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我任赤沙小学校长，由于年轻幼稚，对于当时五花八门的社会现象，难以辨认。一九四O年秋季有一天，赤沙镇镇长白子厚约我去县功镇参加“青帮”，自己出于好奇心理，盲目跟去。到达县功后，看见来自宝鸡的“青帮”师父李越村和秦伯瀛等一帮人，说第二天晚上在县功火神庙摆“香堂”磕头拜师。第二天我就去了，香案上插着“义重千秋”和X X 祖师爷的牌位，前去磕头拜师入帮的约有三、四十人。“青帮”是师徒关系，以“通、悟、学”三字排辈。“通”字辈是师父，只有李越村（口音是外地人）。“学”字辈称“悟”字辈为师父，称“通”字辈为师爷。这次新磕头是“悟”字辈，由“学”字辈司仪，依班辈次序磕头，磕了几十个头，每人交两元“功德费”，给每人发一个小册子，名曰《学道初步》，就算入了帮。第三天同白子厚返回了赤沙。

自己从事教育工作，自命“清高”，对此事实觉乏味，又感庸俗，以后对谁也未谈及入帮的事。过后才逐渐认识到，入帮拉派，完全是藉帮剥削，尔虞我诈，唯利是图，再无他意。例如当时宝鸡的秦伯瀛、张定五等人，利用帮会关系，上捧下吹，招摇撞骗，横行一时，人所皆知。抗战时期外地流落宝鸡的各色人物众多，身份复杂。又因铁路修建西展，宝天线上的帮会活动猖獗一时，特别是“红帮”活动，较为突出。据悉红帮是弟兄伙，称江湖上的头子为“大爷”，最小的叫“老么”吃的最开。入帮仪式叫“开山堂”，听说帮规很严，只要一入帮，就称哥拜弟，一切不论你我，很讲“义气”。并对一切事物另叫名称，有所谓“海底”（暗语）等。如在某些场合相遇，出示手势，答上“言子”（暗语），即认为是自己人，盛情接待，远接远送；对方如不表示，答不上“言子”，就会横遭冷遇，甚至将所带财物留下。

在宝鸡铁路的红帮头子叫郑汝平，自称是“西华山山主”，在建河车站，挂一“中原垦殖社”牌子，又称“小梁山农事试验场”，场长郑汝平，副场长徐家朋（山东人），实际上只有几个工人（都是帮会的）。他们以“开山堂”收弟兄为主要营生，只要有点名气的人入帮，就称之“新衣大爷”，也叫“坐地大爷”。以后如有兄弟投上门来行个礼节，口中有词：“兄弟多在家中务农，少在江湖领凭，只知江湖贵重，不懂江湖礼仪，如有不到之处，请大哥海涵”。这一下就得满招满应，临走时还得装上盘费。“山主”走到那里，如遇上自己人就得送礼物，方显得有义气。

旧社会的帮会，虽说是秘密组织，其实政府从不加过问。在某些情况下，还起着包庇纵容社会上盗贼团伙的作用。

解放初期，在西山地区及宝天铁路线一带，由梅树成（河南人）纠合的“忠义军”，张金（坪头人）串通的“仁义军”全是些“红帮”兄弟，地痞流氓，到处抢劫，扰乱社会秩序，鸡犬不得安宁，人民痛恨至极。解放后经过镇压反革命，取缔了反动的会道门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