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炎字公南，生于唐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宝鸡县石鼻城（今千河东魏家崖，唐时属天水县）人。父祖三代以谨守忠孝礼教而著称。曾祖父杨大宝为唐初龙门令，以拒降刘武周城破被害，唐高祖李渊追赠为全节侯。祖父杨哲，父杨播均以孝行受到朝廷旌表。

炎幼时好学强记，为人豪爽，崇尚气节，重视社会现实。他对时政得失多有所议，名懆一时。千、陇一带，称炎“小杨山人”。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河西节度使吕崇贲闻名聘为书记。不久唐兵马副大元帅李光弼表请杨为判官；朝廷亦征诏其为起居舍人，但均未应诏聘。大历元年（公元766年）炎丁父忧居丧三年。初被起用为司勋员外郎，后转为吏部郎中，又升任中书舍人。元载为相，以同郡（元载岐山人）荐为礼部侍郎，史馆修撰。他与常兖同为知制诰，代皇帝起草诏令。常善于授官之诏命，炎长于降恩诏书。自开元以来，善诰制之美者，时称常、杨。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代宗诛杀元载，炎被株连，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

德宗李适在东宫时，雅知杨炎之名，爱其才华，收炎为李光弼之父李楷洛所撰之碑文，以文辞之丽，书挂于壁，背诵尝玩。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德宗即位，经崔佑甫举荐，于八月，拜杨炎为宰相。

安史之乱后，农村土地兼并严重，赋库管理混乱，政治腐败，财政危机。炎初拜相，上奏皇帝，改革赋税：“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现）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主张废除“以丁为本”的租、调、庸制，实行“以资财为主”的两税法。

唐初沿袭隋之租调庸法规定，每丁负担数，是以天下每丁男受田一百亩的假设为基据的，事实上，不仅受田不一，或只具空文。至中唐期，地主兼并愈烈，官府贪暴愈凶，农民受租调庸法的苛政亦愈重。不是“敛获始毕，执契行贷”，便是“丝不容织，粟不暇春”，收获物不是为高利贷所掠去，即被官府夺走，农民只有逃亡一条路。因而，逃户、隐户连年日增，土地荒芜，税收减少，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均田制名存实亡，人民困苦不堪。租调庸制再难适用。在此情况下，杨炎奏请之两税法，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由德宗布告天下施行。

两税法的实行，废除了“以丁为本”的不合理的税制，实行了“以资财为主”，即以“贫富为差”的赋税原则。按农户土地多少，商贾资财多寡，分等定级，每年分春秋两次纳税，所以叫两税法。两税法为我国税制一大改革，简而易行。当时较为公允，一直延续了八百多年，至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所代替。

两税法的实行，唐朝廷收到增添户口，增加钱粮的效益。百姓的负担虽未减少，但比前法较为合理。杂乱苛政，随意附加的现象暂时竭止了。而在唐后期政治愈加腐败，两税法行之弊端丛生，赋税又加重了。原定“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而朝廷却领头增加“供军”，“进俸”等税目。地主兼并，高利贷剥夺，更加猖狂，官吏贪掠日盛。诗人白居易在《重赋篇》里说：“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民。厥初防其淫，明赦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莱河岁月久，贪吏得因遁。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诗里把皇帝说成爱民，重赋全是贪吏所为，是否有意欺骗百姓且不论它，但他代表千万民众作出了正义的斥责。

唐代宗杀卢杞，“刘宴参与密议，杨炎受株连贬官”。炎得权后，为泄私愤和为元载报仇，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进谗言，使德宗杀刘宴。刘宴是个有名的理财家，人们都为之呼冤，时割据淄青镇的李正己和诸镇早有异谋，正好借此连连上表，请问刘宴的罪名。杨炎畏惧，遂派人密言刘宴是出自上意。德宗知其而恶炎，遂任卢杞为相，不再专任杨炎。

卢杞非常阴狡是李林甫、元载之后又一著名奸相。他顺从德宗刻薄猜忌之性伤害群臣。其陷人技俩，超过杨炎数倍，同时卢、杨为相，政见不合，互争权利，渐为仇家，杨炎哪是卢杞的对手。卢杞数进谗言于德宗。七月，遂罢杨炎政事，降职尚书左仆射。卢杞又制造谣言，将杨炎下狱，诏三司会同审理。十月，杨炎被贬为崖州（今广东琼山境）司马。在杨去崖州途中未百里，诏下赐死，时年五十五岁。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卢杞败，诏复炎官，镒平历。杨炎文藻雄丽，著有文集十卷，制集十卷，系苏弁所编，并行于世。

（此资料根据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新《唐书·杨炎传》摘编。）