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山，亦曰“西镇吴岳”，是我国历史上的名山之一，自汉代就列入全国名山，谓“四镇”之一，闻名遐迩。吴山曾经封建皇帝册封，列入祭奠，如期祭祀。可是对吴山的历史众说不一。今据陇县南坡出土的周墓群及宝鸡、贾村、竹园沟等地出土的文物和有关史书记载，吴山即禹贡岍山，左之西镇也。殷商曰岍山。《周礼职方》：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史记·周本记》云：吴山即周太伯奔吴的建都地。而《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太伯及其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季历之兄。因季历贤明且有一子姬昌（即周文王），太王欲传位于季历以延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便奔于吴地（即今江苏南部），以避季历。这里对“太伯、仲雍奔吴”，提出如下疑点：

首先，从历史年代考。吴国历史到东周简王时期（即公元前五八五——前五七二年），才由正式记载，史籍中出现吴王寿梦这个名子：“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①。“大凡自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②。《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曰：“寿梦是仲雍十八代孙”，又云“自寿梦二年当成公七年”。顾炎武《日知录》载：“吴之见于经亦始于成公七年，曰吴而已”。由此可知，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这样漫长的历史，在先秦史籍中是无从考的。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对此记载是无根据的。同时太王是在商末时期，其子季历（即太伯、仲雍之弟）被商王文丁杀害。子，文王姬昌继父业而立为周族首领。文丁是商末倒数第三个帝王，当是公元前十一世纪。

第二，从上古地域考。岐周之地在今陕西岐山，位于中国的西北方。故周文王史称西北侯，到武王灭商创立西周王朝。而吴国远在东南海滨，二者相隔千万里，其间还有许多不同民族的部落或小诸侯国，如后来春秋时期的滑、陈、郑、宋、许、蔡等国，均在这一带，在周太王所处的商末时代，中原地带的殷商属奴隶社会，公、侯、伯、妤、大夫封邑内的奴隶主对奴隶的管辖是很严格的陌生人往往被当作逃亡奴隶被抓获。太伯、仲雍是很难出入其管辖之地的；并且，当时交通不便，要途经自然环境恶劣，江河天险，高山密林，无人烟的空旷地带几百里，谈何容易。况东南民族，当时被认为是和“中原”敌对的、未开化的蛮夷异族。从以上情况说明“太伯、仲雍奔吴其客观条件是不具备的。因此，要谈他俩远涉几千里，从西北逃奔东南至海滨的吴地是难以令人相信的。诚然，古代史上曾出现过不少的探险者和开拓者，他们远涉重洋，历尽风险，途经万里，到达了异族异国。一是征战，如秦经略南越和通西南夷，汉武帝对西域各国的征战；一是得到当时统治者的支持或作为使者出使，如班超通西域，唐玄奘游天竺、明郑和下西洋等。而其所处的是封建社会或其极盛时期，而这些条件，作为处在殷商末年避难逃窜的太伯、仲雍来说，根本是不具备的，也是很难做到的。

即是太伯、仲雍奔吴可能，而他们凭什么贤德能使“文身断发”、语言不通、风俗各异的敌对“蛮夷”奉他为君？在奴隶社会，能成为统治一个部落的领袖，一般的都是本民族的，或对于这个或那个民族有过重大贡献的人，要么就是靠武力征服，否则就蛮夷可能成为领袖。作为逃亡的太伯、仲雍既不是有功于吴部落的人，也没有什么武力或实力来开创或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③的说法，也使人难以理解。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得不探究“太伯、仲雍奔吴（荆蛮）的吴，究竟在何地？

