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二年（1943），我在宝鸡西街小学教书（校长）。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最紧张的关头，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经济萧条，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教师也在饥饿线上挣扎；名义上有粮（薪水），实际按月不能及时发下。如老教师俱志青、张秉军等回忆说：教师每月待遇只有一百一十七斤小麦，但久拖不发；领来后交到磨房，三打五除二，仅够维持最低限度的伙食，其他补助全无。那时，当教师确实穷酸，被人瞧不起。不干吧，人们舆论，家里人嫌弃，自己又怕别人说闲话，“念了几年书，啥都弄不成，成了牛铃锁子铁”。就这，没有人情面子还当不上呢。当了教师，群众称先生，就要象个先生的样子，要穿制服，戴礼帽。当时大部分教师都是拿土白布用麦草灰染制而成，生活很艰苦，正如教育家陶行知说的：“人人称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妈子，同样为人带孩子，吃不饱来饿不死。”这是对教师生活真实写照。

贫穷落后的中国，加之烽火连年，国库空虚，教育非常落后，教师多在破庙教学，就这，还经常遇到迫害和有失业的危险，如教师朱家贤、冯伯龙等都是思想进步的青年，又有一套业务能力，却遭到教育科挑剔。有两位女教师，原籍河南人，夜间还在学校，第二天清早，卷走行李，不见人了。这是河南地下党派来宝鸡做工作的，因教育科挑剔，怕影响全局，通过组织转移了。当时我的工作也受到极大的限制，除发愁教师的生活外，学校其他开支全凭我在外拉扯、赊欠应付。至于学校的校舍建筑，那就更困难了。鉴于这种情况，我辞职不干，教育科长张天儒勉励我继续干。为了培养下一代，我下定决心，克服种种困难，拆掉校内破烂不堪的学生宿舍，呈准卖了文庙几棵柏树，又拆了魁星楼，才修起了砖木结构的九间二层楼，解决了三个教室及教师宿舍问题。寄宿生完全改为走读生。这样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政府各机关单位公粮（薪水）已发到四月份，但各学校教师的公粮一月份的还未发下。学校一再催问教育科，教育科负责人说财政局不批领条。我和教育科张群英研究好，如再不发，我就要在“统一日报”上发消息，质问政府理由。于是张敏之编辑弄了“破栏”，将我稿子刊在报头下正中间，题目是“叫花子质问政府”。县长杨炳南看后，大发鼻气，责令教育科追查是谁写的。张群英申述了学校数月不发工资，教师生活实在无法维持下去，所以才迫不得已这样搞。杨炳南默认。这样才清算了四个月工资，归还了磨户代垫的旧账。

旧社会当小学教员，实在下贱，当时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十等教师与叫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还是尽量教好学生，提高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