征服役的义务。

当时，从上到下有一个完整的组织机构。中央由军政部主管，省设军管区，分征募、补训两个部门。省以下按地区设师管区，亦设两个部门。县政府设兵役科，承办兵役事宜。宝鸡县兵役科于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成立，属凤豳师管区管辖。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兵役科改为军事科，科长李树华，继任王斌舞。

兵役实施办法由县政府兵役科承办，组成工作队下到各乡（镇）,普遍调查适令壮丁，列造名册，按年次逐年递退升补。调查后编号存案，待配赋令下，即按乡（镇）大小，壮丁人数的多少，按比例分配，依号抽签征集，拨交接兵部队。

宝鸡县的壮丁抽签曾搞过三次。第一次是在县长王奉瑞任内（民国二十八年），由兵役科长王新民在西坪、蟠龙、马迹三个乡试办；第二次仍在王奉瑞县长任内，由兵役科长郭殿政负责，在全县抽签征集；第三次是在董学舒县长任内，由军事科长李树华负责在全县进行。在这三次中，前后两次声势浩大，所到之处，招待铺张，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大发横财。如科员金克平在第一次征集中贪污一千余元，临告结束弃职逃跑。第二次科员张治远因受贿逃跑。第三次组长郭师信，在陈宝乡受贿被当地告到第九区（宝鸡）行政督查专员公署，专员温崇信命令县长董学舒查处，董县长派我到鸡峰乡婉言将郭诱回，管押七十天后释放。

这三次所征兵丁，都交给了接兵军队。交接中恐其逃跑，一路之上，用绳子捆绑，拴成一串，形同囚犯。吃不饱，睡不好，脚踢拳打，拿鞭子抽，实实难忍。

由募兵制改为征兵制，开始壮丁按签号应征，无话可说。其后由于旧政权的种种弊端和抗战日趋紧急，兵员补充日益增多，便出现买卖壮丁，抓丁拉夫。那时雇用一个壮丁要花几十石麦子，贫民百姓谁能雇得起，只好被抓去当兵。分派到各乡（镇）、保、甲的壮丁，抽不出的就按户按人平摊，雇人顶替。拿不出钱的就捆绑拉走，弄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家破人亡，民不聊生。旧社会“有钱能买鬼推磨”，有钱有势的就雇人顶替。宝鸡“天成德”经理杨振海，家中被派一名壮丁，花了很多钱雇了一个人顶替，才了其事。所雇之人，多是烟鬼、赌棍、兵痞、二流子。这些人以“卖壮丁”为业，把卖壮丁视为“生意”。他们用钱贿赂接兵之官长，买通各个“关节”，上下串通，互相勾结。有的卖过三、五次以至十来八次，从中捞取大笔钱财，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接兵官佐受了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接暗放”也做起“生意”来了。凡遇所谓“逃跑壮丁”，接兵军队照例过文到县追缉，县上即令乡、保、甲追查、补额。找不到人就又雇买或按价交款，以此敲诈勒索钱财。所缺兵丁，则由接兵军队途中拉丁抵补，遇见青壮年就抓，百姓畏兵如虎，人人害怕，家家恐慌，弄得路断人稀。

随着征兵制的实行，机构也有所变更。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省以下师管区撤销，改为团管区。县政府兵役科改为军事科（包括军用代办所）。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军事科裁撤，归并国民兵团，县长王奉瑞兼团长，郭殿政、李树华先后任副团长，下设征募、补训两个部门。

民国三十四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兵团、军事科等机构随之结束，改建为宝鸡县保安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