林惠祥谓：“吴人亦称荆蛮，春秋之际，始通中原”④。“荆蛮”于中原相通始于春秋之际是可信的。史学家蒙文通谓：“吴即《史记·封禅书》之吴岳。《尔雅》之岳山也，实为岍山，太伯之奔在此”⑤。考古学家顾颉刚亦说：“吴者何？吴岳也。《史记·封禅书》记其山于岐之西，明即《禹贡》之岍，《尔雅》之岳也”⑥。《汉书·地理志》第八·上“右扶风属县岍，下曰吴山在岍县西，古文以为岍山”。《后汉书·地理志》“岍”下亦曰：“有吴岳山、本名千、千水出”。《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岳山、岐山、吴岳······此皆雍州之域”。《史记·夏本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千山在陇州千源县西六十里。其山东邻岐岫，西接陇岗，千水出焉”⑦。

以上材料说明，吴即吴山，古曰岍山，吴山、吴岳，称谓不同实为一地也。

吴即吴山，今在何地？在陕西陇县东南七十里，今陕西宝鸡县新街乡。此山东邻岐岫，西接陇岗，地里位置与史载相符，故我们认为“太伯、仲雍所奔之吴（荆蛮）”不是后来的吴国，而是今陕西省宝鸡县新街乡的吴山。它与当初周太王所邑之地美阳县（汉属右扶风，今岐山扶风一带）为毗邻，与周部落的都城相距一百余里，在当时来说，地处偏僻，太伯、仲雍逃奔此地是可能的。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会出现“太伯、仲雍奔吴（荆蛮）”，并把荆蛮作为太伯始居之地呢？这是后来一些尊承正统观念的儒臣，在编纂历史时，他们从“宗周”这一政治观点出发，把一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情节，臆造编成故事，驾上周王朝加以装饰，以说明他们的论理和历史观点。如太伯、仲雍的出走，明明是被迫的，若果他俩不出走，古公颤父怕他们依仗长子身份，抡夺季历的继位权，也许会杀了他们。在奴隶社会中权位之争是相当激烈的。不说殷商、西周，从后来的春秋战国时代，帝王府中父杀子，子杀父，兄弟相残，君臣互杀是常有的事，何况那时所谓儒家的家族伦理并没有完全形成以至定型化的殷商末期呢？因此这是一种很明显的假托，美化了太伯、仲雍的形象，为后来夺权者树立了一个“礼让”的榜样，也制造了“兄让弟继”的根据，为后来帝王继位提供了方便。

可是，在公元前四八二年，“黄池之会”上，晋国却“假托周天子之言，称吴王为伯父”⑧，即承认吴是姬周后裔，跟自己为同姓国家。对此我们认为“黄池之会”上，晋国君之所以“假托周天子之言，称吴王为伯父”，这是因为吴国强大，政治、军事、经济不低于中原地区的国家。特别是吴国的强大威胁到了晋国，同时晋的主要敌人是楚国。出于这样的形势，晋国便采取阿谀奉承的手段，称吴是周后裔，姬姓的国家，目的在于联吴对楚，以便减轻对自己的威胁罢了。

当然，吴国觉得自己作为“荆蛮”异族，要想称霸“中原”是大为不利的，所以处心积虑地要为自己的霸主地位制造合法的伦理根据，因此也自称为太伯的后裔。“吴人亦称荆蛮，其君长称、出自周室”⑨，在“黄池之会”上，吴王曰：“于周室，我为长”10。这就，一方面托以“自重”或“自负”，另一方面借此抬高自己，便于取得霸主的地位，挟天子以令诸侯，代姬周而为天子。所以吴王称自己祖先出自周室，是有政治野心的。

总之以上说明“太伯、仲雍奔吴”，不是“荆蛮”的吴国，而是今陕西省宝鸡县新街乡的吴山。此考证妥否，敬盼文史工作者指正。

注解：

（一）①②③⑧10《史记·吴太伯世家》。

（二）④⑨《中国民族史》上册11页。

（三）⑤蒙文通著：《周秦少数民族研究》。

（四）⑥顾颉刚著《史料杂识·四岳与五岳》。

（五）⑦《史记·夏本记》“道九山”下，“千及岐”，张守节“正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