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蓄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却顽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力求妥协，步步退让；一方面积极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镇压爱国进步力量。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内蒙等地相继沦陷。千万同胞被屠杀，沦陷区人民纷纷逃往内地。

陕西门户禹门口、潼关、风陵渡等地，每天遭受日军炮轰和袭击。日军飞机不断地轰炸西安、宝鸡等地，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国民党政府下令西安疏散人口，工厂、学校南迁四川和陕南。一九三八年西安高中、西安一中迁往汉中，西安二中迁至宝鸡县六川店。我那时在西安二中上学。当时，抗日战场国民党军队大溃退，向南逃跑，蒋介石和胡宗南排除异己，保存嫡系，利用陕人保陕，将赵寿山（解放前起义将领）部队扩编为三十八集团军，委任赵寿山为司令，调驻黄河沿岸防守作战。爱国青年，对国家民族的存亡忧心忡忡，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个个怨声载道，那里有心在校读书。在全国各地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下，迁往汉中的西安高中、西安一中，遂之爆发学潮，来到宝鸡。我和同学王登录请假回家路过宝鸡、卧龙寺车站，亲自目睹这一事件。

一九四O年四月五日，迁至汉中的西安高中、西安一中学生，由汉中纷纷到达宝鸡欲转乘火车赴陕西省教育厅请愿，要求将学校迁回西安。省教育厅闻讯，急电宝鸡县政府阻止，县长王奉瑞令警察局出动警察约百余名，荷枪实弹把守宝鸡车站售票窗口和车厢门口，不让给学生售票。阻挡学生乘车。由汉中陆续来宝的两校学生约六七百名，挤满了宝鸡车站，与警察相峙斗争。四月六日，两校学生蜂拥上车，被警察、车警和纠察人员推拉踢打，驱离车厢，威逼学生返回汉中。学生威武不屈，愤怒抗议，不畏强暴，坚持斗争。四月七日他们商议改变计划，决定由宝鸡步行西安。分为两路出发：一路冲过宝鸡火车桥的警卫，一路绕开警察阻挡由金陵河便桥前进，汇合后向东开拔。沿途高唱抗战歌曲，昂首疾步挺进。当行至卧龙寺车站时，宝鸡县警察局警察结队赶来，持枪威胁，大喊“不能走”。将学生团团包围。警察凶如恶狗，冲进学生队伍，乱打乱抓，有的学生衣服被扯烂，有的学生被警察枪托打伤。学生奋起与警察交锋，用铁道上的石子痛打暴徒，警察向学生开枪，当场打死西安高中一名学生（姓名记不起），激起学生义愤。两校学生学生抬尸到宝鸡游行示威，将死难同学的尸体，抬到宝鸡县警察局，并联合发表了《告宝鸡各界人民书》和《向陕西省教育厅长王捷三的控诉书》。学生们涌向街头宣传，到处张贴标语，派代表找宝鸡县长王奉瑞和警察局长杨源培，清算血债，抗议警察局暴行，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为死难同学报仇雪恨。但这些反动家伙早已逃之夭夭。

陕西省教育厅恐其事态继续发展不好收拾，即派第二科科长石雨琴等人来宝处理此案，宝鸡县政府派教育科长杨参政参加，解决这一严重问题。他们当面答应由县教育科将死难学生代为棺殓，召开追悼大会，送回西安埋葬，并答应在宝的西安高中、西安一中学生住宿在宝鸡汉中路陇海池（今之宝鸡市东风旅社），生活费用由县政府负担；然后派代表赴西安谈判。

西安高中、西安一中两校选派学生代表，赴省教育厅谈判。经过几次磋商，最后达成协议，同意学生提出的条件，答应学校迁回。两校遂于同年八月迁回西安。宝鸡事态遂之平息。

当西安高中、西安一中学生赴省请愿开始，西安二中校长侯良弼，唯恐我校师生闹学潮，参加赴省请愿，立即召集全体师生训话。他声色俱厉地讲：“我是不愿来到多学潮的西安二中作校长的，王厅长（捷三）许可了我的意见后，我才来的。话说在先，你们谁要闹学潮就闹，多少人闹，我就开除多少人；全班闹，就开除全班；全校闹，我就先关门，后呈报，停办学校”。他还制订了严格的校规和点名、请假制度。无故不上课者，按时间长短，分别给予记过、退学和开除处分。为了防止学生闹学潮，利用课外时间开展体育竞赛，控制学生出外活动。慑于侯校长的淫威，我们西安二中的同学，没有参加这次两校学生闹学潮，学校仍留在县西六川店。后于一九四O年九月迁至石羊庙，一九四三年迁至虢镇城隍庙。抗日战争胜利后，于于一九四六年八月迁回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