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平镇位于渭河北岸，东连岐山，北接凤翔。解放前，单日逢集，市场繁荣，是柴炭、粮食、木料交易市场。一九四六年宝鸡县警察局派张景田为该镇警察派驻所所长。警察派驻所按说应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但所长张景田到任后，却与当地地痞流氓、盗贼串通一起，狼狈为奸，胡作非为，敲诈勒索，酷害百姓。

重设关卡  害民肥私

国民党统治时期，苛捐杂税甚多。阳平镇集日上市交易的各种货物、熟食和柴、草，除应照章纳税外，还得在警察所设立的关卡另交税佣，他们指物诈财，勒索百姓。有钱的就放过，无钱的就押物抵“税”。卖柴卖炭的得抽下部分柴炭；卖熟食小吃的应先让警察饱餐；卖粮食杂品的得受其盘剥。各种货物、木料和柴草、熟食上市交易，都得经过警察所。否则，轻者加倍罚款，重则无代价没收。敲诈勒索的钱财都装进他们的腰包去了。警察所在阳平镇横行霸道，老百姓见“黑狗”躲之不及，人们看见就说“黑老鸦”来了。他们见啥要啥，见啥拿啥，见啥吃啥，谁敢说半个不字，稍有违抗，就是拳打足踢，轻则打伤，重则性命难保。天长日久，赶集的人少了。上市的货物日趋下降，商人门面生意萧条，小摊小贩七零八落，阳平镇上沉闷不堪，人民生活陷于困境。

收容盗贼  合伙分赃

阳平镇警察所的警察“心黑、眼红、手毒、指甲长”，只要能捞到钱，啥事都干得出来，犯法的事也干。他们与当地地痞、流氓、小偷串通一起外，还从外地收容了一些盗贼。其中有一个叫王呀，以偷牲口为业，方圆几十里搞得鸡犬不宁，他们把这个盗贼叫道警察所合伙搞起生意来了。盗贼在警察所的支持掩护下，胆子越来越大。东至蔡家坡，西至虢镇，南至太白，北至凤翔，到处进行偷盗活动。每天晚上偷盗一至二头牲口。凡是丢牲口的都要拿出牲口所值价款一半以上交给警察所。名曰：“办案费”，过上几天时间，他们给你指定地点，才可把牲口拉回。我家一头骡子被王偷去。给警察所花了八石小麦的价款，几经周折才从秦家沟赎回。我们这一带地方夜夜有丢失牲口的农户，天天有在阳平警察所赎牲口的农民。他们就是这样内外勾结，狼狈为奸，明偷暗抢、坐地分赃，名则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警察所，实则是与盗贼合伙分赃的交易所。

在警察所的包庇纵容下，旧社会阳平镇小偷越来越多。凡是到阳平镇行窃的小偷、只要在该所履行了登记手续，就划给行窃地区，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追究，警察所竟成了盗贼的庇护所。这帮子小偷在阳平镇闹得乌烟瘴气，见啥偷啥，就连农民的烟袋、火镰（打火用具）也头。乡间、村舍，夜夜防贼，弄得人心惶惶，民无宁日。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上了阳平街，谨防烟袋火镰被盗窃”。惯盗王呀在警察所的庇护下，竟就一名妇女拐骗，给他做了老婆。可见那时的社会治安情况混乱到何等地步。

栽赃陷害  嫁祸于人

当时，我任阳平小学校长，学校师生对警察所的作为十分痛恨。一九四七年冬，我们出于义愤，有意挑选了数名身强力壮的学生，上街给学校买柴买炭，正好碰上警察，他们挡住要抽柴抽炭，学生不允一哄而上围住警察讲理，而警察恶语相待，继则行凶，与学生厮打起来。所长张景天闻讯赶来，被学生揪住从大街扭送学校。这时警察所全部出动，气势汹汹，持枪向学校闯来，被百余名手持军棍的学生把他们挡在校外，不敢妄动。所长张景天被带进学校后，师生同其说理，他理屈词穷，难以下台，在我的劝解护送下灰溜溜的出了校门，撤回人马。

警察所长张景天打了败仗，吃了苦头，岂肯罢休。回所后阴谋策划，嫁祸于人，令其警察将所内碗碟器皿打个粉碎，撕毁蒋介石像和国民党党旗，搞了个假现场，节外生枝，急电县政府、县警察局，并随即派人上具面诉，诬告我带领学生闯入警察所无理横闹。县长杜得霖依情急令召我上县。我到县政府面见杜县长，将事情梗概一一据实详叙，列举了警察所的种种虐迹，才幸免无事。最后，杜县长责令：“所出之事，听后查处。对学生应加强管教，今后不能轻举妄动。否则你要负完全责任”，就这样打了个单面官司。此后，据说县政府曾派员查处此事，认为：“学生之举动未免过火，而警察之卑劣行为，有伤国体”。从而就不了了之。

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张景天输了官司，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密令他豢养的盗贼，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深夜，趁我未在学校，越墙而入，将我的被褥、衣物等件偷了个精光。为此事，我曾面诉县长杜得霖，杜县长还亲书手谕：“责令张景天三日内破案”。结果“贼喊捉贼”，屁事没顶。

以上是我亲身经历的旧社会阳平镇警察所的所作所为。在那个社会里，“天下乌鸦一般黑”，各处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